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了，鲁迅的话就像昨天说的一样，
等于在评论今天的报纸
我在香港上课有两本参考书，一本是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另一本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香港的学生举手说，许老师，考试考哪一本？我说哪一本都考，哪一本都不考，你最后一本不用也没关系，只要你讲得有道理就可以。
但是我在香港上课的责任，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我必须给你介绍两个不同的价值观、两个不同的文学观，跟对作家的评判体系。
文道说我这个书里讲了很多有趣的小故事，看上去很美等等，但他说骨子里很正。讲得对，为什么？因为我的书的主干是“鲁郭茅巴老曹”，就是非常约定俗成的主流的现代文学观，但我也加上了沈从文、张爱玲、丁玲、郁达夫等等，分析不同的价值评判当中的冲突跟融合。
我这个课，本来是一年的现代文学课中的上半学期，所以你们看的时候会发现不全，三十年代左联没讲，延安文艺座谈会没讲，我主要侧重于二十年代，这是忠实于我原来的想法。但因为我加了沈从文、张爱玲、丁玲、郁达夫等等，这样就勉强构成一个大概的现代文学风貌。
你们假如看了这个书，觉得后面还没讲够，没关系，我在喜马拉雅有一个节目——“细读张爱玲”，而且我现在在做一个更重要的，叫“重读鲁迅”。
我这是自找苦吃，你们说“救救孩子”，我在想“救救我吧”，张爱玲已经是难搞了，这么一个悲观的、自私的女人——没有一种感情不是千疮百孔——我们读她的作品也跟着“受罪”；但没想到现在读鲁迅，更惨了，我这两天就在解构，一篇一篇跟孙郁老师作战——他是鲁博馆长、鲁迅研究专家，还写了鲁迅跟周作人的书。
前些天，我真的有一晚都在想《影的告别》应该怎么解读，这个“影子”到底是谁，这个“你”又是谁，一晚上没有睡好。孙郁、钱理群他们和我不一样，他们跟鲁迅老朋友了，处惯了。
但我觉得跟鲁迅打交道是有必要的，为什么必要？一百年了，鲁迅的话就像昨天说的一样，我惊呆了，从没有看到一个作家可以写出一句话等于在评论今天的报纸。
“五四”一百年，我们必须要有所回顾、有所反思。对于一些人是社会责任，对于另一些人只是专业知识，但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说，这两者是必然在一起的。
现代文学课，最早的是1929年，朱自清在清华上的，当时算是“当代文学”。1932年，周作人在辅仁大学上《新文学的源与流》。现代文学课九十年历史，1949年以前已经出过26种现代文学史，三个类型。
第一个类型就是一个尾巴，写中国文学的一个尾巴，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第二个类型是反对现代文学史，钱基博，钱钟书老爸，把现代作家否定得一塌糊涂。第三个类型，也有正规的现代文学史，不突出政治，就是讲史料，客观评史，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
但这些跟1949年以后的现代文学史完全不一样。后来的现代文学史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是陈平原最近一直在研究的，就是新文学的成功不仅是因为文学厉害，而是跟现代教育制度密切有关。
现代文学之所以后来变得这么重要，是因为它是现代教育的一部分。当年看鲁迅的人也许几万、几十万，但是一进入到大学教材，就是几百万——现在每一年几百万大学生。
铁屋中的呐喊，永远不要叫醒装睡的人
虽然我知道没办法对着一年级学生讲得非常理论化，但我在这本书里，有触及到这些最基本的问题。
随便举个例子，我们一直在讲铁屋中的呐喊，怎么来看待？
我分四条：
第一，它开了窗，毛、邓开了门，铁屋的呐喊成功了，一百年前中国是什么样的情况，今天的世界，是“厉害了我的国”。请大家不要笑，鲁迅当初写东西的时候，民国的人口只有20%是读新文学的，是识字的，识字的里面只有十分之一读新文学，换句话说新文学读者占全国四万万人的1%、2%，他们绝对是少数，而整个中国方向是由这少数人走过来的，路本来是没有的。所以这个铁屋中的呐喊，这个唤醒沉睡者是成功的。这是第一个看法。
第二，瞧瞧现在抖音上这些，他们还在睡觉而已。什么《爸爸去哪里》《天天向上》娱乐至死，大家明白没有？我气愤不平，我们才一百万，他们一弄就几千万，我比较接地气（笑），什么冯提莫买个三百万的跑车、身材怎么样等等，还有流传录影，我都知道。
我们设想一下，全中国现在有几亿人用手机，假如我们现在有一个巨大的计算机，把这几亿的手机集中在一个画面上，做一个高速的统计，你们说有百分之多少人在看鲁迅，有百分之多少人看斗鱼、快手？鲁迅要是醒过来了，肯定会说他们还在睡觉。启蒙没有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是第二个看法。
第三个看法，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是你醒着，而我们在睡？就算我们在睡，你有什么权力来叫醒我们？开什么玩笑，为什么我们就要被你叫醒，我们看着很开心，《天天向上》惹着你吗？你看你的德里达，我看我的冯提莫，有错吗？
康德概括法国启蒙主义的核心观点，就说人跟人的智力、财产各方面的差别再大，也不能大到一个人决定另外一个人命运的地步。哈佛教授丹尼尔·贝尔说政治上一人一票制很好，在文化上就很糟糕。政治上一人一票制是合理的，文化上的一人一票制是会走向危机的。我现在跟我的学生到了唱片店里，他要买赵薇唱片，我说你旁边勃拉姆斯不买，你买赵薇？他说那关你什么事？我真的不能关他什么事，这是他的钱。
我讲一个真实的事情，有一次考试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学在考场上打瞌睡，我刚想叫醒他，瑞典来的一个教授说你没有这个权力，你把他叫醒，他以后可以投诉你妨碍他休息，他要是考得不好，还可以诉你，他可以说中间休息十分钟可以考得更好，不能叫醒他的。
这个故事应该讲给鲁迅听，你以为他们在睡觉，不关你事。 所以谁叫醒谁？换一个立场，我们用卞之琳的说法，你在桥上看风景，人家后面也把你当风景。鲁迅唤醒别的人，鲁迅自己也在Obsession with China （为中国痴迷）——按照我们对现代文学的重新理解，你那么老是要救国、救民，你是不是也陷入痴迷状态？我许子东每天晚上跟《野草》搏斗，我是不是也傻掉了，世界杯都不看，你们也傻掉了，苏亚雷斯都不看，还跑来听我们讲。这是第三种，谁叫醒谁。
当然还有第四种，永远不要叫醒装睡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