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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問題必須解決，建國初期毛主席對武統有許多戰略安排自從中美關係在1972年解凍以來，臺灣問題就成為兩國關係良性發展的最大障礙。其中，美國對臺軍售屢屢扮演著不光彩的角色。
歷史微波帶你深入梳理其脈絡，回顧美國對臺政策的演變，和當初我國維護國家主權和不放棄武力解放的堅定決心。
1969-1971 交涉
在尼克松就任之初，美國“駐臺首席代表”馬康衛就向國務院提交了一份報告，稱美國必須推行“多項開放選擇”政策，以更有效地應對臺海兩岸的變化。該電報給基辛格提供了醞釀新對華政策和解決臺灣問題的靈感。
基辛格於1969年2月5日向有關部門發出了關於《第14號國家安全研究備忘錄》。為了兼顧中美關係解凍和儘可能維持與臺灣當局“聯盟”的雙重需要，美國或可以採取與兩岸“平行處理”的政策，即既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國際社會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又將臺灣當局視為“地區性政權”。
為了確保這一戰略的有效性，報告認為，應該讓兩岸看到美國反對使用武力解決爭端。因此，該報告實際上沿襲了美方以“兩個中國”模式處理與中國大陸和臺灣當局關係的基調，卻也首次從“國家安全”高度提出未來兩岸解決內戰遺留爭端的方法與美國在其中的底線，成為其“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原則”的前身。
1971年2月，《第106號國家安全研究備忘錄》的研究項目初稿已基本成型，規定美國對華的一個長期目標是“鼓勵中國以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而短期目標是“阻止兩岸任意一方使用武力攻擊對方”。這為美國運作對華“接觸政策”構建了以所謂“和平解決”為處理準則的雙邊行為框架。
同時，我國政府正在籌劃中美首次北京會晤。1971年5月26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中美關係問題，在會議上形成了《中央政治局關於中美關係的報告》，提出了臺灣問題的談判應該遵循的方針：
- 美國在臺駐軍和軍事設施應按規定期限從臺灣海峽地區撤出，這是恢復中美關係的核心問題；
- 臺灣是中國固有領土，“解放臺灣”是中國內政，外人不容干涉；
- 我力爭“和平解放臺灣” ；
- 堅決反對進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的活動。
經毛澤東同意，這份文件成為中國政府新的對美方針與指導性的談判原則。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政府並沒有要求將美臺“斷交”作為中美接觸的前提條件，而是更加強調要用和平手段盡力解決臺灣問題，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保持戰略靈活性。
基辛格首次訪華是在1979年7月9日。基辛格在會談中明確表示，美國將不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的政策，也不會鼓勵“臺獨”運動。與此同時，基辛格還把臺灣問題分成兩個部分：一是臺灣和臺灣海峽的軍事形勢，二是臺海兩岸之間的政治關係。兩者表面上並不矛盾，但在會談中基辛格卻大談美國如何從臺灣撤軍，以“緩和地區緊張局勢”，並暗示美國不會阻礙兩岸關係的發展，只要中美達成“基本共識”。這個“基本共識”，其實就是中國對“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承諾。
在原則問題上，美國企圖用撤離在臺駐軍和不阻止中國統一等條件誘使中國政府讓步，引起中國政府的警覺。周恩來對此一直沒有作出積極回應，只是重申“臺灣必須被視為中國的一部分”。在基辛格返美后，周恩來還專門修改了外交部關於中美關係的《外交通報》，該通報稿中強調“決不以原則為交易”。
1971年10月，基辛格再次訪華，又以國內右翼勢力為擋箭牌。他對周恩來說，如果中方能對和平解決臺灣問題作出讓步，美方在國內的行動就會容易些。周恩來對此回應。與尼克松本人在1972年2月訪華期間更多地採用利誘手段相比，他秘密地向周恩來保證，隨著越南局勢的緩和，將逐步撤出駐臺美軍。經多次磋商，雙方同意各自在《上海公報》中闡述各自的立場，中國政府重申“臺灣解放是中國內政，別國無權干涉”，而美方則表示“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
兩國之間的談判未能達成一致，尼克松和基辛格卻不善罷甘休，兩人仍在不放棄“和平解決原則”。在《上海公報》中也體現了這種心態：美方不僅“重申了中國人自己對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切”，同時還強調了“鑑於這一前景”，確認了從臺灣撤出全部美國軍隊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它把中國對“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承諾與美國撤軍聯繫起來。
1972-1974 冷淡
中美“自言自語”的局面不符合尼克松的初衷。於是，他在1972年4月返美后，克服軍方的巨大阻力，再次尋求從臺灣撤軍，或削減駐臺美軍的可能性，
試圖以單邊向中國示好的方式，再次爭取北京同意“和平解決”。
但是，越南戰爭的持續使得這種撤出計劃變得難以實現。另外，美國在利用撤軍問題對中國示好，拋出“胡蘿蔔”的同時，也通過對臺軍事援助政策微調顯示其動用“大棒”的決心。在尼克松訪華到第一任期結束將近一年的時間裡，美國實際上還加強了對臺軍援。
但在尼克松的第二個任期中，情況再次發生變化。越南戰爭於1973年1月27日結束。根據尼克松和周恩來之前的約定，美國在臺駐軍中與對越戰爭有關的軍事力量將陸續撤出，使駐臺美軍減少近70%。撤出籌碼的喪失，促使美國考慮全面終止對臺無償性的大規模軍援，代之以對外軍事銷售信用貸款，借軍售加強臺灣當局的軍事力量，為促使中方接受所謂“和平解決”方案保留籌碼。
儘管美國對臺軍售策略變化與 1972 年中方拒絕所謂“和平解決原則”及美國被迫從臺灣撤軍等息息相關，但此時，美方卻對臺灣軍隊的大量武裝表示擔憂。美國政策制定者對中方接受其“原則”仍持樂觀態度。有一段時間，基辛格還排除了中國政府近期使用武力收復臺灣的可能。在香港，美國領事館還認為，中方將“對臺灣的最終解放採取長期和解的非武力政策”。
所以直到1973年，中美兩國仍保持著一年前的默契，美方也暫時抑制了向臺灣大規模出售武器的衝動。基辛格於1973年11月第六次訪華時，由於錯誤理解了中國在建交問題上的“適當靈活性”，美國高層甚至一廂情願地認為，只要逐步“確認一箇中國原則”，不中斷與臺灣當局的正式關係，中美關係就可以實現正常化。這種誤判加上“水門事件”對尼克松的掣肘，使得尼克松第二任期的最後半年中美關係發展陷入了停滯。
1974年8月，福特接替尼克松擔任總統。他認識到，美國對“一箇中國”原則的確認，必然會導致撤銷對臺灣當局的“外交承認”以及美臺所有“防禦協定”的自動失效。以前，美國對臺灣的軍事援助，都是建立在以1951年2月《美臺共同防禦援助協定》為基礎，以1954年《美臺共同防禦條約》為基礎的《美臺同盟關係》框架之內的。1973年對臺軍援改為軍售之後，此架構仍是美國向臺灣運送軍需的所謂“法理”基礎。
但是，如果雙方關係按照中國政府的要求實現正常化，上述向臺灣銷售武器的“法理基礎”就會消失。對於這一點，基辛格也很清楚。1974年8月14日，他在一份親筆寫成的報告中坦言，在外交上承認中國政府，並進一步肯定了“一箇中國原則”之後，“美臺防禦條約”就不再具有任何“法律意義”。在軍售方面，
雖然美國能以“純現金交易”的商業形式繼續出售對臺軍火，但要中國政府同意卻相當困難。
由此產生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保證臺灣的“安全”？基辛格給出的回答回到了原點。他認為，需要中國“保證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在中美建交之後，美國與臺灣當局的關係完全喪失了“合法性”，美國必須以“政治協定”的形式，取代那些已經失效的“法律”，才能維持臺灣的“安全”。
但是，隨著中國對“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原則”的明確表示，基辛格和他的幕僚們開始感到不安，並決定進一步試探中方的態度。1974年9月27日，中國駐美聯絡處同一位應邀來華盛頓訪問的美國學者進行了簡短的會談，中方聲明，1972年《上海聯合公報》中沒有完全排除用武力解放臺灣的可能性。根據這一點，美國蘭德公司國防分析家米歇爾.皮爾斯伯裡總結說，中方對臺灣問題的耐心“越來越少”。因此，美國政府內部估計，中美兩國在是否保證臺灣的“和平過渡”上將陷入僵局。
在就中美關係正常化和臺灣未來的具體細節提交備忘錄時，基辛格授權國家安全委員會，按照其“以政治協議換取法律條約”的思路，提出了嘗試，要求中國政府明確承諾“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或者至少做出類似“中國可以等一百年”這樣的聲明，以彌補“美臺共同防禦條約”和美臺“集體自衛措施”的合法基礎的喪失。
相應的，美國也要提出一項相應的聲明，表達對“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長期興趣。這份備忘錄明確表示，中國願意在臺灣解放的時機和方式等問題上“公開地約束自己”，這是中美緩和的必要條件。但是該備忘錄還意識到，上述要求很難被中國政府接受，並建議將上述要求與對臺軍售掛鉤，即中國對“和平過渡”的態度越一致，美國就越不需要維持臺灣的“自衛能力”，反之亦然。
1974-1975 調整
1974年11月26日，基辛格第七次訪華，他向鄧小平等人說，他希望中國考慮美國的“迫切需要”，即接受所謂的“和平解決原則”，但遭到了鄧小平的強烈抨擊。
基辛格在當天下午的會談中繼續解釋說，美國需要一個“能夠保證實現和平統一的計劃”。對於這一點，鄧小平的回答是一致的：臺灣問題應由中國人自己來解決，至於方式和方法，他不相信美方所說的“和平過渡”。11月27日，中美重返談判桌。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再一次重申了建交三大原則，即“斷交”、撤軍和廢約，表示中國拒絕接受任何國家以“任何形式”，“評論”“保證”或“介入”解決臺灣問題。
基辛格在第二天的會談中做出了一些讓步，他說美國只希望中國保證和平統一。為了緩和氣氛，他承諾美國將採取一些單邊措施，如將從臺灣撤軍的時間表，降低美國駐臺代表的地位或資歷，但鄧小平仍保持堅定的態度。基辛格最後不得不承認，中國發表“和平解決原則”聲明只是在理論上有可能。
1974年11月份的會談成為中美關係正常化的一個分水嶺。從那時起，中國政府對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宣傳和壓力明顯增加。根據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的統計，自11月以來，中國政府開始在各種外交場合宣傳中美建交的三大原則，這讓糾纏於臺灣當局“安全”的美國決策者們感到精神壓力。作為回應，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布什在1975年1月15日致函白宮，表示美國人民決不會接受"出賣"臺灣。
但基辛格卻沒有想到，在他回到美國後不久，便遭遇了數次政治危機，導致美國國內政治氣候和輿論風向的集體右傾，從而形成了反對“拋棄臺灣”的氣氛。
一是美國國內對美臺關係大肆宣傳。1975年1月底開始，臺灣當局涉嫌從美國非法偷盜和購買魚雷的消息相繼曝光。這一事件被美國媒體大肆渲染，表明美國對臺灣當局的軍事支持不夠。而且從基辛格對此的回應來看，他自己也可能同意這種看法。
二是東南亞三國政權不斷更迭，煽動美國政治保守主義勢力不斷抬頭。布什對福特總統說：“假如在柬埔寨和越南崩潰之前，解決臺灣問題的一系列設想還有可能，現在它們已不再是什麼解決方案了。”
三是臺灣當局及其控制的媒體借東南亞局勢來抨擊美國的“不作為”。在島上，有些人開始懷疑美國是否能夠保證臺灣的安全。福特作為戰後唯一未經選舉上臺的總統，他不僅根基不穩，而且很難抵禦輿論壓力。事後，福特回憶說，這是一次“恥辱的撤退”，他說：
當時我就下定決心，只要我還是總統，美國就不會放棄其在海外的承諾……僅靠豪言壯語是無法說服其他國家和地區相信美國的立場是堅定的。他們要看的是體現美國決心的實際行動。
在這種氛圍下，基辛格和其他各方對於中方有關臺海問題聲明的真實意圖，難免有誤解，並日益懷疑中國政府和平解放臺灣的誠意。1975年3月末，美國就中方訪美藝術團的演出曲目莫名發難，不同意將《臺灣同胞，我的骨肉兄弟》這樣一首“包含有類似於‘解放臺灣’這樣高度政治性內容”的歌曲放入節目單中。對於這種無理要求，中國當然不會接受，《人民日報》發文警告：別國無權干涉中國人民的內政。最後，美方主動“無限期推遲”代表團的訪問。
受多種因素疊加的影響，以對臺軍售為工具，壓迫中國承諾“和平解決”的戰略開始淡出基辛格的視野。1975年7月3日，國家安全委員會再次要求基辛格向中國政府提出這樣的請求，基辛格毫不猶豫地拒絕了。7月6日，他再次清楚地表明瞭他不會再去爭取中國政府的承諾，因為“在臺灣問題上，中國沒有任何靈活性”。與此同時，1975年美國對臺軍售政策也有所加強。
1975-1976 擱置
1975年9月24日，國務院向白宮報告說，根據英國大使館的消息，鄧小平9月20號和前英國首相愛德華·希思會談時說，“耐心是中國人的一個特點”。10月21日晚，毛澤東在與基辛格會面時，也無獨有偶地說：“臺灣是小問題，世界是大問題”，而且“百年之後，我們才會需要它”。但是中方的態度很快又有了變化。
10月23日，喬冠華向美方強硬表示，美國在臺灣問題上仍欠中國的賬。這個變化使美國人感到如墜雲霧。有些人對此持樂觀態度，比如美國政策計劃署署長洛德就分析說，在毛澤東看來，當前動盪的國際局勢遠比臺灣更重要，儘管中國可能會使用武力，但中國人會耐心等待時機成熟。有些人持保守立場，比如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布什，他認為，這一切很可能只是美國總統訪華前中國為了加強談判地位所採取的策略姿態。
對於這一點，基辛格自己仍然舉棋不定，他一方面懷疑中國領導人在臺灣問題上表現出的耐心和他們的真正想法不一樣，另一方面也懷疑中國政府內部還沒有達成一致。他暫時不能用情報手段來證實上述推測，因此一時也難以下結論。認識的混亂直接導致了美方判斷中國政府是否可能使用武力的混亂。中情局在11月的一份研究報告警告說，中方正在制定1980年解放臺灣的軍事計劃。中情局擔心這意味著中國政府計劃在五年內“攻擊”臺灣。
1975年12月，福特總統訪問中國，卻讓基辛格更加感到不安。
出訪期間，鄧小平再次表示不相信美方所謂的“和平過渡”，這顯然給基辛格帶來了負面解讀。他一回國就指示情報機構對中國動武的可能性進行風險評估。不過，調查結果在某種程度上消除了基辛格的疑慮：調查結果指出，中國大陸“在1980年前就無力發動針對臺灣的非核武器攻擊”。
儘管美國政府內部對中方的態度一直在揣摩，基辛格還是決定先就在中美關係正常化之後臺灣的“安全問題”做出安排。國防部門對情報機構低估中國大陸所謂的“威脅等級”甚為不滿，擔心中國大陸對臺優勢在未來會繼續擴大，力主在軍事上保持兩岸之間的“質量平衡”。隨後國務院的聲明態度也發生了變化。雖然這份文件繼續強調軍售在維持“臺灣民眾的信心和穩定”與避免引發與中國大陸的“過度爭端”之間的平衡，
但它強調，美國應該“儘可能低調”地維持與臺灣當局的武器供應關係。事實上，不管各部門在軍售問題上有何不同，他們都一致認為，政策底線應該是保證臺灣當局有一定的“自衛能力”。國務院和國防部最終能夠達成基本共識，在某種程度上也與人們對中國政府力量和態度轉變的認識有關。
1976年4月底，解放軍在福建省海域進行了大規模的調動。7月，解放軍炮擊了小金門島。美國國務院認為，這些軍事行動反映了海峽控制權的逆轉。而此後美方在與中國政府官員的數次會晤中，也都得出了中方已決定要以武力解放臺灣的結論。
總結
儘管基辛格十分重視與中國的“準同盟”關係，但他在設計中美和解後的美國對臺政策時，卻力圖推行“既拉又打”的雙軌政策：一方面緩和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另一方面繼續扶植臺灣當局，將其作為遏制中國大陸的籌碼，至少保留美國利用這一籌碼的空間。
這種雙軌政策與基辛格一貫的“均勢外交”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儘可能削弱未來潛在大國崛起的地緣優勢。鑑於當時的情況，美國很難公開宣佈這一目標，因此一再要求中國政府接受其所謂的“和平解決原則”。這個要求與目前臺灣當局的“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兩岸政策相結合，等於是讓中國政府自縛雙臂，失去處理臺灣問題的主動權，有利於美方維持兩岸的“分裂”狀態。
但在中國政府的堅決抵制下，美方終於露出了真面目。由於認識到中國政府不會接受自己的“和平解決原則”，美國在長達數年的議定對臺軍售計劃的決策過程中不斷加碼。但是，歷史已經證明，美國越是尋求中國接受“和平解決的原則”，越是想侵犯中國的主權，中國政府就越不可能與美方合作，反過來又迫使美國在武器銷售上一層一層地增加，導致中美關係發展走向冷卻和停滯。
美國無視中方利益，片面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只能陷入兩難境地，最終損害美國的戰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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