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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这样一段话：
有这样一个人，他被外国人称为“中国原子弹之父”，却在死后才得以正名。他舍弃法国的大好前途回国，却从未亲眼见证自己的科研成果。他和夫人一生都住在古旧小区毫无装修的老宅中，除了满室书香，毫无奢侈物件，这就是钱三强。而你或许不知道，在这样起伏的人生中
始终有个女人，也是他的妻子
或许她不如他广为人知，
但她被称为“中国居里夫人”
2015年央视《大家》栏目曾有过这样一次开场白：
六十年前，一对年轻的中国夫妇在法国举行了他们的婚礼。在婚礼上，他们的导师、法国著名的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夫妇为他们送上了美好的祝福。他们就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与何泽慧。
何泽慧，右排第二位
02
1914年，何泽慧出生于苏州。
何家是大家，父亲何澄是文物鉴赏家，日本陆军士官学堂毕业，曾加入同盟会。
祖母王谢长达是当时著名的教育家和妇女活动家，创办了振华女子学校。
因重视英语与理科教育，振华女校一度被视为江南清华预备校。
何泽慧在此就读，与杨绛是校友。
该校校训是“诚朴仁勇”，不花哨也不华美，只是告诉女孩，
要活得独立、乐观，要坚韧，热爱那些应该热爱的东西。
高中毕业投考清华大学，何泽慧想读物理系。
那年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共招收了28个学生，女生10人。
物理系教授认为女生学物理难有所成，纷纷劝她们转系。
她因此把系主任叶企孙称作“老封建”。谈起当年险些被劝退的经历，直到白发苍苍的年纪，何泽慧依然愤愤不平。
何泽慧是坚决不转系的3名女生之一，毕业时拿到毕业论文的全班最高分。
同班的钱三强也是90分的高分，那届学生中，两人是著名的“天生一对”。
03
何泽慧是名门之女，钱三强也是如此。
钱三强是一代国学大师钱玄同的次子，天性聪敏，勤奋好学。
受家风影响，钱三强从小博览群书，兴趣广泛，待人接物彬彬有礼。
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何泽慧与钱三强早已被物理系的同学们称作是“郎才女貌、天生一对”。
在学生时代，何泽慧经常能看到钱三强代表系里去参加足球比赛，而学习成绩也是遥遥领先。
对于这个既爱玩又不输学习成绩的男孩子，何泽慧在心里暗暗佩服。
而何泽慧俨然一副大家闺秀的模样，一股毫不服输的倔劲也总是被钱三强看在眼里。
毕业后找工作，男生可以去南京军工署，女生却没人管。
04
何泽慧选择了继续读书。
1936年，何泽慧毕业后，得到原籍山西省的3000大洋公费资助，远赴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校学习弹道学。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因为日本人欺负我们，我想回来打日本”。
到德国后，何泽慧径直找到技术物理系的系主任，要求学习弹道专业。
当时该校的技术物理系与德国的军事工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保密程度很高，一般不会接受外国人在那里学习。
经过一番辩论后，系主任被何泽慧的爱国情怀和刚毅执着打动，破例接收了这位来自遥远东方的女学生。
何泽慧也是弹道专业收的第一个女性。
3年后，25岁的何泽慧以题为《一种新的测量子弹飞行速度的方法》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05
何泽慧在德国研究弹道时，钱三强考到了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跟随居里夫人学习镭学。
有时候缘分就是那样的神奇，即使战争也不能阻隔。
获得博士学位这一年，何泽慧邀请以前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几位同学到德国游玩。
此时，她想起了那个和她被同学们称为“金童玉女”的钱三强，心中一种莫名的感触油然而发。
她拍电报联系到钱三强和其他同学。
之后，大家陆陆续续到了德国，就在同学们在德国等待着钱三强的时候。
何泽慧接到了钱三强拍来的加急电报，
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他怕过来了，就回不去了并让何泽慧通知其他同学赶快回去。
看完电报之后，同学们都走了，留下何泽慧孤身一人。
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何泽慧的身边似乎少了什么，她这才意识到，自己是缺少一个伴侣。
1943年，何泽慧给7年未见的钱三强写下了第一封信。
由于战时限制，只能利用25字以内的信件交流。
1945年，欧洲的战事已近尾声，国内抗战胜利的曙光在望，钱三强也对自己的爱情长跑发起了冲刺。
他向心仪已久的老同学发出一份简约至极的求婚信: 经长期通信，向你提出求婚。如同意，我将等你一同回国，请回信。
何泽慧以同样简练风格答复: “感谢你的爱情。我将对你永远忠诚。等我们见面后一同回国。”
1946年春天，何泽慧离开德国海德堡威廉皇家学院核物理研究所，来到了钱三强在巴黎的寓所，随身只带一只小箱子。
之后，何泽慧去了钱三强的实验室，与钱一起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又独自发现了铀核的四分裂。
三分裂出现的概率是三百分之一，四分裂出现的概率是万分之一。
这是战后物理学上很有意义的一项成就，不少西方国家的报刊刊登了此事。
称赞他们“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当年，法国科学院把亨利·德巴维奖颁给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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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夏，在法国的事业处于巅峰之际，钱三强和何泽慧决定回国。
新中国成立后，钱三强投入两弹一星的研究。
在筹建两弹一星团队时，人选名单里原本有何泽慧，却因为她是钱的家人，又是女性，最终与研究团队擦肩而过。
何泽慧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两弹一星工程。氢弹研发时，一个重要的数据，便是何泽慧带人在实验室完成了验证。
1967年，氢弹爆炸成功；
1968年，何泽慧和钱三强被下放到陕西的一个干校。
何泽慧负责敲钟，敲得很精准，时间甚至可以用来对表。
钱三强认为在干校是浪费时间，很焦躁，何泽慧却很豁达，“着什么急，听天由命吧。”
92岁时，记者去采访她，谈到两弹一星，她说：没什么，都是抄别人的。她的兴趣是做出点自己的东西。
她不看小说，四大名著全没翻过，理由是“小说都不实在，都是编的”。
1992年，钱三强院士因病离何泽慧院士而去，终年79岁，两位科学家的爱情故事颇具传奇色彩，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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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有这样一篇语文阅读的节选文章，记录着晚年的何泽慧：
10年前，从中关村到玉泉路的公交车上，每天都有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去上班，穿件打补丁的衣服，一双军绿色的解放胶鞋，下班的时候还会带上两个单位食堂里买的馒头。 2006年，92岁时，她不小心摔断了腿，但痊愈之后照样去单位，单位每次会派一辆小巴车接送。“春光明媚日初起，背着书包上班去。尊询大娘年几许，九十高龄有童趣。”同窗王大珩贺何泽慧90华诞诗，诙谐打趣。 朴素不仅是在坐公交车的时候，参加国际会议仍如此，她脚上穿的鞋，打了三层补丁；她提着人造革书包，带子断了，用绳子扣着，革裂开了，用针缝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