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政是韓國報刊媒體關注的重點。在清廷頒佈預備立憲上諭之後不幾天，《皇城新聞》發表評論認為：清朝從鴉片戰爭到庚子事變期間，外則飽受列強侵略，內則各派勢力政爭不已，政治腐敗，國是日蹙，如今終於開始憲政改革，或現一線曙光。
清末新政是清王朝自我救贖的最後努力。時人預言：“行之而善，則為日本之維新；行之不善，則為法國之革命。”不幸的是，清王朝最終被革命推翻。大韓帝國與清王朝的命運有相似之處，但並不完全相同。當清王朝以行新政而亟圖自救的時候，大韓帝國也以“獨立自主”的名義而在日本殖民地化過程中苦苦掙扎，但終究逃不脫被吞併的劫難。當然，這些都是今人的後見之明。至於在當時，清王朝與大韓帝國各自沿著幾乎平行的軌道走向深淵之際，這對難兄難弟曾經是否及究竟如何互相觀照，則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韓國對清末新政的觀察與反應，學界以往相關研究成果不多。最值得注意的是韓國學者白永瑞先生關於大韓帝國時期韓國輿論對中國認識的研究論文，揭示了韓國輿論視野中的清王朝的三個面相：一是作為韓國蔑視對象的中國，二是作為東亞和平一員的中國，三是作為改革模型的中國。另外，中國學者王元周先生在探討韓國人對中國否定認識的歷史根源時，認為近代以來，尤其是甲午戰爭以後，韓國的啟蒙思想家為樹立民族主義，往往把中國作為韓民族的對立面，這便使韓國的近代民族主義建立在對中國和中國人的否定認識基礎之上。韓國學者樸敬石先生在評論該文時認為，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不管哪個時代，對對方的否定認識和肯定認識都會共存”，“應考慮到韓國人對中國認識的整體面”。實際上，究竟韓國人對中國認識如何，當然需要整體上的觀照，但每一項具體的研究都可能提供一些具體的側面，也是無可厚非的。本文以大韓帝國時期的重要報刊《皇城新聞》與《大韓每日申報》的報道和評論為基本材料，探討韓國報刊媒體對清末新政的觀察與反應，關注的重點不僅僅是其認識中國問題，而且還有其自身反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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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新聞》與《大韓每日申報》均開設“外報”與“論說”欄目。這些欄目有大量關於清末新政的報道和評論，雖然國際形勢變化多端，《皇城新聞》與《大韓每日申報》的新聞關注點時有轉移，再加上清末新政也是在不斷地調整政策的過程中進行，使《皇城新聞》與《大韓每日申報》的相關報道不免顯得凌亂斑駁甚至舛誤雜出，但綜而觀之，尚不難看出清末新政的整體概貌。
清末新政是清政府在其統治的最後十年（1901-1911年）所進行改革的總稱，具體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與社會生活領域等多方面的變革。對於這些變革，《皇城新聞》與 《大韓每日申報》的報道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
《皇城新聞》
關於政治方面的改革。清末新政與洋務運動顯著的不同之處，就在於變革指向制度層面，尤其是政治體制的變革。新政開始不久，清廷諭令設立督辦政務處，作為辦理新政的總機關。《皇城新聞》先是作了簡要的報道：“清國於去月廿一日發表組織督辦政務處之上諭，以慶親王、李鴻章、榮祿、崑岡、王文韶、鹿傳霖為政務大臣，劉坤一、張之洞在其任地兼攝，還行北京後舉行政務改革。”隨後，該報又全文譯載了這道上諭。日俄戰爭後，立憲思潮湧動，促使清廷進行預備立憲。
對於清廷憲政改革的各個關鍵環節，《皇城新聞》與《大韓每日申報》都多有關注。如，清廷宣佈預備立憲上諭的報道：“各國富強之基礎在於憲法，政務採諸公論，決於庶民。為濟今日時艱，宣佈立憲政治，大權統於朝廷，萬機決於公論。然而民智未開，準備未齊，先以官制改革為始，然後改革法律、教育、財政，振興武備，斟酌各國政法，制定憲法。”再如，丙午官制改革的報道：“清國頒佈官制改革上諭，內閣、軍機處之一切規定依舊，外務部、吏部依舊，巡警部改稱民政部，戶部改稱度支部，合併財政處，禮部合併太常、光祿、鴻臚三寺，學部依舊，兵部改稱陸軍部，合併練兵處與太僕寺，海軍部及軍諮府未設前，暫時歸陸軍部，刑部改稱法部，大理寺改稱大理院，工部與商部合併，改稱農商工部，郵傳部新設，理藩院改稱理審院（理藩部——引者注），資政院新設，審計院新設。”並列舉了軍機大臣及各部院尚書、侍郎等名單。隨後，還對新舊官制及各衙門新舊職官詳細列表對照，其變與不變之處一目瞭然。又如，九年預備立憲上諭的報道：“清帝頒下上諭，從本年起九年間，國會開設諸般準備完畢，同時頒佈欽定憲法，施行各種規定，憲法、議院法、選舉法、逐年準備條項在官報頒佈。”又如，奕劻內閣設立的報道：“慶親王被命總理大臣，以下各大臣亦有任命。”稍後，還就清朝新設內閣發表了評論文章。其他如五大臣出洋，第二次考察憲政大臣的派遣，諮議局與資政院的創辦，國會請願運動等等，均有相關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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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政治改革，立憲自然是重點。日俄戰爭後，立憲的日本戰勝了專制的俄國，樹立了東亞國家振興的榜樣。清朝開始預備立憲，韓國也是感同身受，固然多所關注。以上所述較多，下面著重探討另一個重點，即清朝政治改革過程中各種勢力派系的權力鬥爭問題。這種派系矛盾錯綜複雜，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清廷內部革新派與保守派的矛盾。“清國保守派領袖軍機大臣榮祿恃西太后之寵信，有虞於自己不利，抑制革新派有力者之權限。兩三年以來，從各方面策 劃恢復自派失墜之勢力。當時革新之氣運頻頻勃興，西太后固有威力阻止，然萬若阻止，榮祿深慮政治上保守派地位反被大打擊，遂嗾使御史黃祖承等彈劾革新派之領袖袁世凱或瞿鴻機等，至再至三。”
二是中央與地方督撫的矛盾。“為商議對袁世總督之改革意見書，王大臣等開內閣大會議，學部尚書榮慶、軍機大臣世續兩氏提議中央集權之說。湖廣總督主張依然維持督撫之權限，對此辯駁曰：首都在地方遼遠，督撫之權限減削，地方施政上時時待中央政府之訓令，有緩慢掣肘之慮。陝甘總督升允亦同意。”
三是滿漢之間的矛盾。“清國袁世凱受滿洲大臣之反對， 醇親王、肅親王、世續、鐵良、慶親王諸人互相結合對付袁氏。袁氏在中央無有力之黨援，其黨與為徐世昌、楊士驤、段祺瑞、趙秉釣[鈞]、嚴修等諸人，因嚴查革命黨得西太后之信任。則今袁氏之失敗，可預度將來兩黨之大決戰。”正是各派政治勢力之間的矛盾鬥爭影響了清朝新政改革的進程，因而也是韓國報刊媒體關注的一個焦點，並不足怪。
至於軍事改革，當然陸軍軍制建設是一個重點，已如上述；《皇城新聞》等韓國報刊媒體關注的另一個重點是清朝海軍復興問題，這方面有大量報道。清朝洋務運動時期建立的北洋海軍於甲午戰爭中全軍覆滅，從此海軍一蹶不振。清末新政時期，海軍復興再次成為重要議題。尤其是在第二次海牙國際和平會議上，中國因為沒有海軍而被列為三等國，振興海軍更是刻不容緩。《皇城新聞》報道：“清國海軍自日清戰爭以後，艦隊並未復舊。昨年海牙萬國平和會議，清國無海軍，故被貶下三等國，此無非加深國家之恥辱。邇來清國官民間有海軍復舊之議，近者畢竟為海軍復舊之決定，先支出二千萬兩，設置南洋、北洋及越[粵]洋三洋之海軍根據地。”後來，清朝設立籌辦海軍處，以貝勒載洵與水師提督薩鎮冰為籌辦海軍大臣。載、薩兩大臣出洋考察歐美與日本海軍，加緊進行清朝海軍建設。1910年，清朝建立兩支海軍艦隊：第一巡洋艦隊, 有巡洋艦4只，練習艦、水雷炮艦、哥爾貝德型船各1只，另有水雷艇8只，其附屬陸上官衙學校兵營有巡洋艦隊司令部、芝罘水師學堂、芝罘海軍水師營舍；第二長江艦隊，有炮船13只，哥爾貝德型船2只，運送船1只，其附屬陸上官衙學校兵營有長江艦隊司令部、南京水師學堂、南京魚雷學校。其實，這與甲午以前清朝之北洋、南洋、閩洋、粵洋四洋海軍相比，還差得很遠。載洵、薩鎮冰等還在謀劃改籌辦海軍處為海軍部，並進一步提出海軍發展草案，包括海軍軍港建築、艦隊組織、教育振興、工廠建設等重要問題，甚至希望借外債辦海軍。然而，終清之世，其海軍並未振興。
威遠艦
另外，《皇城新聞》與《大韓每日申報》比較關注細節，也能揭示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現象。如關於慈禧太后變法態度的報道：“清帝召集翰林院學士、編修面諭：宜研究泰西政治學。其時西太后同席，自思今後清國如仍持以前之守舊主義，國家之富強永不可期，不得已而背祖宗成法，效仿泰西文物制度，不可不行革新。撫今追昔，不禁自然垂淚，左右旁列者亦一同放聲啼泣。”“清人文海之夫人每日供奉西太后左右，出語其所親人云：太后居恆鬱鬱不樂，曰：不變法萬不能行，變法又毫無把握，輕動妄舉，又恐貽笑外人，如何是好？大小臣工屢次召見，所說各各不同，令人悶煞!”可見慈禧太后對於變法的矛盾心態。還有關於慈禧太后學英語的報道: “近日西太后每日讀習英文，前日各國使臣陛見時，採英音LH (How Do you do——引者注)向各使致禮。”“西太后目下正學習英語，其進步頗著。”儘管慈禧太后學英語難免有作秀之嫌， 但這多少也是一種開放姿態的表露。再如關於預備立憲的報道，有兩個細節頗值得注意。一是資政院派員學習速記法的報道：“清國資政院派送赴日德兩國速記法視察員，擬歸國後設立學校，為國會之議事筆記及其他必要時使用該法。”二是資政院設立旁聽席的報道：“清國資政院總裁倫貝子與各提調會商，在該院正座左邊設立新聞記者旁聽席（外人不得與列），正座右邊設立各國駐京公使旁聽席（中人不得與列），除軍政上交涉上會議外，皆許其報名入座旁聽。”無論是速記法還是旁聽席，都在資政院與珞議局會議中使用。事實上，資政院與諮議局會議程序是非常 規範的，由此對清末預備立憲應該有新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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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清末新政並非一場有嚴密計劃按步驟推行的改革，實際上是在不斷摸索與調整的過程中逐步展開的，而《皇城新聞》與《大韓每日申報》又畢竟是外國媒體，故其對清末新政的觀察與報道確實難免有偏差失誤之處。主要表現有三：其一，有些信息反應滯後，並有重大遺漏。清廷頒佈新政改革上諭是在1901年1月29日，其時正值庚子事變期間，國際形勢異常複雜。《皇城新聞》當時有關中國的報道也主要是關注庚子事變，直到將近兩個月之後的3月22日才發表 一篇論說《清國有革新之善策》。清廷那個新政上諭一直未見報道。在清末新政啟動階段，兩江總督劉坤一與湖廣總督張之洞聯銜合奏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醞釀多時，正式上奏於1901年7月12、19、20日。慈禧太后於10月2日發佈懿旨，予以批准實行。《皇城新聞》並沒有報道江楚會奏前兩折，而直到慈禧太后懿旨發佈兩個月之後的12月3日，才簡要地報道了第三折的內容。載澤、戴鴻慈、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每考察一國，都會向清廷上奏考察報告。
1906年2月13日，載澤一行上奏考察日本大概情形報告；3月12日，清廷硃批：知道了。《皇城新聞》也是在兩個多月後的5月18日，才作了簡要報道;其他大量相關考察報告並不見報道，《大韓每日申報》也是如此。另外，還有一些重要遺漏，如學制改革中的“癸卯學制” “壬寅學制”的制定與科舉制度的廢除，甚至《欽定憲法大綱》的頒佈，都未見有關報道。
《欽定憲法大綱》
其二，也有混亂不清甚至前後矛盾之處。關於清廷內部的政治派系，《皇城新聞》有報道: “目下西安朝廷分三黨派：鹿傳霖一派，專唱排外主義，與外兵決戰；榮祿一派，尚持久駐西安之說，取糊塗態度；王文韶一派，主張速回鑾北京，稍傾改革主義。此三黨互相排擠，競爭勢力，然此際無一人奏請皇帝親政。”又報道：“清國今後北京政局如何？欲解此疑問者，先不可不知清國大官之系統，與此係統對外國關係好惡情感之緣故。日英派為慶親王、王文韶、張之洞、劉坤一及其他南清國督撫；俄國派有榮祿、鹿傳霖及其黨與，在宮中有一定勢力；中立派是袁世凱（頗近日英派）。李鴻章身故以後，清國失去有力而聰明之俄黨首領，榮祿亦沒有昔日之勢力，故現今情態是日英派得意，又有袁在後暗援，可知北京今後政局。”其中兩個關鍵人物榮祿與鹿傳霖原來說分屬兩派，後來又說是一派，讀者如何分辨？清朝籌議立憲之初，有關上、下議院的組織，有報道：“清廷參考立憲制度，曩有設置眾議院效仿下議院，政務處效仿上議院。政務處改稱議政處，決定由各部大臣侍郎以上之高等官組織。不日間將頒佈施行。”又有報道: “支那政府曩日準備頒佈立憲制度，有設立議會之議，計劃下議院由現在政務處改定，上議院由各部侍郎以上之髙等官組織。”其間政務處的角色，原來說是上議院，後來又說是下議院，亦使人莫名究竟。
其三，還有錯誤報道，不知所據。《皇城新聞》報道伊犁地區軍制改革，有云：“清廷改革伊犁方面之軍制，以兵部尚書長庚任伊犁將軍，伊犁將軍馬亮任烏里雅蘇臺將軍。”其實，長庚只是兵部尚書銜，而伊犁將軍與烏里雅蘇臺將軍只是清代八旗駐防地的最高行政長官，長庚與馬亮的調任，只是地方官調動，並不是軍制改革。《皇城新聞》與《大韓每日申報》還先後報道同一消息：“清國出洋大臣歸京後，張之洞、袁世凱、岑春煊等各總督一齊上京，開御前會議制定立憲政體事。”事實上，五大臣出洋考察回國後，只有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就近進京參與了預備立憲決策的廷臣會議及其後的官制改革，湖廣總督張之洞與兩廣總督岑春煊不但沒有參與有關立憲決策的御前會議，官制改革也只能選派司道大員進京隨同參議。顯然，《皇城新聞》等報道的是一條假消息。清廷宣佈預備立憲不幾天，官制改革剛剛著手，《皇城新聞》與《大韓每日申報》就同時披露一份清朝新內閣名單：“清國官制改革採用日本製度，各大臣任命如左：內閣總理大臣慶親王，參謀總長袁世凱，外務大臣唐紹儀，內務大臣擇公，司法大臣徐世昌，農商務大臣振貝子。端方、張之洞、瞿鴻機三氏人樞密院。”這同樣是一條假消息。
儘管如此，這些並不妨礙時人與後人通過《皇城新聞》與《大韓每日申報》等韓國報刊媒體對清末新政有一個大概的瞭解。媒體報道的及時性、客觀性、真實性固然重要，但其主觀認識與反應更值得探討，這便是以下需要論述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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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亞政局變動的過程中，清末新政始終是韓國報刊媒體關注的重要對象。《皇城新聞》與《大韓每日申報》有大量的相關報道，並時常發表頗有針對性的“論說”文字。韓國報刊媒體究竟如何看待清末新政？通過分析《皇城新聞》與《大韓每日申報》的相關“論說”文字，可以有如下四方面的認識。
一是對清政府政治腐敗的批判，不改革將不可救藥。清廷在庚子事變中逃亡西安後，迫於內憂外患的壓力，發佈了新政改革的上諭，各省督撫紛紛上奏各種改革之策。對此，《皇城新聞》 不以為然，批評各督撫“何其見事之晚也”。有謂：“清室之萎靡不振，蓋亦久矣。內亂蜎集，外患鷙張，尤為岌岌於十年之間者，即天下之所共知也。為其臣者，苟有一分犬馬之誠，悲憤慷慨，唏噓嘆息，何以則圖存國家？何以則拯濟生靈？議出此案，固在十年之前。”這期間，各省督撫“希覬榮寵，窺伺權勢，自圖肥己，與同狗彘，忘棄邦國，與同秦越”。即使光緒皇帝發動戊戌變法，也是無動於衷，“或阿附助虐，或袖手旁觀，遂至洪流稽天，大火燎原，宗社之危亡，人民之酷烈，一陷於四千年無前之禍坑”。這些“誤君亡國之臣”現在紛陳改革之策，希望在局勢和平之後實行，並不是有悔改之心，實際上不過是其企圖與頑固派劃清界線以私謀自救之計而已。“以今觀之，平和回覆未可期必於何時；雖至平和回覆之日，畢竟倨傲之心復萌，懈怠之習復作，豈可臥薪嚐膽、忘餐廢寢汲汲為國家計也？此輩之心，明若觀火者存焉。處罰元兇，誅戮禁錮，幾回相續，渠亦膽寒肝冷，魂不附體，所以出於弭患求生之窮計也。”地方督撫如此，清廷又如何呢？清廷在危難之際逃至西安，偏處一隅，朝廷上下仍不思振作，而是文恬武嬉，一片歌舞昇平景象。“西太后好觀劇，公宴日開。皇太子游蕩無度，耽觀劇場，放僻私遊，住宿娼家。各官醵金會讌，廣招梨園，大張演戲，殆無虛日。士商尚風，宴飲日張，一次酒席，銀至三四十兩。上自宮廷，下至市井，優嬉逸樂之像，流連荒亡之態，不見如睹。大抵清國之宗社傾覆，城闕淪陷，生靈屠戮，禍出誰手，罔非西宮之釀成厲梯也。現今萬里蒙塵，十分危懼，宿過未懺，舊惡未悛，幸其矢丸未及之暇，猶有姑息暱樂之念，此何忍斯？然西后不過一寡婦，溥雋不過一紈絝，各官不過是逐逐繩狗之一輩，士商不過是無學問無愛國心之一流，此輩亦何足深誅也。如鹿傳霖、榮祿、王文韶等皆元老大臣，當此危亡匪朝伊夕之日，雖如越俘嘗膽，楚囚對泣，猶不知置身何地。未聞進一諫以止宴嬉，未聞決一策以靖危亂。派分黨列，互相排擠，不顧國難，各圖私計，紛紜爭哄，坐失時局。大事一去，是誰之責？讌飲遊嬉，處堂之燕雀也；分派爭哄，相持之蚌鷸也。火勢一及，輿堂俱然，已無暇論；漁叟一至，坐收其功，理所難免。全清一局，將何以援之?”
《大韓每日申報》分析清朝國權萎弱與社會紊亂的原因，主要是由於官吏的貪風。賣官鬻爵，賄賂公行。總督賣將官，總兵之職銀二千兩至萬兩，尉官之職不下一二千兩；總兵、尉官便乾沒糧餉和吃空額以中飽私囊，作為補償。布政使賣文官，知縣之職銀數千兩，亦靠搜刮重斂作補償。總督、巡撫與布政使之職需銀數萬兩，而其所賣管下文武官吏可得數十萬兩。都察御史擬參劾某大官，其暗中花費數萬兩打點便可無事。至於訴訟案件，大者數千兩，小者數百兩。“清人俚諺曰：衙門雖開，理直而無錢勿入。”貪風盛行，全國人心思亂。“此風不革，其國其民雖不欲滅絕，其可得乎?”儘管如此，清廷畢竟已經開始實施新政，幡然變革雖晚，然或有可圖。“若使清廷見機運斡在於戊戌政變之日，則拳匪之禍，聯合之烈，償金之毒，播越之苦，不但不止於此極，勵圖六七年之間，未知踵後於列強。今乃經營於覆轍之後，反未知十年之間而能回覆其漸盡之元氣，此豈非為清國執政者失策乎？雖然，覆轍之餘，不能有後車之戒而長往不返，必至亡滅乃已。何幸維新之議遽出於此頭，使全清一局得此苞桑之系也!”清朝雖然錯失了戊戌變法的大好時機，但在遭受庚子事變重創之後實行新政，尚不失亡羊補牢之意。
《大韓每日申報》
二是對清末新政整體意義的頌揚，肯定其對中國前途乃至東亞大局的貢獻。清廷頒佈新政上諭後，《皇城新聞》最早的評論文字認為：清朝在危難之際窮極思變，或可從惡夢中喚醒，以圖轉危為安。“故極則必變之理，在乎今日維新之舉。則是舉也，定是喚醒惡夢，固非囈語也審矣。餘於團匪倡亂之初，嘗論全清之變局，以今日危亡之端，即他日興存之機雲者，致以此也。大凡有國者，處安危存亡之局，善其措置而安而存，否則而危而亡。無爽毫髮，不待唇舌而可下。況乎清國之人心不至瓦解，清國之時勢不至土崩，則豫機奮圖，光興國謨，豈不易於反手於今日之清國哉?”隨後，又稱讚兩江總督劉坤一與湖廣總督張之洞的改革意見為進步主義，將一掃清廷內部的頑固守舊風氣；而且清廷所派謝罪使醇親王載洋赴德國、那桐赴日本，也將順便調查東西洋文明國之文物制度。“迴鑾北京以後，將行一大革新。”對於清朝新政改革後的一些新變化 尤其是預備立憲，《大韓每日申報》給予了熱情的讚揚，有謂：“改革乎，改革乎，清國政府今日實施改革乎？實可歡迎與祝賀。彼虛驕自大之清人今日喚醒宿夢、脫卻舊習乎？因循偷惰之清人今日思想進步、志氣鼓勵，腐敗無能之清人今日精神刷新、事業進取。世界最古之支那國將呈現出新面目，東洋最大之愛新覺羅氏政府將發佈新制度。”清末新政進展雖緩，但亦有種種進步之表現。“就其政治而言，則憲法實施之預備與國會開設之催期是也；就其教育而言，則全國各處學校稍稍設立，海外留學生達數萬名；就其軍備而言，新式操演陸軍四十萬，計劃新設海軍 部並完設艦隊；以及為增進實業，向東西各國派遣工業學生；為使自國人之手製造新式武器，而增設機器局等事是也。”
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相繼去世後，對於清末新政之前途，《皇城新聞》提出了四種憂慮和兩種希望。其憂慮是：1.清朝政界新舊兩派複雜，萬一守舊派急驟勢力反對維新，新舊兩派競爭劇烈，可能發生奇變；2.滿漢兩族關係緊張，漢族對滿族久抱不平積怨，如因此國家非常事變，而起滿漢衝突，將釀成大局危機；3.革命黨與哥老會乘機擾亂滋事；4.其他 列強乘此危亂出面干涉。其希望是：1.現在醇親王居攝政之位，其人格溫良，曾遊覽泰西各國，瞭解歐洲文明，主張開明，有識見，近幾年來於守舊與開明兩派之間無所偏依，如今仍以審機觀變之手段，實行維新政治，可以維持大勢；2.憲政預備之大政由光緒皇帝詔敕頒行，攝政王企圖維新文明乃遵行先帝之遺旨。“皇天眷顧我東洋，使支那大局不陷四種憂慮，而得達二種希望。”其對清末新政期望甚高，並對攝政王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皇城新聞》認為：“清國自攝政王代理以來，諸般政治漸臻改良。”其引用美國某博士的話說：“中國執政柄者無有再勝於攝政王者，且近十年中國一切變法之良結果必多出王之手，故攝政王造就中國之幸福良為不淺。”清末新政不僅關係中國前途，而且關係東亞大局。“就中與東洋之安危和黃種之存滅有關係者為支那，蓋支那擁有三萬裡版圖、四億萬民族，成立一大帝國。若支那富強發達，足有能力抵敵歐美諸國，東洋大勢鞏固而有幸福。若支那一向腐敗不振，至被歐美人瓜分之境遇，我東洋諸國均受其敗乃必至之勢。”因而對清末新政充滿著希望與信心。“清國自道鹹以來，政治腐敗，國力墮落，被海外諸國之蹂躪，至於光緒朝而極矣。最近攝政王當國以來，上下人心有發憤自強之態度，預備憲政，獎勵教育與實業，復興海軍，改革陸軍，實行滿洲之移民墾地，及國會速開運動，諸般事業，稍稍振興。彼歐美諸國對清國不加強壓，欲得歡心，外交程度亦實有進步之美觀。孟子曰：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蓋大國之進步比小國有迅速之效果，乃勢之固然。即令時代雖大國之勢五年間不能滿足發達程度，近則十年，遠則二十年，其興也勃焉。今支那之勢其進步繼續，宜其不出此限。”當然，這種信心是對清末新政改革方向與前途的期待， 但腐敗的清政府能否承擔這個改革的領導重任則尚存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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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清末新政具體改革的分析與評論，多有讚揚之意。憲政是韓國報刊媒體關注的重點。在清廷頒佈預備立憲上諭之後不幾天，《皇城新聞》發表評論認為：清朝從鴉片戰爭到庚子事變期間，外則飽受列強侵略，內則各派勢力政爭不已，政治腐敗，國是日蹙，如今終於開始憲政改革，或現一線曙光。“今就其詔諭之思想與官制之改革觀之，雖其九仞之一簣與掘井之汲泉，未知當在於何時，抑亦萬里之遠，發軔之初也。由此而織成錦繡之憲章，照耀於全地球上，固未可知；由此而鞏固愛新氏之宗國，杜絕外族之侵侮，固未可知；由此而永保東洋之和平，造得黃種之幸福，固未可知。不然而徒侈一時之外觀，貽了他人之恥笑，亦未可知。此在任命諸氏滿腔之熱達於極度與否，實非吾輩之容易論斷者也。雖然，現今支那亦可謂亂極思治、苦盡得甘之時。”預備立憲以改官制為先，但丙午官制改革隨即受挫，“改革派失敗，守舊派勝利，可謂龍頭蛇尾之改革”。不過，清朝既已走上立憲道路，其前景可觀。“此全部方策實行，依例將要幾年光陰，然今其皇帝與首領元老於此問題進路，以此形態觀之，美哉清國後運!”《皇城新聞》 甚至把清朝看作當時世界上新出現的立憲國家代表。光緒皇帝去世後，據說清朝王公大臣向攝政王建議要給他鑄立銅像，以紀念其開創立憲之首功。該報頗有感慨，有謂：“光緒皇帝御極三十八年之間，凡幾遭國家之非常奇變矣！……乃及攝政王朝，克遵先帝之遺意，立憲預備著著進行，天下顒望日新。今親王大臣等以紀念其立憲首創功德之意，奏議建立銅像於殿上，然則光緒皇帝創立立憲之功德，貽支那四億萬人民之無量福祉也。”顯然，對憲政期望甚高。其他如經濟改革，從清朝繡品出口認識到振興實業的重要性，有云：“目今當產業競爭之時代，何種營業發前未發有進步能力者，便得生存之幸福；若因陋襲故，不圖進步者，便不免敗滅之慘禍。” 如軍事改革，清國通過編練新軍，將成為“一大武略國”。清朝地廣人眾，財源豐富，將練成三十六鎮陸軍及更多後備部隊。在普遍聘請日本人教練下，必將成就一強大陸軍，尤其是其軍官訓練有素，將更加引人注目。“武官大加教練，特別謹慎，且其品級及順序整列，無限優美。清國一次覺夢，欲擔待所當職務，其十分完全。惹起世人之驚駭，今既多著其機矣。”如文化教育改革，清末新政中建立學校教育體制與派遣出洋留學生，並改革科舉八股選材之道，講求西學新知。《皇城新聞》認為：“今此學程一款，實其更張之第一大關鍵也。”“蓋支那之不振，厥由於教育之不明與選舉之不公，人才杳然，無以振作治道之衰替。今既迅先著手於此二事，豈非清國維新之基兆乎?”
光緒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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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清末新政結局與清王朝覆滅的檢討。韓國報刊媒體對於中國這個老大帝國的衰敗，確實頗有哀婉之意，而清政府政治腐敗的現實也是客觀存在的，因而其對於清末新政改革之心態不免有矛盾之處：期待與憂慮共存，希望與失望並生。清廷宣佈預備立憲後，確曾給中國政治改革帶來一線生機。《大韓每日申報》認為：“其實際之狀態如何勿問，其內容之真假如何勿論，但其外面之發露如是，已可稱文明前途之初啟軔也。”至於中國憲政之原動力何在，該報並不認為現存之清政府能承擔這個領導責任。“試思其原動力之所在何處？觀宮廷，西太后之垂簾如故; 觀政府，滿漢之黨派如故；觀大臣，袁世凱、張之洞不敢望曾國藩之一指趾；觀封疆大吏，端方、鹿傳霖不能肖李鴻章之一毛髮。康有為、梁啟超尚且有亡命海外之蹤跡，以筆舌坐搗無情歲月而已。異哉，此維新風潮何自而發生耶？虎狼之暴可馴，厲婦之性難變。此風潮之發生曰由西太后，吾不信也。凡夫之頑可開，聲聞人之心腦難穿。此風潮之發生曰由袁世凱、張之洞，吾不信也。然則此風潮之發生原因果然何在？曰：壯哉，志士之血！偉哉，英雄之淚！維血與淚可為購人如茶如錦之文明之價金。”這裡屆然把希望寄託在革命者的身上，其中有一個奇怪的邏輯, 就是清政府的預備立憲是由革命不斷促動的。“今茲清國講究文明發軔之立憲預備，幾年來革命黨、暴動黨中此去彼來，此死彼進，乃由許多志士英雄之血痕淚點購得。吾於是乎拜志士之血， 舞英雄之淚。”中國要建立真正的憲政國家必須通過革命，“況清國今且發軔之初，不可不多多產出血淚種子，支那乾坤一大洗滌，然後成立東亞大陸一等文明國”。誠然，革命固然可以完全改變中國的面貌，但那已經不是清王朝的天下了。清政府仍在搞預備立憲，並於1911年5月設立以慶親王奕劻為首的責任內閣。其時，大韓帝國已被日本吞併。業已站在日本立場上發言的《每日申報》評論清朝新內閣，雖然認為其是清朝憲政之準備，為可慶賀之事，但實際上多有批評。儘管新內閣仿照日本的制度，但其總理大臣之下又設置二位協理大臣，為“列國之立憲內閣制中其例所無”，尤其是其“閣臣之配置不得其宜，即朝廷之威信置重，滿漢箝制之遺策尚存，使人一見即知為皇族政治不容置疑之事，此即憲政政治之禁物”。新內閣之組織“不過舊軍機處之變形”。“皇族內閣”的出臺，使清政府預備立憲的誠意受到普遍的懷疑，一時輿論譁然，憲政陷入絕境。武昌起義爆發，使清王朝迅速走向覆亡之路。《每日申報》認為：“現今滿朝之敗，為革命軍所敗，亦即滿朝之自敗。”其進而認為，清朝之敗正是敗在立憲問題上，其實是對日本之所以強盛的誤解，其敗亡不過自招而已。“清國政府之誤解以為，日本帝國採用立憲政體所以致如斯富強，實即致富強故採用立憲政體。可憐清朝政府不解此政治學上之通則，徒然對日清、日露之兩戰役為日本之赫赫戰勝所眩惑，依賴立憲政體築造國家之基礎。……故新政體準備之繼續不廢，派遣考察憲政大臣赴日本及歐美即是已。當時吾人評曰：此考察憲政大臣，即亡清準備大臣。支那帝國將來陷人大混亂者，即在此立憲政體。今果然不外吾人之觀察，故清朝其滅亡乃自招。當革命黨滅此之際，我借其國古來之格言下一斷案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即此清國之謂也。”當然，說清朝敗於立憲，並不是說立憲制度本身有問題，而應該是清朝預備立憲實際運作不當的結果所致。
奕劻
通觀《皇城新聞》與《大韓每日申報》對清末新政的認識與評論，可見韓國報刊媒體既有對清朝政治腐敗的批判，更有對清朝命運與前途的同情與期望。其批判，固不乏哀其不幸而怒其不爭之意；其同情與期望，則尚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因其與韓國自身密切相關。《大韓每日申報》曰：“吾儕對彼清廷之改新竊有所感：在東方四千年曆史中，支那與韓國恆常安危休慼與治亂盛衰有互相關係。以其風氣與性質相適，俗尚與文宇不遠，大抵支那之文明發達之日，即是韓國之文明發達之期。大韓人士勉之。”另一方面，因其與東亞大局密切相關，《皇城新聞》謂：“夫在我東洋文明之大發展與和平之大幸福基礎者為支那版圖，為我黃種之前途，不得不注目支那政界之如何，亦不得不企祝其政治漸臻佳良。” 這方面其實歸根結底也是與韓國自身安危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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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報刊媒體關注清末新政，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其目的更主要的是在於反觀自我，即對韓國自身的反省。《大韓每日申報》在長篇連載《對光緒及西太后崩逝後支那問題之研究》的結尾, 特別說明：“本記者此論觀其變革，不在支那，而在韓國。”在此，清朝不過是韓國的一面鏡子。從這面鏡子中，韓國報刊媒體又究竟看到了什麼？對韓國有什麼意義？這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韓國報刊媒體關於韓國自身的反省性認識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一是對韓國政府自身腐敗問題及社會與國民劣根性的批判。韓國報刊媒體在批判清朝政治腐敗的同時，對韓國自身的問題也作了深刻的反省。《大韓每日申報》特設“韓日人問答”之題， 以韓人質問日本何以背信棄義而虐待韓國，借日人之口詳細剖析了韓國社會各界腐敗不堪之狀況，並得出其自取滅亡的慘痛結論。有謂：“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以波蘭、越南之歷史觀之，凡天下有心之人莫不哀之憐之。其實波蘭自亡也，非俄人亡之也；越南 自滅也，非法人滅之也。今以日韓之關係言之，我日本何嘗有侵佔疆土、虐害人民之主義耶？其實韓人自召其侵佔也，自取其虐害也。餘此來貴國，觀於政界社會，所謂世祿之家，大官之屬, 但知有身，不知有國，但知有家，不知有民，對我日人先意承迎，惟恐不及，一切權利無不讓與，此非自取滅亡者乎？又觀於士林社會，峨冠博帶，坐則屈膝，立則如痴，號召其徒曰：‘我輩聖人之徒，大明遺民，近世所謂新學問，皆夷狄之道，決不可留意；所謂新聞紙，亦皆異端邪說，決不可掛眼。吾黨中若有語及世界形便者，是雜念也，妄想也，切宜戒之。日後有真人自某中出，銃穴生水，使用神妙之技，彼鐵艦輪舶自當退去。’此輩口讀雪[聖]賢之書，名在四民之首，昏迷狂妄，如是其甚，此非自取滅亡者乎？又觀於人民社會，或甘於利誘，或甘於威脅，以其所有之家屋田土拱手讓渡於外人。又有一種奸民，將其同胞之所有，使之賣渡於外人，為其媒介，取其口文之餘利，看作能事。以此觀之，不出數年，全韓人民之田土家屋，盡人於外人之買取，此非自取滅亡者乎？吾子幸勿歸怨於他人，宜反諸己而省之。於是韓人氣結臆塞。”日人所言，確實是韓人不得不承認的慘痛現實。《大韓每日申報》與《皇城新聞》以康有為之愛國強國論與梁啟超之辨真偽愛國，批評韓國人缺乏愛國心。“試問大韓人民其有愛國之性質者耶? 奈之何外人臨之以勢力則帖耳相從，導之以小利則爭趨若騖，大者賣其國權，小者賣其田土，甘心於為奴為僕者首尾相續也。由此觀之，不可謂其有愛國之性質者也。”從韓國的前途著想， 必須進行“根本的改良”，以去除其“社會上人心之惡根”。中國某報載張謇有被保薦破格擢用之說，以其因儒者而辦教育、實業聞名，《皇城新聞》頗為感嘆韓國學者的無用，有謂：“嗟乎! 吾國所謂理學文學家者流，未見其以文章言論鼓勵一般同胞之事業者，況得見其有聯合財政家擴張實業與教育之事業者乎？對國家與人民未曾獻有分毫之效力，尚以讀書者自居，以能文者自負，實可謂無謂之甚者也。”中國某報披露有某孝廉請罷修築鐵路、某秀才指斥世界新器為奇技淫巧，《皇城新聞》頗感嘆腐儒心事如出一轍，“吾儕將此報與吾國儒生界對照，其思想之腐敗何其相類耶!”梁啟超以中國亡國之責歸咎於那“頑迷蠢呆之數千名村學究”，《皇城新聞》 則以為：“謂我韓亡國之責在頑迷固陋之儒生界並非過言。”《大韓每日申報》還特別批判了所謂上流社會的腐敗，有謂：“然而自上流社會觀之，尚未見其有變動之機也。何以言之？哲學家之以著述而倡導之者幾人？雄辯家之以演說而鼓發之者幾人？實不可多得矣。以言乎政界，則過去及現在，非庸劣無能之徒，則皆混濁不潔之流，但其伎倆，東奔西趨，甘作外人之爪牙，戕害祖國之命脈而不顧者也。何足論哉！何足論哉！至若教育家、法律家與實業家等屬，仍屬萌芽時代，尚未發現其特色矣。所謂世臣巨室與閥閱富貴之家，依然是舊日習慣，仕宦之癮結於腦髓，一資半級與一官一職，患得患失，蠅營狗苟，全沒廉隅，此輩肚裡何嘗有救國救民的思想乎？至若紈絝子弟、遊蕩少年，憑藉先世之遺業，罔念自身之修養，攜朋掣儔，往來馳驟者，惟是協律社、光武臺、料理店、賞花室、與花間骨牌之場而已。彼於身家生活尚不顧念，況於民國思想乎?”其甚至認為，韓國整個社會瀰漫著一種“失望病”，這是一種毒害慘酷的急性流行傳染病。“昨日無病躍躍活動之政治家，今日罹此病，則忽然其心灰，撫髀嗚呼；昨日無病熱騰瞑狂之法律家，今日罹此病，則忽然其腦迷，仰天號噓；昨日無病熱血疾呼之演說家，今日罹此病， 則忽然其胸塞，擊地痛哭；昨日無病熱心教授之教育家，今日罹此病，則突然其志冷，長太息咄咄；昨日無病孜孜勤勉之實業家，今日罹此病，則突然其眼朦，憂愁滿胸；昨日無病勃勃前進之學生，今日罹此病，則突然其氣死，烈淚灑灑。此病慘酷啊！……只是希望心斷，失望心生，謂之失望病。蓋韓國挽近數年國力日退，民情日悲。今日望生挽回之力，乃者今日比昨日尤慘；明日望有醫救之期，乃者明日比今日尤劇。創孔益出，悲境益迫，於是全國人民之腦中闖發失望病。上流社會曰已矣，韓國滅亡乃已；中流社會曰休矣，韓國滅亡乃已；下流社會曰悲夫，韓國滅亡乃已。人不殺而自殺，悲夫！悲夫！”這是最悲觀的論調。要救此病，惟有激發其希望之心，“餘今日雙手敬奉神藥一劑，猛投於二千萬腦髓之中，即‘希望心’三字是也”。
二是主張以清朝為鑑和以清朝為戒。近代清韓兩國不僅唇齒相依，更有同病相憐之感。韓國報刊媒體關注清末新政，在反觀自我的同時，非常注意吸取其經驗與教訓。當清廷宣佈預備立憲，《皇城新聞》在讚美之餘，也便想到韓國自身當如何的問題。“然則今此憲法之前途，滿清人之勞心禱祝，固無可言。吾輩對此不禁一番之感慨，即此東洋之全局何時如鼎足之俱峙，如輔車之相依，兄勸弟勖，胥邀將來之幸福耶？世界進化實不可推測，蠻昧之人衡感於文明之風潮，只在一悔悟之間耳；衰弱之國進列於富強之同等，只在一轉移之頃耳。或因於政黨之熱心，或由於民族之實力。嗟乎！嗟乎！所望於我韓者，其在政黨歟？其在民族歟？維願全國志士晝夜極力而研究之。”《大韓每日申報》更認為：實行憲政與否，是國家興亡的根本。“大抵此世界為憲政（立憲政治——原注）世界，行憲政之國必興，不行憲政之國必亡。”其並以土耳其、波斯與清朝為例，以論證當日韓國不可不行憲政。“近年至彼千年回教國之土耳其奏憲政之功，長睡不醒之波斯奮行憲政制度，衰頹老大之清國方急憲政準備，悉皆有旭日將升之勢。……今日韓國同胞當以奮起權利思想，預備文明制度為急務。果然，韓國同胞脫地獄而登樂土之日，不可不行此憲政，亦不可無憲政之預備。”經濟改革方面，從清朝的繡品銷售海外，想到韓國安州繡物， 以及高麗磁器與金俞器、江華之席與固城之螺鈿籠等民族特產，“皆適合外國人需用，以制度製造，向美國大博覽會輸出，可達數萬元價值”。故特表提倡之意，希望當地實業家於此注意，以圖擴張利源，開拓必要之事業。“惟我實業同胞亟亟奮發，無論何種營業，各盡其所長與能力，勇進不怠，精益求精，結果可自求生活之福利。十分顒祝，嗟我同胞!” 又從清朝在東北地區種棉，想到振興韓國棉業。韓國土地肥美，除江原、咸鏡兩道山地外，皆適宜栽培棉花，比中國東北高寒地區條件更加優越。“我國之棉花超過印度品，不難與南美名產爭雄，外人之評判昭然可證。實眼前現活無窮之富源，不待外來者也。”然而因韓國人競爭力缺乏，安怠心盛富，反而依靠進口棉花。“嗚呼！國內留意實業諸氏，其亦與滿洲於不宜種棉區域獎勸種棉事項相對照，宜亟其從事於棉草栽培也。”文化教育方面，清朝振興學校教育，《皇城新聞》感嘆韓國教育不興，“顧我韓官私立學校徒存虛名，而未聞成就之實，或稱學徒之卒業者，亦無選用之定法。懵陋如古，漫漶如前。未知何日能幡然覺悟，奮起教選之實效，不歸畫葫之虛文也哉?”清朝獎勵留學外洋，《皇城新聞》既批評韓國不重視留學，又認為韓國文明進步必須要重用留學生。“我韓略幹遊學於外國者，不過零星，而或不撥其資，窮餓異域，無以力學；或其成而歸者，政府乃淡漠視之，不但無薦用之實而已，往往為人措陷於不測之地。故絕其願學之志，而反以出洋遊外為戒。豈敢望獎勸之效哉？然而，有志遊學者亦豈以此為懼而不自力於為學可乎？如學成而歸，則必有需用之日矣。餘以為吾邦文明之步，不得不待留學之諸少年也。”據報載清廷有實行義務教育之說，《皇城新聞》慨嘆韓國此前亦有提倡義務教育之議，並由元老大臣陳奏太皇帝降諭，不意被阻格不行，因而主張既然政府不願實施，只有國民自己承擔。“到此地頭，為我大韓國民者不得不各其自擔教育義務，不待強制實施之懋圖，是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其自由進步之效力尤豈不十分勇進一層鞏固哉？嗟我同胞，我之子孫於政府教育已無望矣。各其自奮，各其自擔，使世界列邦翕然稱之曰：大韓國民初無政府之強制，義務教育自由實施，此世界之優等人種也。我韓前途確有希望。”對於清朝以簡字學堂推行普及教育，《皇城新聞》亦主張韓國注重國文，以普及國民教育。有謂：“我韓教育之普及，當利用簡易國文，以全體國民無不讀書、不識字者為第一方法。所謂漢文學之習性固結，儒生賤視國文，國文之報紙與國文之書籍決不掛眼，崇拜漢文是為自己之習慣，全不思念全體國民之教育方法。豈不愚哉？豈不謬哉？夫支那漢文即其國文，有難解之弊，因施簡易識字之法以教育。況吾國對漢文言文不同，其艱深難解之弊尤甚焉。能擴張國文之教法，方有教育之普及。嗟乎！漢文學者更加三思，當十分注意國文學之發達。”社會生活方面，清朝有實施斷髮令之說，《皇城新聞》感嘆：“觀今日清國之斷髮令， 世界人類保有頭髮者何處得見，至若吾韓也。大皇帝陛下之敕令勵行斷髮，經過幾年，尚此頑固人士固執國可亡發不可斷之義，何其不思之甚至此？嗚呼！更加觀察世界之風潮，斷行從形式之維新著手。”清朝嚴禁鴉片煙，《大韓每日申報》批評韓國此種惡習有方興未艾之勢，“奈何近日韓人爭蹈彼之覆轍，鴉片吸者之數爻日加”。《皇城新聞》更是警告移住中國東北之韓人，不要沾染吸食鴉片煙的習氣。有謂：“對該地情形最可怕可慮者，為清人之吸鴉煙習慣也。蓋鴉煙為消磨人之志氣，妨礙事業，戕賊生命，至毒之惡物。今日支那之腐敗不振，專中鴉毒之結果。萬若我同胞傳染此等惡慣，是移住該地為覓生路，反自陷死路。豈不可畏？豈不可痛？我同胞對此嚴防痛戒，勿失健全國民資格，文明程度蒸進，故特表警告之意。”近代以來，在西方列強侵略之下，中國國力萎縮，政界衰頹。《大韓每日申報》提醒韓國人民，雖然韓國與中國同處黑暗時代，但必須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大韓人民以支那之衰頹前轍作戒，百般奮勵，百倍圖始。”
甲午戰爭中，日軍大肆虐殺朝鮮百姓
三是對韓國前途的憂慮並寄予希望。日本變韓國為其保護國之後，康有為寫吊韓人詩，揭露日本滅亡韓國的陰謀與韓人的悲慘處境。有云：“八道山川磨邏青，舊封箕子不神靈。殷商血屬猶存汝，晉楚干戈可有名。保護有人寧遣使，泰平無事可裁兵。漢陽姬氏於今盡，撫鼎摩沙目不瞑。《大韓每日申報》也認識到：“然則日人之心，路人所知。其所謂維持大局、保全同種雲者，不過是欺人弄人、逞其野心的手段而已。”中韓兩國雖同遭日本及西方列強侵略之厄運，但亦有共同振興之希望。“夫極則必反，窮則思通。目下兩國之遭值境遇可謂悲哉慘哉！就一般人士之知恥自厲、發憤自強的思想觀察，實有勃然莫遏之勢。現二十世紀新文化普通收人，一步更進一步，一日增高一日。青丘三千里江山與支那四萬裡幅員，一齊超登於文明富強之域。其兄弟之好聯結，唇齒之勢鞏固，彼日人之狡焉思啟之圖必不能售矣。吾儕兩國人士為執手而祝，拭目而待。” 清朝因推行憲政而有進步之望，韓國亦宜銳意進取。“今就韓國專情言，自主之權專 失，落在他國範圍內，自強之能力難以養成。全國人民若能一致奮發，開明事業著著進步，畢竟東洋大勢之關係得自由活動機會。幸勿落望，銳意進步，韓國同胞。”《大韓每日申報》還從文明興衰論的角度，論證韓國將有崛起於世界舞臺的希望。其用來說明世界文明興衰相代的典型事例有二：古時希臘廢羅馬盛，近世清國敗日本興。日本十數年前在東亞崛起，其次便將是韓國。“原來我韓輸來支那之文物，當時詩書禮樂蔚興，文明程度反凌駕先進國支那，開導指揮日本與其他未開化邦，盡其師表職分。這間幾百年，元力漸弱，晝夜不分，春秋忘卻，一向困睡，鼻聲如雷。於是群盜窺隙而人，奪取各樣寶物與財貨，甚至於侵害人命。此時幾個人目先醒，則見東天曙色方漸，群盜任意橫行，殺氣騰騰。先覺人慌怯憤鬱，大聲疾呼，提醒夢人。夢人尚不知此，賊勢益肆。忽然甲午炮聲，驚起幾個；於焉甲辰炮聲，又驚起幾個。互相提醒，互相警戒，從此舉國皆醒，何患如干盜賊？二千萬同胞兄弟速起！餘思量東洋文明之時代紅日東出，確信我國有超登世界舞臺之機會。”這無疑是一種理想主義的憧憬，因為其時韓國正被日本逐步淪為殖民地化的深淵。其實，正是這種不屈的信念，成為一個民族終將得以振興的精神源泉。
韓國報刊媒體通過對清末新政的觀察，在進行自我反省時，既看到了韓國政府與社會的種種問題，也試圖為解決這些問題借鑑一些域外的經驗與教訓，同時還對韓國的振興充滿著期待與希望。雖然這些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大韓帝國被日本併吞的命運，但在一定程度上為近代韓國的啟蒙思想提供了精神養料。
（作者授權刊發，篇幅原因，有所刪節，小標題、註釋從略。原文首發於《當代韓國》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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