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就像看了一场悲壮的大戏。每个人都身处其间。以前是中国唱独角，后来世界又集体加入其中。这是一场需要人类携手合作的战斗，但它也让各国面对公共危机时的行为处事，暴露无遗。中国失于预判，但又举国一致；西方惨烈却又社会撕裂；而印度更是谜之一样自信。在这些迥异的表现背后，其实反映的是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其它文明之间的差异。
如果按照基因分析，中国人和世界上所有其他人类一样，是六万多年前从非洲（大约在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一带）走出来的智人。他们在外迁时一分为三，一支继续留在非洲和附近的中东，并创造了后来世界上最早的文明——两河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一支向东走，分别落脚于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并发展出古印度文明和古华夏文明；最后一支继续向北走，来到了东欧平原，发展成了现代西方人的祖先——古印欧人。既然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地方，为什么会在日后的进化选择中，形成了诸多不同的面目？！
所以，在疫情期间，我也抽空翻阅了各类书籍，比如像梁衡的《数理化通俗演义》、J.H.布雷斯特德的《地中海的衰落》，鲍鹏山的《风流去》，还有张宏杰的《简读中国史》……它们从科技、人文、地理，以及政经等方面，对中国和西方的文明演化路径进行了举证，和剖析，让人受益匪浅，常常有手不释卷的快感。我觉得有必要做些读书笔记，并结合个人的理解，来加深对这个世界的印象。
也许，当你知道自己是怎么来的，就知道我们一定会向什么地方去。
【图说：当年古印欧人南下的轨迹】
谈到文明的形成，我们总少不了这几个字：逐水草而居。
游牧民族很典型，哪里水草肥美，就往哪里跑。
就像今天欧洲人和印度人的共同祖先——古印欧人，多年便生活在今乌克兰东部和俄罗斯南部的乌克兰平原（或称东欧平原）。这里依靠两条大河，伏尔加河和顿河，有着适宜的气候，以及丰富的水草和平坦的地势。
后来，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他们在驯服马与发明轮子之后，开始了向南翻越高加索山脉的艰苦征程。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他们将自己的活动范围扩展到了今天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半岛（也称作小亚细亚半岛）西部，并在此缔造了古印欧人的最早文明——古安纳托利亚文明。这支进入小亚细亚的古印欧人被称为古赫梯人（哈梯人）。
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创建的赫梯帝国曾一度赫赫有名。
它是西亚乃至全球最早发明冶铁术和使用铁器的国家，也是世界最早进入铁器时代的民族，赫梯人的铁兵器让人闻风丧胆，但打击敌人最有效的武器则是披着铁甲的马拉战车。
不过，在此之前，世界的文明早在安纳托利亚半岛南方的中东地区，露出了曙光。
“肥沃新月”
发源于安纳托利亚高原和亚美尼亚高原山区，流经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在向东南长途奔流之后，与其东面的底格里斯河（同样源自安纳托利亚山区）并行注入波斯湾。直到约三四千年前，由于两河带来的泥沙不断在入湾口处沉积，最后使得两河下游在今天的伊拉克南部合流成阿拉伯河，再携手一起向南奔向波斯湾。
古希腊人将两河流域称之为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
【图说：两河流域现状】
以往我们常常会把中东想当然地想成一个大沙漠，但其实他们比中国的夏朝还要早就进入了文明时代。
得益于美索不达米亚，以及靠近地中海东岸，略作东北-西南走向的西亚裂谷带中、北段，让干旱贫瘠的西亚，得到了一个天赐的不规则的倒U型的“肥沃新月地带（Fertile Crescent）”。
圣经中的“迦南”（大致是巴勒斯坦）就位于肥沃新月的西段，它是一块“流着奶和蜜”的“应许之地”。
【图说：肥沃新月加上尼罗河三角洲，让没有发现石油之前的中东孕育了早期的文明（猩红色块）】
这种适合农耕的诱惑，彻底地改变了人们靠着采集、渔猎的朝不保夕的生活。
公元前3000多年，从南边阿拉伯大沙漠中来的闪米特人，就迁移到巴勒斯坦，并在那里定居下来。
与此同时，地中海沿岸、迦南北边（大致位于今天的黎巴嫩）的西顿（Sidon），和推罗（Tyre，即提尔），以及乌加里特、毕布勒斯（Byblos，即贝布罗）则成了腓尼基人苦心经营的地盘。
其中，推罗和西顿以出口和贸易体系著名。
【图说：当年由腓尼基人经营的城市】
由于这些地方盛产木头（黎巴嫩国树黎巴嫩雪松便木质坚硬，纹路细密，抗腐性强，而且还散发清香，腓尼基人传说该树是上帝所栽，故称它为“上帝之树”或“神树”），腓尼基人得以大力发展舰队，把把生意直接做到了广大的地中海，成为了著名的商业民族，“视鼓鼓的钱箱为所有正经公民的最高理想。”并建立起了殖民地，如西班牙的加的斯，以及法国的马赛。
此外，腓尼基人还能从海生贝壳动物身上提取紫红色颜料，经这种颜料染过的毛、麻织品，鲜艳夺目而不褪色。
更招人喜欢的，还是肥沃新月的东南端。
从苏美尔到巴比伦：两河流域文明简史
这是两河流域的中下游，位于今天伊拉克巴格达的南部，古称“巴比伦尼亚”。由于是两河冲积平原，这里的土地尤其肥沃。
有可能是来自北方高地，也有可能是来自东方某地的苏美尔人，早早地在巴比伦尼亚的南部扎下了根。“这一民族，直到现在我们还查不出他们系属何种族，来自何处。但一桩很显然的事实是，他们在这儿揭开了人类文明的序幕。”
公元前4000年，这里开始有了青铜器。公元3500年前，苏美尔人建立了发达的灌溉网，有效地利用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湍急的河水，并运用改进过的生产技术来耕种这片干旱荒原的农业公社，成功地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文化到古代文明的过渡。到公元前3000年之前，他们开始建立了最初的城邦——乌尔城，和乌鲁克城。其中后者占地1100英亩，人口约达五万。
日后率领族人迁往迦南的希伯来人祖先，也是以色列人始祖雅各的爷爷亚伯拉罕，当年也正是生活于乌尔。他见证了这些城邦的兴衰：那里曾修建了巨大而精美的神庙，留下了众多精美的塑像，创立了成熟的历法，还用楔形文字记载了当时复杂的社会生活。
公元前3000年，来自南边阿拉伯大沙漠中又一个闪米特游牧部落——阿卡德人也移居于此，主要生活于巴比伦尼亚的北部。
【图说：苏美尔-阿卡德文明时期的两河流域中下游】
“他们既不懂得战术战略，也不会制定作战计划，但是他们面对的苏美尔人却具备十分高超的战争能力。在战争中，阿卡德人运用的主要武器是弓箭，他们因为害怕近距离作战，所以练就了一身高超的射箭本领。”“这两个民族之间水火不容，经常展开斗争。”
后来，阿卡德人在“真正的王”——萨尔贡的率领下，冲散了严密的苏美尔长矛方阵，成了这个平原的主宰，并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阿卡德帝国。
和清朝入主中国相似的是，尽管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由于苏美尔文明要远远高于阿卡德文明，阿卡德人几乎全盘接受了苏美尔文化，包括文字乃至宗教。直到约公元前2191年因库提人入侵而灭亡。
此后，美索不达米亚城头变幻大王旗，相继有古巴比伦、亚述，以及由原先居住在波斯湾沿海地区的迦勒底人创办的新巴比伦称王称霸。
1977年9月15日，美国航天局向宇宙发射了一颗特殊的探测器——旅行者一号，携带着一张向宇宙文明问好的“名片”——由黄铜铸成的唱盘，收录了包括太阳系各行星、人类性器官等115幅影像，还有55种人类语言，其中就包括四种中国方言（普通话、闽南语、粤语、吴语），以及阿卡德语。
正是取材于苏美尔-阿卡德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才有了古巴比伦文学的最高成就也是目前已发现的世界文学史上最古老的一部史诗——《吉尔伽美什》。据说吉尔伽美什并不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人物。而是乌鲁克城第一王朝的第五位国君，在古代两河流域历史上曾做出过辉煌的业绩。史诗中有关于洪水的情节，有英雄拒绝女神求爱，与亡灵对话的情节，当然也有与作恶的天牛、杉妖斗争的情节。
而古巴比伦本身也同样辉煌。它不仅有古代八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其遗址据说是萨达姆当年寝宫的位置，而且它也位列包括古中国在内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也有人觉得它的加入，降低了中国的档次——毕竟这个古巴比伦只不过是两河流域的一个朝代而已。但这也反过来说明，美索不达米亚当年的风光。
至于亚述，与它的首都尼尼微，会在各种古典文学中被我们看见。它的希腊名字为“Assyria”，去掉那个“As”之后，就成了叙利亚（syria）。
【图说：巴比伦主要在两河流域南部，亚述则位于北部】
随着文明在美索不达米亚生根之后，开始陆续向欧亚大陆的其它方向传播：
位于尼罗河下游三角洲的埃及文明起于约公元前3000年，随后有以克里特为中心的爱琴文明，以及起于约公元前2500年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它们也无一例外是有水的地方。都鲜明地受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影响。
就连赫梯，也受益匪浅。“赫梯人凭借自己的地理优势，可以轻易地从国土东部地势较高的幼发拉底河流域进入地势低平的肥沃新月，他们与肥沃新月的人民早已经建立了融洽的关系。”
他们的神话传说是根据古代苏美尔人的创世和洪水传说改编而来，宗教也是照搬美索不达米亚的多神崇拜。在赫梯帝国遗址的一个宫殿储藏中，发现多达上万片的刻字泥板。这些文字有赫梯文字，也有阿卡德文字，还有苏美尔和胡里安文字。
与此同时，中华文明也在黄河流域拉开了它壮丽的序幕。
中华文明的两个重要特征：渴望统一与以老为尊
在西方学术界的认知中，中国文明的起始被定于商代。
因为国际学术界判断文明产生所惯用的三大标志是城市、青铜器和文字，而在1928年正式开始考古发掘的安阳殷墟，是上述三大标志性要素都齐备的最早文化遗址，这在中国境内具有唯一性。
不过，中国人习惯上讲的却是“夏商周”，也就是中华文明还要往前推到夏朝。中国主流学术界一般认为，夏朝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其领土大部分在河南，首都在哪不清楚，但一般认为，在河南省西部发现的二里头，可能是夏朝中后期的首都之一。尽管20世纪末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没搞下去，但是否认了夏朝，显然是对中华文明的一次打脸，要知道我们民族又叫华夏族，都是因夏这个朝代而起。
但不管从夏说起还是从商说起，中国的起源，都和河南有关，往大了说，和黄河流域有关。
和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一样，黄河流域尤其是中下游，非常适合农业社会的发展，
甚至它在全世界几大河流域当中，是条件最好的，“因为黄土的结构疏松，天然适合农耕，人们仅仅利用原始的石刀木犁，就可以开辟大面积耕地。”所以，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在黄河两边世代定居下来，很快形成了大面积的、单纯的定居农业模式。
【图说：这个世界早期的几大文明】
今天屡屡被地域黑的河南，也成了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源头。除了黄河穿境而过之外（但有意思的是，今天的河南省会郑州并不属于黄河流域，因为黄河的地势比郑州高，郑州的水系最终不是流向黄河，而是淮河），还因为位置居中。
我们今天还称河南为“中州”。这有利于不同文明的交汇和交流。事实上，美索不达米亚之所以成为文明的曙光之地，也在于中东是处于亚非欧三地的大路口。
尽管有人发现，相比较北纬30度一带——干燥的副热带高气压带的尼罗河、两河流域，发源于高山之上的河水流过干燥的土地，季节性的、规律性的涨潮和退潮使得这里出现了成片的湿润土壤，相反，东方的黄河长江流域，因为季风性气候导致的汛期洪水，使得成规模的农业文明大大的晚于了西方的大河，但是，“中华文明有后发的优势，一度比其他文明发展得快，很早就达到成熟状态。”
这对后世的中国带来了两个至关重要的特征。一个就是渴求统一成了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因为中国农业文明的早熟，导致了人口增长也很快，新石器时代后期，各大文明区就已经开始了对土地、水源等资源的争夺。黄河流域更是如此。
不过，天下由于没有共主，往往导致“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五帝本纪》告诉我们，分裂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战争和痛苦，只有统一能带来和平和发展。”与此同时，治水、救灾成为保障农业生产和农业人口正常生活的前提，客观上要求统一和集权。
黄帝之所以被载入史册，正因为他是秦始皇之前统一中华的第一人。
另一个就是尚老文化在中国的兴起。“中国文明从根上就是农业文明、定居文明。定居文明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不过是对上一代的重复，老年人的经验和智慧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发洪水，什么时候播种。所以我们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这也意味着，在农业社会里，老年人是永远的权威，一切社会资源都掌握在老年人手里，老年人对家族的支配是终身制的，年龄越大，辈分越高，发言权就越大。这带来了一个影响至今的结果，那就是中国社会是“尚老社会”。与“老”有关的一切词都是好的：“老实”“老练”“少年老成”“老板”“老总”……都有成熟、稳重、德高望重的意思。
所以《左传》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戎好理解，近乎于现在的军事，是保存自身和保卫胜利成果的方式。而祀，则是祭祀天地诸神和祖先。“敬天法祖”这句古语，就是对古代华夏民族何以高度重视祭祀的最高概括。中国的玉文化，其实便来自祭祀文化。
他们通过祭祀，从诸神和祖先那里获得力量，与此同时，将部落里的人团结在一起。
这也成了中国人渴求统一的重要推力。
中华文明独立起源，又深受外来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晚于美索不达米亚，但是中国文明“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独立起源的”。
一方面，中国与印度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等早期文明中心距离很远，很难达到，联系也不多；
另一方面，中国的大地理也决定着它们之间的阻隔。中国的北边是草原，东南是大海，西边则是青藏高原……这意味着，中国的地理环境是相对封闭的，像一个由围墙围起来的四合院。
所以，中华文明的起步大多也是自力更生。相反，埃及、两河以及赫梯（小亚细亚）之间相互影响和交流很多，是因为它们反时针环地中海排列。除了陆路交通之外，这个地中海就像内湖一样，把它们连接在了一起。
尽管独立起源，自己摸索着发展，但中华文明还是深受外来文明的影响。中国的青铜器不是凭空而出的，它应该是从中东输入。从考古学的证据上就可以看出，已经挖掘出来的成熟的青铜器，“按时间顺序，是先出现在中东，然后出现在新疆，经过新疆的绿洲一点点向中国内陆传播，经过甘肃，沿着黄河，传到夏王朝可能的首都二里头。”
可以说，在中国的丝绸之路之前，还存在着青铜之路。
沿着这条青铜之路，传进来的不仅青铜，而且还有小麦、黄牛和羊。考古学家公认，人类文明最早期的一些驯化物种，几乎都是在中亚和中东出现的。从中国祭祀用的供品也可以看出端倪——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公元前2500年以前用来祭祀的供品一直是猪，从来没有出现过牛和羊，而到了商周时代，就普遍地改用牛和羊了。商代甲骨文中多次提到“太牢”和“少牢”，前者指祭祀时用牛、羊、猪，后者指祭祀时只用羊和猪。
到了商代晚期，更是出现了最早的战车，“而且一出土就已经非常成熟，”“如果排除中国古人有超人一样的聪明，更大可能性是，战车是和马一起，直接从中亚传过来的。”
【图说：驰骋在先秦战场上的“坦克”】
正因为吸收了诸多外来的新物种、新技术，中国文明才向更高更复杂的纵深推进。中国新石器时代6000多年发展缓慢，进入青铜时代就明显加速。毋庸置疑的是，西方物种和技术虽然介入了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但是这种介入，强化了而不是削弱了中国本土文化的特点。”
这典型地体现在青铜文化中国化的过程中——西方青铜器的主流传统是“那些制作规整、形体相对统一、区域特征明显的主要用于生产和战争的工具与武器，如斧、剑、矛、凿等，多是实用的器物”，但中国人却将它拿来当成了祭祀祖先的工具，“那些巨大的青铜鼎，用来盛放献给祖先的牛和羊，那些精美的觚和爵，则是祭祀典礼上盛酒的器具。”
【图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折射出人神天真的浪漫岁月】
可以说，青铜器的传入，加强了中国本土文化的特色，也就是祖先崇拜。
可以说，它是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一个根本区别。
祖先崇拜下的分封制
“中国人的庙供的是祖先，其它文明的庙供的是神。”
今天，我们大家如果去北京，会发现“劳动人民文化宫”其实是太庙，也就是皇帝祭祀祖宗的家庙。
至于民众，也有地方祈福，或寄托自己的思念，那就是分布各地的家祠。
我在汕尾一带走访时，就发现家祠到处都是，甚至城市化也没有让它消失。
【图说：有着浓郁广州风情和岭南特色的陈家祠】
它给我们这个国家的形成带来了深远影响，“到了公元前3000年左右，黄河中下游一带的很多部落转化为‘邦族’，也就是原始的国家。这些原始国家都是以供奉祖先的宗庙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而且它们的政治结构也都是血缘结构。”
也就是说，“谁是辈分最早的家长，谁就是首领，原始国家内部的关系完全是由血缘的远近亲疏决定，与家长血缘关系近，就处于社会的上层，距离远的人，就处于社会下层。”
中国古代的爵位有“公”“侯”“伯”“子”“男”，这些都是起源于家族内部的称呼。
到了夏启，更是以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家天下”的传统开始确立。
到了商代，政治权力按血缘远近分配，周代王位的继承，则进一步实行了嫡长制。
周天子把自己的宝座传给嫡长子，其他儿子则封为诸侯。诸侯在自己的国内，同样要把爵位传给嫡长子，其他儿子则被封为卿大夫。卿大夫的地位，也只能传给嫡长子，其他的儿子就降到“士”这个阶级。
【图说：分封制】
换言之，谁在血缘上离权力近，谁就位于社会上层，成为中高级别的贵族，离得远，就有可能处于大家族社会地位的下层，甚至泯然于众也。
这一套制度解决了商代因没有制定相对应的完善的礼仪和宗法制度所导致的混乱，同时因为血缘关系，周天子和诸侯国彼此有一种天然的信任感，这样可以通过分封而实现“拱卫王室”，保障王权，看上去是一套很好的政体。
儒家之所以推崇“人性善”，也是因为大家都出身于同一个家族，或者存在亲戚关系，所以相互之间提倡体谅包容，“仁”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
但是，分封制并不完美，也存在着严重的BUG，那就是血缘关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化，其效能也会相应递减。过了几代之后，周天子和诸侯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远，彼此又很难见面，更谈不上什么感情，这样，周天子对地方的控制就越来越弱。
当原来靠周王室的中央权威维系的大一统政治秩序失效之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就降临了。
中国为什么能走向大一统
如果说“春秋无义战”，战国更是弱肉强食。
在这背后，是铁器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得到了普及。这也让很多在春秋期间未能得到开发的土地，得到了开发。随之而来的是粮食产量翻番，人口爆炸式增长。与此同时，国与国之间的疆界也开始连接，国土争夺变得越来越激烈。
这让中华文明又重新回到了黄帝以前那种“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的景象。
孔子希望“恢复周礼”，老子则“无为而治”，但现实告诉它们，当世界开始面临人欲横流、生死存亡之秋时，“温良恭俭让”落伍了，逃避也没用了，人们必须放下温情，准备战斗。
推崇“人性恶”的法家开始粉墨登场，它们通过变法摧毁以礼乐文明为代表的贵族制度，建立一套全新的统治方式，强化集权，扩大军队，提高战斗力，保证国家生存并延续。
最终，被视为蛮夷之邦，风气贪婪、狠猛、寡义趋利的秦国，通过商鞅变法，一举做大。有人认为这是一场伟大的变法，因为它实现了儒家和法家都梦寐以求的大一统，也奠定了今日中国的集体心理，但有人却从中感到了不寒而栗。
看鲍鹏山解读商鞅变法，就发现商鞅可敬又可憎，“商鞅真正是到了把良心都献出去的地步。”他希望通过“壹民”“愚民”“胜民”“弱民”“贫民”“辱民”等手段，来建立一个绝对集权的社会，让民众无从思考，只会听从吩咐，指哪打哪，以增强国家的汲取能力。
【图说：商鞅的结果并不好，“专制之人死在自造的专制枷锁中”】
从中可以看出，这些法家虽然推崇制度理性，要用制度而不是道德来解决问题，感觉比儒家更高明，但是它们精于算计而不择手段，大多是赤裸裸的功利主义者，思考也完全围绕着“君主利益”这个核心，而不顾及其它阶层的利益，民众只是它们手中的工具，而不是目的。
这样的国家，固然具有极强的攻击力，在列国纷争中频频得手，对人民来说，却毫无幸福可言，但它们这种文化却和秦国的民族性一拍即合，所以秦国才会变法成功，最终一统六国，成就了中国的第一位“始皇帝”。
在张宏杰看来，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重大突变，一个是近些年卷入全球化之变，再一个就是周秦之变。
周秦之变，让中国从一个“小国寡民”的自治社会，很快进入到一个拥有大共同体的帝制时代。
政治权力打散了贵族式的大家族，不是通过分封而是郡县，也就是依靠一个高效严密，由权力一手掌握的官僚体系，实现了一竿子捅到社会最底层的目的。它在某种意义上适应了时代的要求，让中国开始成为“中国”。
尽管秦二世而亡，但中华文明再也不回头，回到周礼时代。
面对这样一个惊天大变局，我们也发现，虽然血缘组织被打破，并不意味着，祖先崇拜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相反，它多年来一直游荡在我们这片大地上，并在统治者的推波助澜之下，深入人心。
早熟的中华文明，为什么会止步不前
秦二世而亡，显然也给后来的帝国敲响了警钟。
它让大家意识到，专制虽然在动员民众上格外具有优势，但也因为权力没有受到约束，一兴奋起来就刹不住闸，“所以要为这一绞肉机安上暂停键，为这个高速列车装上刹车装置。”
另一个原因则是“思想文化建设出了问题”，“秦朝没有成功地建立起一个有说服力的信仰和价值体系。法家那套东西，本身是只能做不能说的。”所以需要“在意识形态上进行伪装”。
于是也便有了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学说作为大汉帝国的门面工程，但事实上，这时的儒家思想早已被董仲舒偷梁换柱，改造成了法家化的儒家。
虽然儒家曾说过“君君臣臣子子”，但是强调权责对应，也就是说，君首先要像一个君，臣才能像一个臣；父首先要像个父，子才能像个子。“君使臣”和“臣伺君”都要各按“礼”而为，绝不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三纲五常”，也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种被巧妙嫁接在儒家头上的思想，其实一开始是法家的，而不是儒家的。
与此同时，经过春秋战国时期人文精神的洗礼，被“敬鬼神而远之”的孔子演变为“慎终追远”及“报本反始”等伦理观念的祖先祭祀，再一次被回炉重新加工。其祭祀理论不仅处处参杂阴阳五行思想和谶纬学说，而祭祖行为更是配合了征兆、符命、五德、天统之说。
这不仅符合专制帝国以道德治天下而不是制度治天下的统治需要，更重要的是，“尚老”本身就具有父权专制的底色，所以有利于维护集权统治。
某种意义上，专制集权，加上“半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及周边民族文化上的普遍落后使中国早期文明遇到的挑战较小，从而使它丧失了探索农业文明以外其他文明形式的动力，也丧失了自我剧烈变革的压力”，导致了中华文明虽然早熟，但演变步伐在秦始皇一统六国之后也因此突然变慢下来。尽管有着不断的循环更替，但都没有本质性的变化。而这也成为了祖先崇拜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基础。
相反，由于商业文明的突起，让同为大河文明的两河文明，在携手中华文明走过一段路之后，开始分道扬镳。
相比较东西流向，在同一个纬度线上，自然禀赋相似的长江、黄河文明，两河是南北走向，跨越了不同纬度，也造成了上下游差异比较严重，就像南部苏美尔当地几乎没有石头或金属，除了棕榈、柳树和白杨等不太好的建材，几乎没有木材。相反，今天的黎巴嫩就有很好的雪松。所以，它们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只能通过同北部上游的贸易而获得。
【图说：苏美尔人当年的生活】
这也意味着，大商业尤其是长距离的远途贩运在苏美尔社会中有很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大商业的社会化分工，容易让血缘纽带变得很脆弱。当血缘不再成为联系纽带后，人群就寻找新的共同的信仰，这就令中东地区很快出现了巨大的神庙。它也进一步影响到了与之相近的欧洲大陆。
当西方人开始跪在神的面前时，我们的很多读书人、知识分子却抱着“光宗耀祖”的热切之心，一辈子都皓首穷经，并做着“多年媳妇熬成婆”的美梦，而无暇他顾。
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很多年轻人才从“无抵抗主义者”“作揖主义者”，勇敢地向自己的家庭，乃至不合理的旧体制宣战，进而成为了这个国家的自由的新民。
（未完待续）
采写 | 王千马（中国企业研究者，中国商业地理写作第一人。出版有《重新发现上海1840-1949》、《海派再起》（海派系列）；《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商帮系列）；《新制造时代：李书福与吉利、沃尔沃的超级制造》、《玩美：红星美凯龙30年独家商业智慧》（企业官方传记系列）；《紫菜爸爸》（人物传记系列）；以及《大国出行：汽车里的城市战争》（城市发现系列）等十数部作品，并主编有《无法独活：致喂大的年轻人》、《不焦虑的青春》。
2017年，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根据《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拍摄制作了五集纪录片。2019年，“吾球商业地理”参与吴晓波频道的12集纪录片《地标70年》的拍摄合作，通过12个中国地标见证新中国70年的风雨历程！此外，“吾球商业地理”在2018年以及2019年两度荣获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年度十大壹点号”称号）
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
编辑| 大腰精
制作 | 粉红女佩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