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首爾站》的黑暗走向和無所顧忌，更商業、更面向大眾趣味的《釜山行》顯然做了些收斂，同時也稍微削減了延相昊一貫偏愛的坎普風格。不過，批判政府向來是忠武路的「政治正確」，尤其近年來接連發生了「世越號事件」以及「MERS病毒事件」後，韓國電影人對政府的指控愈加激烈。在《釜山行》中，政府的狡猾無能依然存在，比如對於殭屍蔓延的處置嚴重滯後不力，為了維穩而謊稱是群眾遊行而造成的混亂，既欺瞞了大眾，又將正當的遊行汙名化。
然而，相比「抨擊政府」和將「列車」符號化的隱喻，《釜山行》的重點還是在對人性的開掘上。本片沒有樹立絕對的英雄，從主角石宇、到所謂的反派金常務、再到幾個主要配角都有自私利己的一面，特別是在列車這樣的封閉環境中，人與人的信任和友善勢必變得異常脆弱，人性中最醜惡的部分亦勢必暴露無遺。殭屍為何令人恐懼?它不是毒蟲猛獸，也不是外星異種，恰恰因為它本就來源於人類自身的變異，看似普通的常人也許在頃刻間就會異化為擇人而噬的怪物。殭屍在某種意義上正是表徵了人性中低劣的部分，這與以金常務為代表的極端利己者實無本質區別。
但延相昊在影片中仍然給人性留下了一點希望。雖然石宇在有限的電影時長裡的轉變未免突兀，可是作為一種象徵也是可以理解的。最後為了保護女兒，在感染病毒後的溫情閃回和躍軌自盡的慢鏡頭剪影，既符合韓國電影慣用的煽情手法，也預示著一種人性的「新生」。這種「新生」不僅體現在石宇身上，導演將倖存者設定為一名孕婦和一個小女孩明顯同樣是出於這方面的考慮。更何況影片結尾，狙擊手在聽到小女孩的歌聲後出現了遲疑和放棄，而非《首爾站》裡的無差別射擊。
總體而言，也許《釜山行》因為B級感不夠而沒能讓血腥恐怖粉過足癮，但作為一部好萊塢風格的類型片，它的製作水準絕對是合格以上的，套路以內的東西該有的都有，且沒有什麼很大的硬傷。包括《首爾站》在內，其更大的意義在於延相昊賦予了這種來自西方的舶來品一些鮮明的韓式烙印，比如承擔起作為一種媒介的社會責任，反映韓國的現實狀況，並用電影為某些群體進行話語抗爭，這是非常值得讚賞的。正如喬治·羅梅羅在接受《時代》採訪時總結過的理念：「我希望能給殭屍們一點點身份認同，我只是覺得我們得時刻記住，它們就是我們。它們從一種生命形態中走出，進入了現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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