1905年上半年，革命党人吴樾写就《暗杀时代》一文。这篇近2万字的文章共分14节，分别是，《序言》、《暗杀时代》、《暗杀主义》、《复仇主义》、《革命主义》、《揭铁良之罪状》、《杀铁良之原因》、《杀铁良之效果》、《敬告我同志》、《敬告我同胞》、《复妻书》、《与妻书》、《与章太炎书》和《与同志某君书》。
吴樾在该文《序言》中写道：“夫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这篇文章正式发表于《民报》1907年4月的增刊《天讨》上。此时，吴樾本人已因刺杀“五大臣”而殉难一年有余。
暗杀，是清末革命党人惯常使用的手段。据国民党元老柏文蔚的回忆录《五十年经历》记载，孙中山在1905年时就曾亲自组建了同盟会暗杀团。
今天，咱们就介绍几位革命党的著名刺客，他们是，徐锡麟、吴樾、汪精卫和彭家珍。
徐锡麟：“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
首先要说明一点，徐锡麟本人不赞同同盟会的纲领，他至死都没有参加同盟会，始终以光复会会员身份活动。
徐锡麟，浙江绍兴人，生于1873年12月17日，卒于1907年7月7日，殁年33岁。
1904年底，徐锡麟在上海加入光复会。1905年在绍兴创立体育会，后又创立大通学堂，规定入校学生均为光复会会员，参加兵操训练。
是年，在富商许克丞（仲卿）的慷慨资助下，徐锡麟等五位光复会同道都捐了官，徐本人是候补道台，陶成章与另一人是候补知府，另外两个是同知。
徐锡麟在被捕后的“供状”中说：“我本革命党大首领，捐道员到安庆，专为排满而来，做官本是假的，使人无可防备。”
在表叔前湖南巡抚俞廉三的推荐下，徐锡麟于年底赴日本学习陆军，但因视力问题没能如愿。
回国后，还是在俞廉三的推荐下，徐锡麟以候补道身份“分发”至安徽任职。安徽巡抚恩铭，之前曾是俞廉三的下属，对俞廉三一直持师生礼。在给俞廉三的回信中，恩铭表示：“门生正欲用之，无劳老师悬念……适成立巡警学堂，以伯荪（徐锡麟字伯荪-引者）之才，料可胜任。”
于私人关系而言，恩铭对徐锡麟有知遇和提携之恩。
1907年2月，徐锡麟与秋瑾谋划在安徽和浙江同时发动起义。而徐锡麟计划中最核心的一个环节就是刺杀恩铭。他选择的时机是7月8日，那一天正是巡警学堂毕业班的毕业典礼，恩铭将亲自出席典礼。而恩铭是日恰巧有事，毕业典礼遂提前至7月6日举行。
根据《江宁盐巡道朱恩绂为徐锡麟击伤多人被擒各公所已派兵驻守事致端方电》（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是日莅堂，徐锡麟请先入席，意图各员皆入座，为一网打尽之计。新帅（指恩铭，恩铭字新甫-引者）未允，随请莅临礼堂，司道各在侧，即发一炸弹中阶未炸，旋与陈伯平两人各持两枪，马宗汉亦手持一枪，徐持枪猛向新帅连击，身中八伤，第一中肩，第二洞穿手掌，第三中腰际及两腿，最后由尾闾洞穿小腹，遂扑地。时有文巡陆永颐、武巡车德文覆于新帅之背，故文巡随时同殉，武巡身受重伤。”
中枪的恩铭并未当场毙命，被人抬回衙署后才死。死前，他还口授，由其子咸麟笔录了一道给朝廷的“遗折”：“奴才受创甚重，难冀生痊，伏枕哀鸣，谨口授遗折，仰祈圣鉴事。……徐锡麟系曾经出洋分发道员，且以其系前任湖南抚臣俞廉三之表侄，奴才坦然用之而不疑，任此差甫两月，勤奋异常，而不谓包藏祸心，身为党首，欲图革命，故意捐官，非惟奴才所不防，抑亦人人所不料。足见仕途庞杂，流弊滋多，出洋之学生良莠不等。奴才伏愿我皇上进用之时，慎选之也。”
徐锡麟随后被捕，第二天即遭酷刑处死。
他在被捕后的供状中说：“至于抚台厚我，系属个人私恩，我杀抚台，乃是排满公理。”
徐锡麟事发，牵连到在绍兴的秋瑾。1907年7月15日凌晨，秋瑾就义于绍兴轩亭口，时年31岁。
吴樾：“暗杀为因，革命为果。”
吴樾，安徽桐城人，生于1878年，卒于1905年9月24日，殁年27岁。
吴樾是光复会会员，他殉难时，同盟会刚刚成立，他还没有加入。当然，我们现在也很难判断，如果假以时日，他会不会加入。
正阳门火车站
清末新政中，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是个标志性事件。而五大臣的人选也经过两次变动，第一次变动后确定的人选是：镇国公载泽、军机大臣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户部侍郎戴鸿慈和商部右丞绍英。
1905年9月24日，是出洋大臣出发的日子。
当日一早，此前已经潜入京师的吴樾怀揣炸弹，化妆成仆役的样子也来到正阳门火车站。当天供五大臣乘坐的专列一共有五节车厢，前两节是随员，第三节是五大臣的豪华包厢，第四节坐仆役，最后一节是行李车。
吴樾装作随行仆役进入了第四节车厢，之后试图进入五大臣的包厢。由于其面生又是南方口音，立刻引起了卫兵的警觉。就在行动即将败露之际，吴樾慌忙间引爆了身上的炸弹，绍英等仅受轻微伤，吴樾本人被炸得肚破肠穿，支离破碎，当场殉难。
事发后，京师全城戒严，但“大索十日不得”，仅查得吴樾生前在保定高等师范学堂学习过，但“据云现在诸生并无与吴樾亲故知交。……至监督以下各员，于吴樾在堂之日，未能事先察觉，实因该故犯貌似安分并无异常盲动。……知人实难，其情可原。”
1929年，安庆庆云街拓宽，新建一条大道，这条新路是安徽第一条柏油路。这条路最终被命名为“吴樾街”，并留存至今。
汪精卫：“引颈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汪精卫，本名汪兆铭，祖籍浙江绍兴，出生于广东佛山。生于1883年5月4日，卒于1944年11月10日。
醇亲王府
汪精卫1903年官费赴日本留学，在东京开始追随孙中山，是最早的同盟会会员。
1910年3月，汪精卫与黄复生等秘密潜入京师，计划一件惊天大事——刺杀清廷高官。
原来，中国同盟会自1905年8月在日本成立之后，先后发动了6次起义但均以失败告终。梁启超等批评同盟会的暴力革命让年轻人白白送死，同盟会一班骨干却躲在海外，“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为了应对这样的责难，同时振奋同盟会士气，汪精卫下定决心到京师刺杀清廷王公权贵。当时，他确实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汪精卫与黄复生、喻培伦、陈璧君等先后潜入京师后，在南城琉璃厂开了一家“守真照相馆”作为掩护。他们曾经计划刺杀载洵、载涛等宗室，但觉得事情做得还不够大，最终把目标定在了摄政王载沣身上。
载沣身为当今皇帝的本生父，当朝摄政王，随扈众多，安保森严，哪里是一般人近得了身的。
据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汪兆铭炸载沣”一章记载：“初觅得鼓楼大街，因值修筑马路，不果；改觅烟袋斜街，以无铺保，亦不果；乃定于甘水桥。此地在什刹海之旁，三面环海，仅一面有居民数家，甚僻静，与鼓楼大街、烟袋斜街，均为载沣早朝必经之道也。”
很多史料记载，汪精卫几人最终是在银锭桥设下炸弹埋伏，事泄被捕。但银锭桥横跨在前后海交界的最窄处，载沣从家里出发去紫禁城，断然没有过银锭桥向西南走，绕远而行的道理。
而这个“甘水桥”就在今天的小八道湾胡同左近，距离醇亲王府咫尺之遥，其地名和遗址今都已不存。
汪一众在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找铁匠制作了一个大铁桶，这个巨大坚固的铁桶能装炸药四五十磅。他们将铁桶埋于甘水桥小石桥下，结果被本与此事无关的人偶然发现报官，事情败露。
但汪精卫和黄复生并未立即逃走，而是计划再购炸药，继续刺杀计划。很快，侦探通过缴获的大铁桶追到了鸿太永铁匠铺。
1910年4月16日，汪精卫、黄复生和罗世勋(守真照相馆司事)三人被捕。
但三人并未立即遇害，而是幸运地活了下来。究其原因，那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已经大变了。
1911年10月25日，“武昌首义”后的半个月，清朝廷宣布：“法部奏：党禁既开，拟将监禁因犯政治革命嫌疑人犯，请旨悉予释放，并钞录亲供呈览折片。汪兆铭、黄复生、罗世勋，均著开释，发往广东交张鸣岐差委。”（《宣统政纪》卷63）
汪精卫在“法部”衙门大牢里写就绝命诗一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颈成一快，不负少年头。”那一年，汪精卫28岁。
白居易有一首诗，叫《放言五首·其三》，其中有这么几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彭家珍：“共和成，虽死亦荣。”
彭家珍，四川成都金堂县人，生于1888年4月9日，卒于1912年1月26日，殁年24岁。彭家珍毕业于四川武备学堂，是同盟会会员。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但此时，京师的清朝廷仍在运作。
良弼，清宗室。1912年1月，他与溥伟、铁良等宗室成员组织成立了所谓“君主立宪维持会”，即“宗社党”。良弼被推为首领，这些人反对与革命军议和，反对清帝退位。
那时，北洋军在湖北围剿革命军的势头刚刚复起。彭家珍认为，良弼不除，南方的战祸不息，遂决意孤注一掷，刺杀良弼。
彭家珍祠
那时，媒体远没有今日这么发达。彭家珍要刺杀良弼，却不知其人的长相容貌。经过多方查找，他在一位老乡家见到了良弼的照片，设法拿到手后反复记忆揣摩，将其样貌牢记在心。
为接近良弼，彭家珍专程去奉天，以自己原在奉天的同袍崇恭之名给良弼发电报：奉天时下形势危急，要去京师当面向良弼汇报实情。彭家珍这么做，是因为崇恭与良弼有交情。
经过安排，彭家珍穿上清军标统军服，伪造了崇恭的名刺，也就是名片，趁良弼不在家时登门拜访。其用意是，让良弼的仆役认为自己就是真正的崇恭。
1月26日，是阴历腊月初八，彭家珍伪装成刚从奉天乘坐火车抵达京师。他再次化妆赶到良弼府上，府中人说良弼外出在军谘府议事。彭遂赶往军谘府，结果在半路上遇到回府的良弼仪仗。彭家珍以事前伪造的崇恭名刺请求召见。良弼见到名刺不知有诈，让随从招呼彭家珍随自己一同回府面谈。
二人在良弼府门前下车后，良弼当即发现其人不是崇恭，大呼“有刺客”。彭家珍随即投出事前预备好的炸弹。第一颗未中，第二颗炸断良弼左腿，彭本人亦被击中头部当即殉难。
第二天，良弼伤重不治身亡。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
彭家珍在刺杀良弼前，曾留下遗言：“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
上述四位革命刺客，除了汪精卫侥幸捡了一条命，其他三位或当场殉难，或被捕遇害。
徐锡麟殉难时33岁，吴樾殉难时27岁，汪精卫被捕时也是27岁，而彭家珍殉难时只有24岁。
林觉民在参加黄花岗起义前给妻子写的诀别信中说：“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这篇《与妻书》曾入选过中国语文课本。
那一年，林觉民也是24岁。
我想，这正是那些在100多年前，“勇于就死”的年轻人，最真实的心声吧……
康涛
2020年9月4日于北京研磨时光咖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