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7年前，那場非典見證了中國電影從高點向低谷的滑落。
2002年12月15日，國內首例非典患者入院就診，幾乎同一時間，內地上映一部即將改變中國影史的電影——張藝謀的《英雄》。
自從14號上映，《英雄》連連報捷，僅用3天就超越了此前票房最高紀錄保持者《泰坦尼克號》，最終票房收穫2.5億，佔2003年全年總票房的四分之一，也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票房過億的影片。
如今，票房過億不是什麼新鮮事。但在2002年，影院數量極少，全國僅有1843塊屏幕——作為對比的是，現在內地院線屏幕有6.8萬塊。如果進行換算，當年的2.5億，相當於現在的近百億。
張藝謀的電影生涯從此斷為兩截。此前幾年，他遭遇票房低谷，2000年的《幸福時光》更是讓他背上了“票房毒藥”的名號。關於張藝謀“江郎才盡”的討論甚囂塵上，那年，他50歲。
《英雄》成就了他。
張藝謀為這部影片拉來3000萬美元的海外投資，製片人江志強盡情釋放著在豪華演員陣營上的想象力。籌備時，他不斷追問張藝謀，“要不要梁朝偉，要不要張曼玉，要不要李連杰……”
張藝謀起初不以為意，覺得不可能有這麼多巨星來為一部文藝片造勢。後來，一切成真。雖然全程參與電影製作，但他還是被以幾何倍數增長的投資和陣容驚到了。
圖：《英雄》工作照
三年後，《英雄》上映，中國電影大片時代由此開啟，但爭議也隨之而至：“一部充滿噱頭的爛片”“意識形態價值觀有問題”“大明星、大製作、大場面，可我什麼都沒看懂”……諸如此類的批評聲此起彼伏。票房雖好，但《英雄》口碑一路跌墜。
張藝謀一度沮喪。但2003年，當他再度談起這部影片時，態度堅定：
“《英雄》當然有很多缺點，我自己不認為它是一部完美無缺的電影，但最重要的是我做了一件事件，這件事情一定是做對了：就是如何讓觀眾不看小屏幕，要看大銀幕，張揚視聽魅力。這一切都做到了。”
的確，張藝謀一定程度上拯救了沉寂的中國電影行業。世紀末，內地電影院觀影率極低，到2002年時，因入不敷出而被迫改成歌舞廳的電影院不計其數。至少，《英雄》把中國觀眾拉回了電影院。
可惜，創下無數紀錄的《英雄》剛激起電影人的信心，非典疫情的驟降又無情地把電影市場拖至冰點。一切始料未及。
4月26日，北京市政府下令關停所有公眾聚集性娛樂場所，電影院歇業近兩個月，生存艱難。牽一髮而動全身，受非典影響，《英雄》出品方也被影院拖欠了500萬票款。
歷來是全國重點票倉的廣州，受疫情影響，2003年的總票房相比頭年減少50%。大量原定於2003年上半年上映的電影紛紛改檔至下半年。而堅持在4月25日上映的《指環王2》毫無意外地遭遇重創，票房不足去年同期《指環王》票房的一半——後者在2002年高居國內票房亞軍寶座。
停拍、撤檔、延期、項目擱置......疫情猶如一把尖刀懸在眾多院線及影視公司的頭上，隨時都可能落下，結束掉他們奄奄一息的生命。
活下去，成為電影從業人員唯一的目的。
02
馮小剛沒有停工。
2003年的非典疫情，並沒有如今天這般，導致所有的影視基地停工。部分劇組選擇了在防護中繼續拍攝。
為了趕上賀歲檔，馮小剛的《手機》劇組“逃離”北京，先是落腳在河南某地，隨後又轉戰到山東青島拍攝。
不料，媒體曝光後，當地居民集體抗議，要求劇組封閉式隔離14天。馮小剛劇組剛落地，便立即前往疾控中心體檢，所有人員身體狀況確認無誤後，便自行在一幢18層酒店裡隔離。拍攝，也在這裡進行。
幾經波折，拍攝進度是勉強保住了，馮小剛卻依舊為難。
且不提消耗的時間和金錢成本，《手機》劇情的背景是在北京，怎麼避免出現穿幫鏡頭？情節該如何接續？場景又怎麼不見痕跡地自然轉換？這些都是問題。
青島的山與海自然不能入鏡。而為了讓影片整體更加連貫，馮小剛決定重拍在北京門頭溝已經完成的部分鏡頭，以作備用。好在，當時影片的重頭戲已經在北京全部拍攝完畢，在青島的拍攝任務主要是加工，進行小幅度的修改和補充。
馮小剛在青島很低調。往年他每次拍攝賀歲片，都會被各大媒體的娛樂板塊追蹤關注。在特殊的2003年，疫情沖淡了往日的焦點。
儘管如此低調，《手機》劇組依舊遭遇了不少白眼，劇組“京”字車牌被當地人說成是“SARS”牌照。更誇張的是，有一天，沒有拍攝任務的葛優想出去透透氣，便約了劇組成員去桌球房打球，沒想到剛到店裡，就有陌生人拿著消毒噴霧劑尾隨其後，一行人頓時失了興致。
馮小剛在暗自蓄力，“中國觀眾看我的電影所帶來的快感，是好萊塢那些大片永遠不能夠給他們的！”
《手機》最終在2003年12月上映，引起轟動。
圖：電影《手機》劇照
彼時，手機還是人們生活中新興的通訊工具，它的出現改變了人們的生活與溝通方式。在手機遠遠沒有如今這樣普及時，馮小剛就給人們敲響了警鐘——技術的出現降低了溝通成本，然而人與人之間並沒有因此而走近，隔膜仍未沖淡，感情的蒼涼與算計如一。
憑藉平實的電影內容和深刻的主題，《手機》力壓《哈利·波特與消失的密室》以及《黑客帝國2》《黑客帝國3》，以5600萬的票房拿下年度票房冠軍。雖然沒有複製前一年《英雄》的票房神話，但《手機》還是給低迷的電影市場注入了信心。
2003年，國內電影產量雖然比前一年增長40%左右，但整體票房並不好：8部票房過千萬的國產片，總票房僅2.05億。
6月底，北京從疫區名單中除名，但電影人期待中的復甦並未降臨。
下半年，當時處於人氣巔峰的趙薇接連四部新片上映，除了《天地英雄》收穫年度票房亞軍以外，其餘三部《炮製女朋友》《綠茶》《玉觀音》票房慘敗，趙薇也因此成為新一屆“票房毒藥”。
其他想在票房上衝刺的影片也相繼落馬。影院的冷清，讓“賺錢難”成為電影人心頭的隱痛。
03
2003年是香港電影瀕臨死去的一年，也是它破繭化蝶、重獲新生的一年。
香港是世界上遭受非典打擊最嚴重的單個地區，甚至超過重疫區北京。據統計，中國內地非典患者累計死亡病例349人，而香港一地，死亡人數高達300人。
其中，淘大花園在3月31日當天感染人數激增至213人。港府當即採取史無前例的緊急行動，將淘大花園感染率最高的E座公寓隔離10天。
在這場香港史上影響最大的安全公共衛生事件刺激之下，人人自危。而2003年對於香港影壇來說，噩耗才剛剛開始。
2003年4月1日18點41分的到來，帶走了香港的一個時代。陪著一代港人成長的張國榮從文化東方酒店縱身躍下，他在這個不平靜的時間永遠離開。
當天深夜，香港民眾不顧疫情，自發聚集在墜樓地點，舉行燭光追悼活動，並集體合唱他的經典名曲《風繼續吹》，直至天明。
臺灣作家白先勇曾經在一篇紀念亡友的散文《樹猶如此》中，寫盡了生死兩隔的悵惘離愁與落寞悽絕，用在這裡倒也應景。
“美中不足的是，抬望眼，總看見園中西隅，剩下的那兩棵意大利柏樹中間，露出一塊愣愣的空白來，缺口當中，映著湛湛青空，悠悠白雲，那是一道女媧煉石也無法彌補的天裂。”
人間離思沒有沖淡陰霾。
非典和張國榮的去世，讓第22屆香港金像獎一波三折。數次傳出將延期之後，金像獎頒獎典禮最終在4月6日晚如期舉辦，但紅毯環節被取消，內地明星也沒有到場，所有人都戴上了口罩。
頒獎開始前，主持人曾志偉發聲談到重壓之下的退卻與前進，鼓舞士氣，“無論1991年的華東水災，昆明的地震，臺灣“9·21”（大地震）事件，我們香港演藝界都會走在最前面，去關心他們，幫他們籌款，今天我們家裡有事，我們不可以自亂陣腳。”
“獅子山下”的香港精神又一次得以彰顯。
頒獎典禮上，為了悼念逝世的張國榮，四大天王同臺演唱了《當年情》。而那年的影帝由《無間道》主演梁朝偉奪得，《無間道》獲得16項提名，並最終一舉拿下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等重要獎項，成為那晚的最大贏家。
圖：梁朝偉在戲中的經典回眸
如今看來，《無間道》也成為了香港電影最後的輝煌。
非典只是一個誘因。究其根本，是香港電影早已面臨日薄西山的命運。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香港電影最輝煌的時候，高峰時期的電影年產量曾達到三百多部。製片快，製作週期短、產片數量多成了香港電影的一大優勢，從籌備到上映，最快七天就可以完成。
比如92版的《家有喜事》因等待原定演員檔期延誤了不少時間，後來找周星馳替換角色救場，該片最終僅用了13天就完成拍攝，併成為當年賣座的賀歲片。93年由王晶執導的《倚天屠龍記之魔教教主》更是在一週左右就拍攝完成，是一部標準的“七日鮮”電影。
快速的反應和大規模的商業化複製曾經創造了香港電影的輝煌，但它也為日後香港電影的衰落埋下伏筆。
搞笑、武俠等電影素材日趨同質化，透支了觀眾的耐心和新鮮感，而香港電影曾經擁有廣闊的亞洲市場，也在好萊塢電影的衝擊下，空間也變小。
1997年的金融危機更是讓香港電影雪上加霜：電影相關的投資全面萎縮，直接導致電影數量驟降——從巔峰時期的三百多部銳減到五十部左右。到2003年時，香港電影的從業人員已經從巔峰時期的兩萬人減少到不足五千人，產業人才也在不斷地流失。
香港電影需要出口，而打入正處於快速發展的內地電影市場，成為困境中香港電影為數不多的選擇。
恰逢此時，一條改變中國電影命運的協議CEPA應運而生。
04
CEPA協議是內地和香港出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目標，而簽署的兩地之間自由貿易協議。最初，香港電影並未被納入其中。
時任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會長的吳思遠嗅到了機遇。
吳思遠、黃百鳴等近百名香港影人集體赴京，申請將電影行業納入CEPA範疇，最終得以如願。根據協議，香港華語影片在內地發行不再受進口配額限制；在香港與內地的合拍影片中，港方工作人員比例可高達三分之二，合拍片在內地發行與國產片同等待遇。
2003年，內地同香港簽訂了CEPA協議。2004年1月1日，協議正式生效，港片就此搭上了進入內地的直通車。
《無間道3：終極無間》成為了CEPA實施後第一部在內地上映的香港內地合拍電影：梁朝偉、劉德華和陳道明聯合主演。電影自2003年12月11日上映，兩週在內地票房就突破了兩千萬人民幣，並最終在華語電影內地總票房排名第三。
然而，香港電影北上並不容易，看似簡單的合拍電影，卻經歷了漫長的磨合期。
香港電影人一度猶疑彷徨，他們一方面擔心內地觀眾能否接受香港電影的風格，另一方面也擔心內地的電影審查制度。
黃百鳴導演的《開心鬼》和《家有喜事》系列電影在香港非常賣座，但北上拍攝合拍片時，他卻選擇了用更加保守安全的武俠題材試水。
由黃百鳴投資、徐克導演的電影《七劍》搭上了CEPA的首班車，公映後的反響大大出乎黃百鳴的預料。他信心大增，迅速與《七劍》主演之一甄子丹簽下三年協議，準備在合拍片領域大幹一番。
圖：電影《七劍》海報（左下— 甄子丹）
結果黃百鳴撲空了。此後他的幾部合拍片票房一路下跌，從《七劍》八千萬的票房跌到《導火線》的三千萬票房，慘不忍睹。
黃百鳴的尷尬境遇不是個案。
2004年，合拍片裡，除了周星馳的《功夫》取得1.6億票房之外，其它均表現平平。香港電影進入內地後表現出明顯的“水土不服”。
黃百鳴開始思考該如何扭轉頹勢。
此時，一部以中國功夫為主題的美國動作喜劇電影給了他靈感。《功夫熊貓》取材來自中國功夫文化和國寶熊貓，中國元素與影片融合的流暢自然，毫不違和，在內地取得了票房過億的好成績。
黃百鳴決定去碰當時罕有人關注的功夫題材——這次他走對了。2008年《葉問》上映，票房過億，並一舉榮獲金像獎、金馬獎和華表獎。
更重要的是，《葉問》的成功給了香港電影人啟示：唯有題材不斷創新變化，豐富電影類型，且注重內地市場的喜好，才能真正開拓市場。
於是，香港電影工作者不再於嬉笑怒罵中停留，而是高歌猛進，著力去探索更宏大的文化和歷史議題。
《葉問》系列、《梅蘭芳》《唐山大地震》《讓子彈飛》《建國大業》等合拍作品皆生產於這個階段。經過五年的磨合，合拍片走向成熟，香港和內地的合拍電影，逐漸成為領跑內地電影市場的佼佼者。
這場變革，也讓內地電影從業者打開了視野。更多導演不再受限於“電影的本質是藝術、是文化，它要有深度”的僵化概念，而是望向觀眾和市場。
香港電影在製片管理、商業化運作等方面優於內地，而內地電影人對於劇本、文學、素材的把握也為香港電影人帶來了獨特的創作靈感。“在中國的文化裡面，有太多的元素可以供我去想象，去創作，這個對於我來說是最重要的。”周星馳在一次採訪中說道。
兩地在融合中走向了雙贏，而雙贏的結果便是中國電影實現了跨越式的進步。
05
“我們好不容易這些年建立起來一個廣泛的電影院線，包括很小的城市現在也有電影院。受到打擊後，這些影院如果能堅持下來，那麼中國電影業的體量就還在。如果很快削弱、減少很多，那就很可惜了。”
2020年3月，第六代導演賈樟柯在微博上寫下了他的憂慮。
賈樟柯的憂慮有一定道理。
自2003年中國電影啟動產業化改革以來，大陸的民營公司獲得了和國營製片廠平起平坐的身份，開始成為電影市場主力。2003年8月8日，隨著華夏電影發行公司正式揭牌，中影在發行市場50年來壟斷進口發行的局面就此終結。
截止至2003年年底，七家民營企業獲得國產電影的國內發行資格。院線制徹底打破了此前畫地為牢的壟斷髮行機制。
隨後，電影產量逐年增加；製片單位不斷增多；影院建設方興未艾；電影市場從低迷走向活躍，票房逐年遞增……變化彷彿多骨諾米牌一般接連發生，國內電影產業被真正激活。
最直觀的是，到2006年、2007年，排隊買票的現象成了電影院隨處可見的場景。而這一熱鬧場景是無數電影人曾期許的。
從2008年至2018年這十年間，中國內地電影總票房實現了從43.4億元到609.8億元的跨越。中國踏上了電影產業加速發展的快車道，成為全球第二大票房市場，銀幕數更是高居全球第一。
2018年，影視行業經歷短暫的寒冬，同時也加快了優勝劣汰。電影人曾把希望寄託在這個春天，如果沒有這場疫情，業內人士曾預測，2020年春節檔票房將突破70億元大關。
但希望如同泡沫般破碎。
持續增長了十年的春節檔票房，在2020年被拖至冰點。如賈樟柯所憂——有的影院，甚至不能挺過這個春天。對於很多中、小影院，春節檔的票房收益佔到年度總收入的30％。
從1月24日（除夕）至今，中國線下電影市場已停擺兩個多月。如今，還有超過1萬家電影院尚未恢復營業，全面復工的日子遙遙無期。而觀眾消除內心恐慌，重新坐回影院的日子，更加遙遠。
賈樟柯曾經困惑。
發行作品《山河故人》時，中、小城市影院的院線不給排片。當得知理由是那裡的觀眾不會看這類電影時，賈樟柯很無奈。“我就是在縣城裡長大的，那時候我既看《峨眉飛盜》也看《老井》。或者院線是對的，但情感上不願意相信。我們能做些什麼？
如果說十年間，院線編織成了一張密集的網，覆蓋在中國的大多數土地，那麼，以賈樟柯為代表的電影人曾試圖補全這隻網的縫隙，比如下設電影節，播放院線不常有小眾文藝電影。
賈樟柯試圖在眼下的土地耕耘，能多一寸便是一寸，哪怕只是角落。
如今，疫情將這張大網戳破了一個洞，眼見它被一點點撕裂、摧毀，電影人自是見不得這悲劇的發生。
回到17年前，非典見證了中國電影產業的起落和電影人的自救傳奇，如今，無論宏觀的經濟環境還是電影環境，都不可同日而語。
非典時期，中國經濟處於景氣週期，90年代改革的紅利爆發，經濟高速增長，人口紅利巨大，市場爆發力強。如今，全球經濟陷入低迷，市場人口紅利衰退。
自救，難，但並非不可能。
強壓之下必定也孕育著反彈的蓄力和重生的契機。
2018年，國內影視行業就已遭遇人口紅利消散的困境，電影產業迭代是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