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經濟中最具活力的組成部分之一，民營企業的生存狀況，不僅僅是一個簡簡單單的經濟問題，更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民生問題。
近些年來，針對營商環境的討論與舉措引人關注，民營企業的日子似乎卻並沒有想象中的好過。過去十年，民營企業面對了哪些難題？未來十年，政策走向又將如何？民營企業能否再度迎來發展的春天？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長江商學院李偉教授的解讀分析。
作者 | 李偉
來源 | 財新網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於2020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舉行。會後發佈了關於此次會議的公告。和以往一樣，公告的內容涉及國民經濟的各個重要領域，各方很快都對公告發表了自己的解讀，於是筆者也想針對此次公告，再結合當下的大環境，來進行一番個人的解讀，以饗讀者。
開宗明義，筆者認為公告表達的最有用的信息可能就是未來十年中國的宏觀政策不會特別緊，尤其是對民營中小企業。
例如，公告中明確說“加大宏觀政策應對力度，紮實做好 ‘六穩’（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工作、全面落實‘六保’（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任務”。
無論是“六穩”，還是“六保”，首先都是保就業。實際上，無論是在任何國家，對任何政府來說，就業都是至關重要的指標。
在中國，國有企業佔有政策優勢，但就業問題主要是民營企業在解決。
圖表1充分表明，民營企業的生存狀況對中國來說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民生問題。
然而，由於中國獨特的經濟結構問題以及轉軌經濟中常見的一些問題，民營企業不定期地會受到遇到一些困境。
例如在2018年的時候，中國的金融監管當局對金融市場的一些亂象進行了清理。
站在金融監管的角度來說，這樣的清理是有必要的，也是正當的，因為當時的金融市場確實存在一些亂象。但問題在於，當我們清理市場時，融資總量就會下滑，這時候融資市場上的弱勢一方就會受害。
長江商學院自2011年9月就開始在校友企業（主要是民營中小企業）中調查它們的經營狀況，其中也包括融資狀況。
圖表2清晰地表明，企業融資環境指數在2018年呈現出一個深V型的發展態勢，當年9月的24.2也是迄今為止的最低點。
企業融資環境指數越高，企業的融資環境越好；指數越低，融資越難，成本越高。所以這幅圖表說明了當時受訪企業融資環境的劇烈變動。
回溯數字背後的原因，還是金融整頓導致融資量下滑，作為弱勢一方的民營中小企業自然受到很大影響。當決策層發現此現象的時候，及時糾正了前期政策的誤差，因此企業融資環境指數又得以快速回升。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受訪的民營中小企業大部分都是一些效率較高的企業，假如這些企業都借不到錢，整個民企群體的狀況可想而知。
圖表3的含義是表示企業生產效率相對於行業平均生產率的高低，指數越高，企業的生產效率越高。由圖可知，受訪企業大多是一些高效企業。
十九屆五中全會的公告裡面說：
“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重點領域關鍵環節改革任務仍然艱鉅，創新能力不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
這說得非常對，但只有當資金流向更優秀的企業時，創新和高質量發展才會接踵而至。
從經濟學上來說，要實現長期持續的經濟發展，就必須依賴技術進步，具體來說就是
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簡稱TFP）。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TFP）
TFP是指“生產活動在一定時間內的效率”，是衡量單位總投入的總產量的生產率指標，即總產量與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
TFP主要有兩種實現方法：
一是依靠資源在不同行業之間的轉移來實現，比如農民進城務工，勞動力從第一產業轉移到了二三產業，效率得到了提升；
二是依靠資源在同行業的不同企業之間的轉移來實現，例如資金從效率低的國有企業轉向效率高的民營企業，但從目前的狀況來看，民營企業依然沒有擺脫融資上的困難局面。
實際上，最近幾年，民營企業在融資上的問題是愈發嚴重了。
信貸流向
近期我們發現，資金在重新配置，但方向卻是反的：資金正源源不斷地從高效部門流向低效部門，而且力度越來越大。
2019年，皮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簡稱PIIE）的中國問題專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發佈報告指出，2012年之後，中國的信貸開始大規模流向國有企業，而非民營企業（圖表 4）。
資料來源：www.piie.com
信貸的這種流向實際上是一種資源錯配，這是不利於經濟發展的。這點從TFP的演變也可以看出：
根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魏尚進教授等人的研究（圖表 5），截至2015年，中國的TFP僅有9年為負數，一是1981年，二是1989年和1990年，三是2009年至2015年，換句話說，2009年之後中國經濟雖然還在增長，但隱患非常大，而2009年也正是我們信貸開閘放水的一年。
資本回報率
在另外一項來自清華大學白重恩教授等人所做的關於中國資本回報率的研究中，也有證據表明近年來中國經濟的效率出現了明顯的下滑。
圖表6顯示，2009年開始，中國的資本回報率大幅下滑，而這一年正好是信貸大規模擴張、投資大增的一年。
白重恩等人在論文中得出結論：政府幹預的影響顯箸為負；投資率大幅攀升和政府規模持續擴大是2008年以來中國資本回報率大幅下降較為重要的影響因素。
國際資本流動
除此以外，我們還可以從國際資本流動的角度來探討這一問題。到目前為止，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上，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仍然是超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這表明了中國對海外資本的吸引力（圖表 7）。
然而，還有一個指標我們也要注意，就是國際收支平衡表上的淨誤差與遺漏。近年來，該指標出現了鉅額逆差，這表明中國的私人資本正以官方未知的方式流出（圖表 8）。
這方面我們可以借鑑蒂布特模型來加以分析。
蒂布特模型
蒂布特模型是1956年查爾斯·蒂布特（Charles Tiebout）建立了一個地方公共產品供給模型 ，其關鍵內容就是“假設具有消費者和投票者雙重身份的居民能夠充分流動，將流向那些能夠最好滿足其公共產品偏好的地區”，而地方政府為了吸引更多的居民流入本地，以增加稅源，往往會把注意力放在與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的領域，適當增加了教育、道路、醫療衛生、社會福利等方面的開支，從而使公共財政的支出範圍和結構與居民的消費需求更趨吻合。
人是如此，流動性更強的資本更是如此。當一國的生存環境較為惡劣時，資本就會“用腳投票”，去國際上尋找新的目的國。
中國這方面雖然還遠未到發生危機的程度，但假如我們不去改革那些不利於民企的政策，那我們又怎麼保證當有一天我們的經濟增速下滑到一定程度時，這些資本還願意留在國內呢？
綜上所述，中國目前面臨著兩個問題，一個是總量問題，一個是結構問題。
當政策環境寬鬆時，就像2009年時那樣，經濟整體會膨脹，民營企業的融資環境也會改善，結構問題會緩解；當政策環境收緊時，就像2018年時那樣，經濟總量會收縮，但這不是最關鍵的，最重要的是相關成本主要由民營企業來承擔，而這些企業的效率更高，這等於是“逆向淘汰”。
公告說“全會提出了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這就是：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將大幅躍升，經濟總量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將再邁上新的大臺階，關鍵核心技術實現重大突破，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基本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截至2019年，以現價美元計算的中國人均GDP尚未到達世界平均水平（圖表 9），這意味著未來我們必須依然保持一箇中高速的增長，才能使人均GDP在2035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而要實現這一目標，適當的宏觀經濟政策是至關重要的。
經過2009年之後，我們已經知道了大放水的危害；經過2018年之後，我們又知道了突然收緊政策帶來的弊端。因此筆者估計未來十年決策層會小心行事，政策環境不會太緊，也不會太鬆，但最關鍵的是不要太緊，不然我們的民營企業真的受不了，到時候受害的還是中國經濟和就業。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