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之一，民营企业的生存状况，不仅仅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民生问题。
近些年来，针对营商环境的讨论与举措引人关注，民营企业的日子似乎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好过。过去十年，民营企业面对了哪些难题？未来十年，政策走向又将如何？民营企业能否再度迎来发展的春天？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长江商学院李伟教授的解读分析。
作者 | 李伟
来源 | 财新网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于2020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会后发布了关于此次会议的公告。和以往一样，公告的内容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重要领域，各方很快都对公告发表了自己的解读，于是笔者也想针对此次公告，再结合当下的大环境，来进行一番个人的解读，以飨读者。
开宗明义，笔者认为公告表达的最有用的信息可能就是未来十年中国的宏观政策不会特别紧，尤其是对民营中小企业。
例如，公告中明确说“加大宏观政策应对力度，扎实做好 ‘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任务”。
无论是“六稳”，还是“六保”，首先都是保就业。实际上，无论是在任何国家，对任何政府来说，就业都是至关重要的指标。
在中国，国有企业占有政策优势，但就业问题主要是民营企业在解决。
图表1充分表明，民营企业的生存状况对中国来说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民生问题。
然而，由于中国独特的经济结构问题以及转轨经济中常见的一些问题，民营企业不定期地会受到遇到一些困境。
例如在2018年的时候，中国的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市场的一些乱象进行了清理。
站在金融监管的角度来说，这样的清理是有必要的，也是正当的，因为当时的金融市场确实存在一些乱象。但问题在于，当我们清理市场时，融资总量就会下滑，这时候融资市场上的弱势一方就会受害。
长江商学院自2011年9月就开始在校友企业（主要是民营中小企业）中调查它们的经营状况，其中也包括融资状况。
图表2清晰地表明，企业融资环境指数在2018年呈现出一个深V型的发展态势，当年9月的24.2也是迄今为止的最低点。
企业融资环境指数越高，企业的融资环境越好；指数越低，融资越难，成本越高。所以这幅图表说明了当时受访企业融资环境的剧烈变动。
回溯数字背后的原因，还是金融整顿导致融资量下滑，作为弱势一方的民营中小企业自然受到很大影响。当决策层发现此现象的时候，及时纠正了前期政策的误差，因此企业融资环境指数又得以快速回升。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受访的民营中小企业大部分都是一些效率较高的企业，假如这些企业都借不到钱，整个民企群体的状况可想而知。
图表3的含义是表示企业生产效率相对于行业平均生产率的高低，指数越高，企业的生产效率越高。由图可知，受访企业大多是一些高效企业。
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公告里面说：
“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
这说得非常对，但只有当资金流向更优秀的企业时，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才会接踵而至。
从经济学上来说，要实现长期持续的经济发展，就必须依赖技术进步，具体来说就是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TFP）
TFP是指“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即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
TFP主要有两种实现方法：
一是依靠资源在不同行业之间的转移来实现，比如农民进城务工，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了二三产业，效率得到了提升；
二是依靠资源在同行业的不同企业之间的转移来实现，例如资金从效率低的国有企业转向效率高的民营企业，但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民营企业依然没有摆脱融资上的困难局面。
实际上，最近几年，民营企业在融资上的问题是愈发严重了。
信贷流向
近期我们发现，资金在重新配置，但方向却是反的：资金正源源不断地从高效部门流向低效部门，而且力度越来越大。
2019年，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简称PIIE）的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发布报告指出，2012年之后，中国的信贷开始大规模流向国有企业，而非民营企业（图表 4）。
资料来源：www.piie.com
信贷的这种流向实际上是一种资源错配，这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这点从TFP的演变也可以看出：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魏尚进教授等人的研究（图表 5），截至2015年，中国的TFP仅有9年为负数，一是1981年，二是1989年和1990年，三是2009年至2015年，换句话说，2009年之后中国经济虽然还在增长，但隐患非常大，而2009年也正是我们信贷开闸放水的一年。
资本回报率
在另外一项来自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等人所做的关于中国资本回报率的研究中，也有证据表明近年来中国经济的效率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图表6显示，2009年开始，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大幅下滑，而这一年正好是信贷大规模扩张、投资大增的一年。
白重恩等人在论文中得出结论：政府干预的影响显箸为负；投资率大幅攀升和政府规模持续扩大是2008年以来中国资本回报率大幅下降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国际资本流动
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从国际资本流动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到目前为止，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仍然是超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这表明了中国对海外资本的吸引力（图表 7）。
然而，还有一个指标我们也要注意，就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净误差与遗漏。近年来，该指标出现了巨额逆差，这表明中国的私人资本正以官方未知的方式流出（图表 8）。
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蒂布特模型来加以分析。
蒂布特模型
蒂布特模型是1956年查尔斯·蒂布特（Charles Tiebout）建立了一个地方公共产品供给模型 ，其关键内容就是“假设具有消费者和投票者双重身份的居民能够充分流动，将流向那些能够最好满足其公共产品偏好的地区”，而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更多的居民流入本地，以增加税源，往往会把注意力放在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适当增加了教育、道路、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开支，从而使公共财政的支出范围和结构与居民的消费需求更趋吻合。
人是如此，流动性更强的资本更是如此。当一国的生存环境较为恶劣时，资本就会“用脚投票”，去国际上寻找新的目的国。
中国这方面虽然还远未到发生危机的程度，但假如我们不去改革那些不利于民企的政策，那我们又怎么保证当有一天我们的经济增速下滑到一定程度时，这些资本还愿意留在国内呢？
综上所述，中国目前面临着两个问题，一个是总量问题，一个是结构问题。
当政策环境宽松时，就像2009年时那样，经济整体会膨胀，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也会改善，结构问题会缓解；当政策环境收紧时，就像2018年时那样，经济总量会收缩，但这不是最关键的，最重要的是相关成本主要由民营企业来承担，而这些企业的效率更高，这等于是“逆向淘汰”。
公告说“全会提出了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这就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截至2019年，以现价美元计算的中国人均GDP尚未到达世界平均水平（图表 9），这意味着未来我们必须依然保持一个中高速的增长，才能使人均GDP在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是至关重要的。
经过2009年之后，我们已经知道了大放水的危害；经过2018年之后，我们又知道了突然收紧政策带来的弊端。因此笔者估计未来十年决策层会小心行事，政策环境不会太紧，也不会太松，但最关键的是不要太紧，不然我们的民营企业真的受不了，到时候受害的还是中国经济和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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