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是韩国报刊媒体关注的重点。在清廷颁布预备立宪上谕之后不几天，《皇城新闻》发表评论认为：清朝从鸦片战争到庚子事变期间，外则饱受列强侵略，内则各派势力政争不已，政治腐败，国是日蹙，如今终于开始宪政改革，或现一线曙光。
清末新政是清王朝自我救赎的最后努力。时人预言：“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不幸的是，清王朝最终被革命推翻。大韩帝国与清王朝的命运有相似之处，但并不完全相同。当清王朝以行新政而亟图自救的时候，大韩帝国也以“独立自主”的名义而在日本殖民地化过程中苦苦挣扎，但终究逃不脱被吞并的劫难。当然，这些都是今人的后见之明。至于在当时，清王朝与大韩帝国各自沿着几乎平行的轨道走向深渊之际，这对难兄难弟曾经是否及究竟如何互相观照，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韩国对清末新政的观察与反应，学界以往相关研究成果不多。最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学者白永瑞先生关于大韩帝国时期韩国舆论对中国认识的研究论文，揭示了韩国舆论视野中的清王朝的三个面相：一是作为韩国蔑视对象的中国，二是作为东亚和平一员的中国，三是作为改革模型的中国。另外，中国学者王元周先生在探讨韩国人对中国否定认识的历史根源时，认为近代以来，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韩国的启蒙思想家为树立民族主义，往往把中国作为韩民族的对立面，这便使韩国的近代民族主义建立在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否定认识基础之上。韩国学者朴敬石先生在评论该文时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不管哪个时代，对对方的否定认识和肯定认识都会共存”，“应考虑到韩国人对中国认识的整体面”。实际上，究竟韩国人对中国认识如何，当然需要整体上的观照，但每一项具体的研究都可能提供一些具体的侧面，也是无可厚非的。本文以大韩帝国时期的重要报刊《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的报道和评论为基本材料，探讨韩国报刊媒体对清末新政的观察与反应，关注的重点不仅仅是其认识中国问题，而且还有其自身反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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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均开设“外报”与“论说”栏目。这些栏目有大量关于清末新政的报道和评论，虽然国际形势变化多端，《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的新闻关注点时有转移，再加上清末新政也是在不断地调整政策的过程中进行，使《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的相关报道不免显得凌乱斑驳甚至舛误杂出，但综而观之，尚不难看出清末新政的整体概貌。
清末新政是清政府在其统治的最后十年（1901-1911年）所进行改革的总称，具体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领域等多方面的变革。对于这些变革，《皇城新闻》与 《大韩每日申报》的报道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
《皇城新闻》
关于政治方面的改革。清末新政与洋务运动显著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变革指向制度层面，尤其是政治体制的变革。新政开始不久，清廷谕令设立督办政务处，作为办理新政的总机关。《皇城新闻》先是作了简要的报道：“清国于去月廿一日发表组织督办政务处之上谕，以庆亲王、李鸿章、荣禄、崑冈、王文韶、鹿传霖为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在其任地兼摄，还行北京后举行政务改革。”随后，该报又全文译载了这道上谕。日俄战争后，立宪思潮涌动，促使清廷进行预备立宪。
对于清廷宪政改革的各个关键环节，《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都多有关注。如，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上谕的报道：“各国富强之基础在于宪法，政务采诸公论，决于庶民。为济今日时艰，宣布立宪政治，大权统于朝廷，万机决于公论。然而民智未开，准备未齐，先以官制改革为始，然后改革法律、教育、财政，振兴武备，斟酌各国政法，制定宪法。”再如，丙午官制改革的报道：“清国颁布官制改革上谕，内阁、军机处之一切规定依旧，外务部、吏部依旧，巡警部改称民政部，户部改称度支部，合并财政处，礼部合并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学部依旧，兵部改称陆军部，合并练兵处与太仆寺，海军部及军谘府未设前，暂时归陆军部，刑部改称法部，大理寺改称大理院，工部与商部合并，改称农商工部，邮传部新设，理藩院改称理审院（理藩部——引者注），资政院新设，审计院新设。”并列举了军机大臣及各部院尚书、侍郎等名单。随后，还对新旧官制及各衙门新旧职官详细列表对照，其变与不变之处一目了然。又如，九年预备立宪上谕的报道：“清帝颁下上谕，从本年起九年间，国会开设诸般准备完毕，同时颁布钦定宪法，施行各种规定，宪法、议院法、选举法、逐年准备条项在官报颁布。”又如，奕劻内阁设立的报道：“庆亲王被命总理大臣，以下各大臣亦有任命。”稍后，还就清朝新设内阁发表了评论文章。其他如五大臣出洋，第二次考察宪政大臣的派遣，谘议局与资政院的创办，国会请愿运动等等，均有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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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政治改革，立宪自然是重点。日俄战争后，立宪的日本战胜了专制的俄国，树立了东亚国家振兴的榜样。清朝开始预备立宪，韩国也是感同身受，固然多所关注。以上所述较多，下面着重探讨另一个重点，即清朝政治改革过程中各种势力派系的权力斗争问题。这种派系矛盾错综复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清廷内部革新派与保守派的矛盾。“清国保守派领袖军机大臣荣禄恃西太后之宠信，有虞于自己不利，抑制革新派有力者之权限。两三年以来，从各方面策 划恢复自派失坠之势力。当时革新之气运频频勃兴，西太后固有威力阻止，然万若阻止，荣禄深虑政治上保守派地位反被大打击，遂嗾使御史黄祖承等弹劾革新派之领袖袁世凯或瞿鸿機等，至再至三。”
二是中央与地方督抚的矛盾。“为商议对袁世总督之改革意见书，王大臣等开内阁大会议，学部尚书荣庆、军机大臣世续两氏提议中央集权之说。湖广总督主张依然维持督抚之权限，对此辩驳曰：首都在地方辽远，督抚之权限减削，地方施政上时时待中央政府之训令，有缓慢掣肘之虑。陕甘总督升允亦同意。”
三是满汉之间的矛盾。“清国袁世凯受满洲大臣之反对， 醇亲王、肃亲王、世续、铁良、庆亲王诸人互相结合对付袁氏。袁氏在中央无有力之党援，其党与为徐世昌、杨士骧、段祺瑞、赵秉钓[钧]、严修等诸人，因严查革命党得西太后之信任。则今袁氏之失败，可预度将来两党之大决战。”正是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斗争影响了清朝新政改革的进程，因而也是韩国报刊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并不足怪。
至于军事改革，当然陆军军制建设是一个重点，已如上述；《皇城新闻》等韩国报刊媒体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是清朝海军复兴问题，这方面有大量报道。清朝洋务运动时期建立的北洋海军于甲午战争中全军覆灭，从此海军一蹶不振。清末新政时期，海军复兴再次成为重要议题。尤其是在第二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上，中国因为没有海军而被列为三等国，振兴海军更是刻不容缓。《皇城新闻》报道：“清国海军自日清战争以后，舰队并未复旧。昨年海牙万国平和会议，清国无海军，故被贬下三等国，此无非加深国家之耻辱。迩来清国官民间有海军复旧之议，近者毕竟为海军复旧之决定，先支出二千万两，设置南洋、北洋及越[粤]洋三洋之海军根据地。”后来，清朝设立筹办海军处，以贝勒载洵与水师提督萨镇冰为筹办海军大臣。载、萨两大臣出洋考察欧美与日本海军，加紧进行清朝海军建设。1910年，清朝建立两支海军舰队：第一巡洋舰队, 有巡洋舰4只，练习舰、水雷炮舰、哥尔贝德型船各1只，另有水雷艇8只，其附属陆上官衙学校兵营有巡洋舰队司令部、芝罘水师学堂、芝罘海军水师营舍；第二长江舰队，有炮船13只，哥尔贝德型船2只，运送船1只，其附属陆上官衙学校兵营有长江舰队司令部、南京水师学堂、南京鱼雷学校。其实，这与甲午以前清朝之北洋、南洋、闽洋、粵洋四洋海军相比，还差得很远。载洵、萨镇冰等还在谋划改筹办海军处为海军部，并进一步提出海军发展草案，包括海军军港建筑、舰队组织、教育振兴、工厂建设等重要问题，甚至希望借外债办海军。然而，终清之世，其海军并未振兴。
威远舰
另外，《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比较关注细节，也能揭示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如关于慈禧太后变法态度的报道：“清帝召集翰林院学士、编修面谕：宜研究泰西政治学。其时西太后同席，自思今后清国如仍持以前之守旧主义，国家之富强永不可期，不得已而背祖宗成法，效仿泰西文物制度，不可不行革新。抚今追昔，不禁自然垂泪，左右旁列者亦一同放声啼泣。”“清人文海之夫人每日供奉西太后左右，出语其所亲人云：太后居恒郁郁不乐，曰：不变法万不能行，变法又毫无把握，轻动妄举，又恐贻笑外人，如何是好？大小臣工屡次召见，所说各各不同，令人闷煞!”可见慈禧太后对于变法的矛盾心态。还有关于慈禧太后学英语的报道: “近日西太后每日读习英文，前日各国使臣陛见时，采英音LH (How Do you do——引者注)向各使致礼。”“西太后目下正学习英语，其进步颇著。”尽管慈禧太后学英语难免有作秀之嫌， 但这多少也是一种开放姿态的表露。再如关于预备立宪的报道，有两个细节颇值得注意。一是资政院派员学习速记法的报道：“清国资政院派送赴日德两国速记法视察员，拟归国后设立学校，为国会之议事笔记及其他必要时使用该法。”二是资政院设立旁听席的报道：“清国资政院总裁伦贝子与各提调会商，在该院正座左边设立新闻记者旁听席（外人不得与列），正座右边设立各国驻京公使旁听席（中人不得与列），除军政上交涉上会议外，皆许其报名入座旁听。”无论是速记法还是旁听席，都在资政院与珞议局会议中使用。事实上，资政院与谘议局会议程序是非常 规范的，由此对清末预备立宪应该有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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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清末新政并非一场有严密计划按步骤推行的改革，实际上是在不断摸索与调整的过程中逐步展开的，而《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又毕竟是外国媒体，故其对清末新政的观察与报道确实难免有偏差失误之处。主要表现有三：其一，有些信息反应滞后，并有重大遗漏。清廷颁布新政改革上谕是在1901年1月29日，其时正值庚子事变期间，国际形势异常复杂。《皇城新闻》当时有关中国的报道也主要是关注庚子事变，直到将近两个月之后的3月22日才发表 一篇论说《清国有革新之善策》。清廷那个新政上谕一直未见报道。在清末新政启动阶段，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合奏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酝酿多时，正式上奏于1901年7月12、19、20日。慈禧太后于10月2日发布懿旨，予以批准实行。《皇城新闻》并没有报道江楚会奏前两折，而直到慈禧太后懿旨发布两个月之后的12月3日，才简要地报道了第三折的内容。载泽、戴鸿慈、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每考察一国，都会向清廷上奏考察报告。
1906年2月13日，载泽一行上奏考察日本大概情形报告；3月12日，清廷朱批：知道了。《皇城新闻》也是在两个多月后的5月18日，才作了简要报道;其他大量相关考察报告并不见报道，《大韩每日申报》也是如此。另外，还有一些重要遗漏，如学制改革中的“癸卯学制” “壬寅学制”的制定与科举制度的废除，甚至《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都未见有关报道。
《钦定宪法大纲》
其二，也有混乱不清甚至前后矛盾之处。关于清廷内部的政治派系，《皇城新闻》有报道: “目下西安朝廷分三党派：鹿传霖一派，专唱排外主义，与外兵决战；荣禄一派，尚持久驻西安之说，取糊涂态度；王文韶一派，主张速回銮北京，稍倾改革主义。此三党互相排挤，竞争势力，然此际无一人奏请皇帝亲政。”又报道：“清国今后北京政局如何？欲解此疑问者，先不可不知清国大官之系统，与此系统对外国关系好恶情感之缘故。日英派为庆亲王、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及其他南清国督抚；俄国派有荣禄、鹿传霖及其党与，在宫中有一定势力；中立派是袁世凯（颇近日英派）。李鸿章身故以后，清国失去有力而聪明之俄党首领，荣禄亦没有昔日之势力，故现今情态是日英派得意，又有袁在后暗援，可知北京今后政局。”其中两个关键人物荣禄与鹿传霖原来说分属两派，后来又说是一派，读者如何分辨？清朝筹议立宪之初，有关上、下议院的组织，有报道：“清廷参考立宪制度，曩有设置众议院效仿下议院，政务处效仿上议院。政务处改称议政处，决定由各部大臣侍郎以上之高等官组织。不日间将颁布施行。”又有报道: “支那政府曩日准备颁布立宪制度，有设立议会之议，计划下议院由现在政务处改定，上议院由各部侍郎以上之髙等官组织。”其间政务处的角色，原来说是上议院，后来又说是下议院，亦使人莫名究竟。
其三，还有错误报道，不知所据。《皇城新闻》报道伊犁地区军制改革，有云：“清廷改革伊犁方面之军制，以兵部尚书长庚任伊犁将军，伊犁将军马亮任乌里雅苏台将军。”其实，长庚只是兵部尚书衔，而伊犁将军与乌里雅苏台将军只是清代八旗驻防地的最高行政长官，长庚与马亮的调任，只是地方官调动，并不是军制改革。《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还先后报道同一消息：“清国出洋大臣归京后，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等各总督一齐上京，开御前会议制定立宪政体事。”事实上，五大臣出洋考察回国后，只有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就近进京参与了预备立宪决策的廷臣会议及其后的官制改革，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广总督岑春煊不但没有参与有关立宪决策的御前会议，官制改革也只能选派司道大员进京随同参议。显然，《皇城新闻》等报道的是一条假消息。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不几天，官制改革刚刚着手，《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就同时披露一份清朝新内阁名单：“清国官制改革采用日本制度，各大臣任命如左：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参谋总长袁世凯，外务大臣唐绍仪，内务大臣择公，司法大臣徐世昌，农商务大臣振贝子。端方、张之洞、瞿鸿機三氏人枢密院。”这同样是一条假消息。
尽管如此，这些并不妨碍时人与后人通过《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等韩国报刊媒体对清末新政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媒体报道的及时性、客观性、真实性固然重要，但其主观认识与反应更值得探讨，这便是以下需要论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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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亚政局变动的过程中，清末新政始终是韩国报刊媒体关注的重要对象。《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有大量的相关报道，并时常发表颇有针对性的“论说”文字。韩国报刊媒体究竟如何看待清末新政？通过分析《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的相关“论说”文字，可以有如下四方面的认识。
一是对清政府政治腐败的批判，不改革将不可救药。清廷在庚子事变中逃亡西安后，迫于内忧外患的压力，发布了新政改革的上谕，各省督抚纷纷上奏各种改革之策。对此，《皇城新闻》 不以为然，批评各督抚“何其见事之晚也”。有谓：“清室之萎靡不振，盖亦久矣。内乱蜎集，外患鸷张，尤为岌岌于十年之间者，即天下之所共知也。为其臣者，苟有一分犬马之诚，悲愤慷慨，唏嘘叹息，何以则图存国家？何以则拯济生灵？议出此案，固在十年之前。”这期间，各省督抚“希觊荣宠，窥伺权势，自图肥己，与同狗彘，忘弃邦国，与同秦越”。即使光绪皇帝发动戊戌变法，也是无动于衷，“或阿附助虐，或袖手旁观，遂至洪流稽天，大火燎原，宗社之危亡，人民之酷烈，一陷于四千年无前之祸坑”。这些“误君亡国之臣”现在纷陈改革之策，希望在局势和平之后实行，并不是有悔改之心，实际上不过是其企图与顽固派划清界线以私谋自救之计而已。“以今观之，平和回复未可期必于何时；虽至平和回复之日，毕竟倨傲之心复萌，懈怠之习复作，岂可卧薪尝胆、忘餐废寝汲汲为国家计也？此辈之心，明若观火者存焉。处罚元凶，诛戮禁锢，几回相续，渠亦胆寒肝冷，魂不附体，所以出于弭患求生之穷计也。”地方督抚如此，清廷又如何呢？清廷在危难之际逃至西安，偏处一隅，朝廷上下仍不思振作，而是文恬武嬉，一片歌舞升平景象。“西太后好观剧，公宴日开。皇太子游荡无度，耽观剧场，放僻私游，住宿娼家。各官醵金会䜩，广招梨园，大张演戏，殆无虚日。士商尚风，宴饮日张，一次酒席，银至三四十两。上自宫廷，下至市井，优嬉逸乐之像，流连荒亡之态，不见如睹。大抵清国之宗社倾覆，城阙沦陷，生灵屠戮，祸出谁手，罔非西宫之酿成厉梯也。现今万里蒙尘，十分危惧，宿过未忏，旧恶未悛，幸其矢丸未及之暇，犹有姑息昵乐之念，此何忍斯？然西后不过一寡妇，溥雋不过一纨绔，各官不过是逐逐绳狗之一辈，士商不过是无学问无爱国心之一流，此辈亦何足深诛也。如鹿传霖、荣禄、王文韶等皆元老大臣，当此危亡匪朝伊夕之日，虽如越俘尝胆，楚囚对泣，犹不知置身何地。未闻进一谏以止宴嬉，未闻决一策以靖危乱。派分党列，互相排挤，不顾国难，各图私计，纷纭争哄，坐失时局。大事一去，是谁之责？䜩饮游嬉，处堂之燕雀也；分派争哄，相持之蚌鹬也。火势一及，舆堂俱然，已无暇论；渔叟一至，坐收其功，理所难免。全清一局，将何以援之?”
《大韩每日申报》分析清朝国权萎弱与社会紊乱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官吏的贪风。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总督卖将官，总兵之职银二千两至万两，尉官之职不下一二千两；总兵、尉官便干没粮饷和吃空额以中饱私囊，作为补偿。布政使卖文官，知县之职银数千两，亦靠搜刮重敛作补偿。总督、巡抚与布政使之职需银数万两，而其所卖管下文武官吏可得数十万两。都察御史拟参劾某大官，其暗中花费数万两打点便可无事。至于诉讼案件，大者数千两，小者数百两。“清人俚谚曰：衙门虽开，理直而无钱勿入。”贪风盛行，全国人心思乱。“此风不革，其国其民虽不欲灭绝，其可得乎?”尽管如此，清廷毕竟已经开始实施新政，幡然变革虽晚，然或有可图。“若使清廷见机运斡在于戊戌政变之日，则拳匪之祸，联合之烈，偿金之毒，播越之苦，不但不止于此极，励图六七年之间，未知踵后于列强。今乃经营于覆辙之后，反未知十年之间而能回复其渐尽之元气，此岂非为清国执政者失策乎？虽然，覆辙之余，不能有后车之戒而长往不返，必至亡灭乃已。何幸维新之议遽出于此头，使全清一局得此苞桑之系也!”清朝虽然错失了戊戌变法的大好时机，但在遭受庚子事变重创之后实行新政，尚不失亡羊补牢之意。
《大韩每日申报》
二是对清末新政整体意义的颂扬，肯定其对中国前途乃至东亚大局的贡献。清廷颁布新政上谕后，《皇城新闻》最早的评论文字认为：清朝在危难之际穷极思变，或可从恶梦中唤醒，以图转危为安。“故极则必变之理，在乎今日维新之举。则是举也，定是唤醒恶梦，固非呓语也审矣。余于团匪倡乱之初，尝论全清之变局，以今日危亡之端，即他日兴存之机云者，致以此也。大凡有国者，处安危存亡之局，善其措置而安而存，否则而危而亡。无爽毫发，不待唇舌而可下。况乎清国之人心不至瓦解，清国之时势不至土崩，则豫机奋图，光兴国谟，岂不易于反手于今日之清国哉?”随后，又称赞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改革意见为进步主义，将一扫清廷内部的顽固守旧风气；而且清廷所派谢罪使醇亲王载洋赴德国、那桐赴日本，也将顺便调查东西洋文明国之文物制度。“回銮北京以后，将行一大革新。”对于清朝新政改革后的一些新变化 尤其是预备立宪，《大韩每日申报》给予了热情的赞扬，有谓：“改革乎，改革乎，清国政府今日实施改革乎？实可欢迎与祝贺。彼虚骄自大之清人今日唤醒宿梦、脱却旧习乎？因循偷惰之清人今日思想进步、志气鼓励，腐败无能之清人今日精神刷新、事业进取。世界最古之支那国将呈现出新面目，东洋最大之爱新觉罗氏政府将发布新制度。”清末新政进展虽缓，但亦有种种进步之表现。“就其政治而言，则宪法实施之预备与国会开设之催期是也；就其教育而言，则全国各处学校稍稍设立，海外留学生达数万名；就其军备而言，新式操演陆军四十万，计划新设海军 部并完设舰队；以及为增进实业，向东西各国派遣工业学生；为使自国人之手制造新式武器，而增设机器局等事是也。”
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后，对于清末新政之前途，《皇城新闻》提出了四种忧虑和两种希望。其忧虑是：1.清朝政界新旧两派复杂，万一守旧派急骤势力反对维新，新旧两派竞争剧烈，可能发生奇变；2.满汉两族关系紧张，汉族对满族久抱不平积怨，如因此国家非常事变，而起满汉冲突，将酿成大局危机；3.革命党与哥老会乘机扰乱滋事；4.其他 列强乘此危乱出面干涉。其希望是：1.现在醇亲王居摄政之位，其人格温良，曾游览泰西各国，了解欧洲文明，主张开明，有识见，近几年来于守旧与开明两派之间无所偏依，如今仍以审机观变之手段，实行维新政治，可以维持大势；2.宪政预备之大政由光绪皇帝诏敕颁行，摄政王企图维新文明乃遵行先帝之遗旨。“皇天眷顾我东洋，使支那大局不陷四种忧虑，而得达二种希望。”其对清末新政期望甚高，并对摄政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皇城新闻》认为：“清国自摄政王代理以来，诸般政治渐臻改良。”其引用美国某博士的话说：“中国执政柄者无有再胜于摄政王者，且近十年中国一切变法之良结果必多出王之手，故摄政王造就中国之幸福良为不浅。”清末新政不仅关系中国前途，而且关系东亚大局。“就中与东洋之安危和黄种之存灭有关系者为支那，盖支那拥有三万里版图、四亿万民族，成立一大帝国。若支那富强发达，足有能力抵敌欧美诸国，东洋大势巩固而有幸福。若支那一向腐败不振，至被欧美人瓜分之境遇，我东洋诸国均受其败乃必至之势。”因而对清末新政充满着希望与信心。“清国自道咸以来，政治腐败，国力堕落，被海外诸国之蹂躏，至于光绪朝而极矣。最近摄政王当国以来，上下人心有发愤自强之态度，预备宪政，奖励教育与实业，复兴海军，改革陆军，实行满洲之移民垦地，及国会速开运动，诸般事业，稍稍振兴。彼欧美诸国对清国不加强压，欲得欢心，外交程度亦实有进步之美观。孟子曰：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盖大国之进步比小国有迅速之效果，乃势之固然。即令时代虽大国之势五年间不能满足发达程度，近则十年，远则二十年，其兴也勃焉。今支那之势其进步继续，宜其不出此限。”当然，这种信心是对清末新政改革方向与前途的期待， 但腐败的清政府能否承担这个改革的领导重任则尚存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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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清末新政具体改革的分析与评论，多有赞扬之意。宪政是韩国报刊媒体关注的重点。在清廷颁布预备立宪上谕之后不几天，《皇城新闻》发表评论认为：清朝从鸦片战争到庚子事变期间，外则饱受列强侵略，内则各派势力政争不已，政治腐败，国是日蹙，如今终于开始宪政改革，或现一线曙光。“今就其诏谕之思想与官制之改革观之，虽其九仞之一篑与掘井之汲泉，未知当在于何时，抑亦万里之远，发轫之初也。由此而织成锦绣之宪章，照耀于全地球上，固未可知；由此而巩固爱新氏之宗国，杜绝外族之侵侮，固未可知；由此而永保东洋之和平，造得黄种之幸福，固未可知。不然而徒侈一时之外观，贻了他人之耻笑，亦未可知。此在任命诸氏满腔之热达于极度与否，实非吾辈之容易论断者也。虽然，现今支那亦可谓乱极思治、苦尽得甘之时。”预备立宪以改官制为先，但丙午官制改革随即受挫，“改革派失败，守旧派胜利，可谓龙头蛇尾之改革”。不过，清朝既已走上立宪道路，其前景可观。“此全部方策实行，依例将要几年光阴，然今其皇帝与首领元老于此问题进路，以此形态观之，美哉清国后运!”《皇城新闻》 甚至把清朝看作当时世界上新出现的立宪国家代表。光绪皇帝去世后，据说清朝王公大臣向摄政王建议要给他铸立铜像，以纪念其开创立宪之首功。该报颇有感慨，有谓：“光绪皇帝御极三十八年之间，凡几遭国家之非常奇变矣！……乃及摄政王朝，克遵先帝之遗意，立宪预备着着进行，天下顒望日新。今亲王大臣等以纪念其立宪首创功德之意，奏议建立铜像于殿上，然则光绪皇帝创立立宪之功德，贻支那四亿万人民之无量福祉也。”显然，对宪政期望甚高。其他如经济改革，从清朝绣品出口认识到振兴实业的重要性，有云：“目今当产业竞争之时代，何种营业发前未发有进步能力者，便得生存之幸福；若因陋袭故，不图进步者，便不免败灭之惨祸。” 如军事改革，清国通过编练新军，将成为“一大武略国”。清朝地广人众，财源丰富，将练成三十六镇陆军及更多后备部队。在普遍聘请日本人教练下，必将成就一强大陆军，尤其是其军官训练有素，将更加引人注目。“武官大加教练，特别谨慎，且其品级及顺序整列，无限优美。清国一次觉梦，欲担待所当职务，其十分完全。惹起世人之惊骇，今既多著其机矣。”如文化教育改革，清末新政中建立学校教育体制与派遣出洋留学生，并改革科举八股选材之道，讲求西学新知。《皇城新闻》认为：“今此学程一款，实其更张之第一大关键也。”“盖支那之不振，厥由于教育之不明与选举之不公，人才杳然，无以振作治道之衰替。今既迅先着手于此二事，岂非清国维新之基兆乎?”
光绪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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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清末新政结局与清王朝覆灭的检讨。韩国报刊媒体对于中国这个老大帝国的衰败，确实颇有哀婉之意，而清政府政治腐败的现实也是客观存在的，因而其对于清末新政改革之心态不免有矛盾之处：期待与忧虑共存，希望与失望并生。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确曾给中国政治改革带来一线生机。《大韩每日申报》认为：“其实际之状态如何勿问，其内容之真假如何勿论，但其外面之发露如是，已可称文明前途之初启轫也。”至于中国宪政之原动力何在，该报并不认为现存之清政府能承担这个领导责任。“试思其原动力之所在何处？观宫廷，西太后之垂帘如故; 观政府，满汉之党派如故；观大臣，袁世凯、张之洞不敢望曾国藩之一指趾；观封疆大吏，端方、鹿传霖不能肖李鸿章之一毛发。康有为、梁启超尚且有亡命海外之踪迹，以笔舌坐捣无情岁月而已。异哉，此维新风潮何自而发生耶？虎狼之暴可驯，厉妇之性难变。此风潮之发生曰由西太后，吾不信也。凡夫之顽可开，声闻人之心脑难穿。此风潮之发生曰由袁世凯、张之洞，吾不信也。然则此风潮之发生原因果然何在？曰：壮哉，志士之血！伟哉，英雄之泪！维血与泪可为购人如茶如锦之文明之价金。”这里届然把希望寄托在革命者的身上，其中有一个奇怪的逻辑, 就是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是由革命不断促动的。“今兹清国讲究文明发轫之立宪预备，几年来革命党、暴动党中此去彼来，此死彼进，乃由许多志士英雄之血痕泪点购得。吾于是乎拜志士之血， 舞英雄之泪。”中国要建立真正的宪政国家必须通过革命，“况清国今且发轫之初，不可不多多产出血泪种子，支那乾坤一大洗涤，然后成立东亚大陆一等文明国”。诚然，革命固然可以完全改变中国的面貌，但那已经不是清王朝的天下了。清政府仍在搞预备立宪，并于1911年5月设立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责任内阁。其时，大韩帝国已被日本吞并。业已站在日本立场上发言的《每日申报》评论清朝新内阁，虽然认为其是清朝宪政之准备，为可庆贺之事，但实际上多有批评。尽管新内阁仿照日本的制度，但其总理大臣之下又设置二位协理大臣，为“列国之立宪内阁制中其例所无”，尤其是其“阁臣之配置不得其宜，即朝廷之威信置重，满汉箝制之遗策尚存，使人一见即知为皇族政治不容置疑之事，此即宪政政治之禁物”。新内阁之组织“不过旧军机处之变形”。“皇族内阁”的出台，使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诚意受到普遍的怀疑，一时舆论哗然，宪政陷入绝境。武昌起义爆发，使清王朝迅速走向覆亡之路。《每日申报》认为：“现今满朝之败，为革命军所败，亦即满朝之自败。”其进而认为，清朝之败正是败在立宪问题上，其实是对日本之所以强盛的误解，其败亡不过自招而已。“清国政府之误解以为，日本帝国采用立宪政体所以致如斯富强，实即致富强故采用立宪政体。可怜清朝政府不解此政治学上之通则，徒然对日清、日露之两战役为日本之赫赫战胜所眩惑，依赖立宪政体筑造国家之基础。……故新政体准备之继续不废，派遣考察宪政大臣赴日本及欧美即是已。当时吾人评曰：此考察宪政大臣，即亡清准备大臣。支那帝国将来陷人大混乱者，即在此立宪政体。今果然不外吾人之观察，故清朝其灭亡乃自招。当革命党灭此之际，我借其国古来之格言下一断案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即此清国之谓也。”当然，说清朝败于立宪，并不是说立宪制度本身有问题，而应该是清朝预备立宪实际运作不当的结果所致。
奕劻
通观《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对清末新政的认识与评论，可见韩国报刊媒体既有对清朝政治腐败的批判，更有对清朝命运与前途的同情与期望。其批判，固不乏哀其不幸而怒其不争之意；其同情与期望，则尚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因其与韩国自身密切相关。《大韩每日申报》曰：“吾侪对彼清廷之改新窃有所感：在东方四千年历史中，支那与韩国恒常安危休戚与治乱盛衰有互相关系。以其风气与性质相适，俗尚与文宇不远，大抵支那之文明发达之日，即是韩国之文明发达之期。大韩人士勉之。”另一方面，因其与东亚大局密切相关，《皇城新闻》谓：“夫在我东洋文明之大发展与和平之大幸福基础者为支那版图，为我黄种之前途，不得不注目支那政界之如何，亦不得不企祝其政治渐臻佳良。” 这方面其实归根结底也是与韩国自身安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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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报刊媒体关注清末新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其目的更主要的是在于反观自我，即对韩国自身的反省。《大韩每日申报》在长篇连载《对光绪及西太后崩逝后支那问题之研究》的结尾, 特别说明：“本记者此论观其变革，不在支那，而在韩国。”在此，清朝不过是韩国的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中，韩国报刊媒体又究竟看到了什么？对韩国有什么意义？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韩国报刊媒体关于韩国自身的反省性认识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韩国政府自身腐败问题及社会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韩国报刊媒体在批判清朝政治腐败的同时，对韩国自身的问题也作了深刻的反省。《大韩每日申报》特设“韩日人问答”之题， 以韩人质问日本何以背信弃义而虐待韩国，借日人之口详细剖析了韩国社会各界腐败不堪之状况，并得出其自取灭亡的惨痛结论。有谓：“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以波兰、越南之历史观之，凡天下有心之人莫不哀之怜之。其实波兰自亡也，非俄人亡之也；越南 自灭也，非法人灭之也。今以日韩之关系言之，我日本何尝有侵占疆土、虐害人民之主义耶？其实韩人自召其侵占也，自取其虐害也。余此来贵国，观于政界社会，所谓世禄之家，大官之属, 但知有身，不知有国，但知有家，不知有民，对我日人先意承迎，惟恐不及，一切权利无不让与，此非自取灭亡者乎？又观于士林社会，峨冠博带，坐则屈膝，立则如痴，号召其徒曰：‘我辈圣人之徒，大明遗民，近世所谓新学问，皆夷狄之道，决不可留意；所谓新闻纸，亦皆异端邪说，决不可挂眼。吾党中若有语及世界形便者，是杂念也，妄想也，切宜戒之。日后有真人自某中出，铳穴生水，使用神妙之技，彼铁舰轮舶自当退去。’此辈口读雪[圣]贤之书，名在四民之首，昏迷狂妄，如是其甚，此非自取灭亡者乎？又观于人民社会，或甘于利诱，或甘于威胁，以其所有之家屋田土拱手让渡于外人。又有一种奸民，将其同胞之所有，使之卖渡于外人，为其媒介，取其口文之余利，看作能事。以此观之，不出数年，全韩人民之田土家屋，尽人于外人之买取，此非自取灭亡者乎？吾子幸勿归怨于他人，宜反诸己而省之。于是韩人气结臆塞。”日人所言，确实是韩人不得不承认的惨痛现实。《大韩每日申报》与《皇城新闻》以康有为之爱国强国论与梁启超之辨真伪爱国，批评韩国人缺乏爱国心。“试问大韩人民其有爱国之性质者耶? 奈之何外人临之以势力则帖耳相从，导之以小利则争趋若骛，大者卖其国权，小者卖其田土，甘心于为奴为仆者首尾相续也。由此观之，不可谓其有爱国之性质者也。”从韩国的前途着想， 必须进行“根本的改良”，以去除其“社会上人心之恶根”。中国某报载张謇有被保荐破格擢用之说，以其因儒者而办教育、实业闻名，《皇城新闻》颇为感叹韩国学者的无用，有谓：“嗟乎! 吾国所谓理学文学家者流，未见其以文章言论鼓励一般同胞之事业者，况得见其有联合财政家扩张实业与教育之事业者乎？对国家与人民未曾献有分毫之效力，尚以读书者自居，以能文者自负，实可谓无谓之甚者也。”中国某报披露有某孝廉请罢修筑铁路、某秀才指斥世界新器为奇技淫巧，《皇城新闻》颇感叹腐儒心事如出一辙，“吾侪将此报与吾国儒生界对照，其思想之腐败何其相类耶!”梁启超以中国亡国之责归咎于那“顽迷蠢呆之数千名村学究”，《皇城新闻》 则以为：“谓我韩亡国之责在顽迷固陋之儒生界并非过言。”《大韩每日申报》还特别批判了所谓上流社会的腐败，有谓：“然而自上流社会观之，尚未见其有变动之机也。何以言之？哲学家之以著述而倡导之者几人？雄辩家之以演说而鼓发之者几人？实不可多得矣。以言乎政界，则过去及现在，非庸劣无能之徒，则皆混浊不洁之流，但其伎俩，东奔西趋，甘作外人之爪牙，戕害祖国之命脉而不顾者也。何足论哉！何足论哉！至若教育家、法律家与实业家等属，仍属萌芽时代，尚未发现其特色矣。所谓世臣巨室与阀阅富贵之家，依然是旧日习惯，仕宦之瘾结于脑髓，一资半级与一官一职，患得患失，蝇营狗苟，全没廉隅，此辈肚里何尝有救国救民的思想乎？至若纨绔子弟、游荡少年，凭藉先世之遗业，罔念自身之修养，携朋掣俦，往来驰骤者，惟是协律社、光武台、料理店、赏花室、与花间骨牌之场而已。彼于身家生活尚不顾念，况于民国思想乎?”其甚至认为，韩国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失望病”，这是一种毒害惨酷的急性流行传染病。“昨日无病跃跃活动之政治家，今日罹此病，则忽然其心灰，抚髀呜呼；昨日无病热腾瞑狂之法律家，今日罹此病，则忽然其脑迷，仰天号嘘；昨日无病热血疾呼之演说家，今日罹此病， 则忽然其胸塞，击地痛哭；昨日无病热心教授之教育家，今日罹此病，则突然其志冷，长太息咄咄；昨日无病孜孜勤勉之实业家，今日罹此病，则突然其眼朦，忧愁满胸；昨日无病勃勃前进之学生，今日罹此病，则突然其气死，烈泪洒洒。此病惨酷啊！……只是希望心断，失望心生，谓之失望病。盖韩国挽近数年国力日退，民情日悲。今日望生挽回之力，乃者今日比昨日尤惨；明日望有医救之期，乃者明日比今日尤剧。创孔益出，悲境益迫，于是全国人民之脑中闯发失望病。上流社会曰已矣，韩国灭亡乃已；中流社会曰休矣，韩国灭亡乃已；下流社会曰悲夫，韩国灭亡乃已。人不杀而自杀，悲夫！悲夫！”这是最悲观的论调。要救此病，惟有激发其希望之心，“余今日双手敬奉神药一剂，猛投于二千万脑髓之中，即‘希望心’三字是也”。
二是主张以清朝为鉴和以清朝为戒。近代清韩两国不仅唇齿相依，更有同病相怜之感。韩国报刊媒体关注清末新政，在反观自我的同时，非常注意吸取其经验与教训。当清廷宣布预备立宪，《皇城新闻》在赞美之余，也便想到韩国自身当如何的问题。“然则今此宪法之前途，满清人之劳心祷祝，固无可言。吾辈对此不禁一番之感慨，即此东洋之全局何时如鼎足之俱峙，如辅车之相依，兄劝弟勖，胥邀将来之幸福耶？世界进化实不可推测，蛮昧之人衡感于文明之风潮，只在一悔悟之间耳；衰弱之国进列于富强之同等，只在一转移之顷耳。或因于政党之热心，或由于民族之实力。嗟乎！嗟乎！所望于我韩者，其在政党欤？其在民族欤？维愿全国志士昼夜极力而研究之。”《大韩每日申报》更认为：实行宪政与否，是国家兴亡的根本。“大抵此世界为宪政（立宪政治——原注）世界，行宪政之国必兴，不行宪政之国必亡。”其并以土耳其、波斯与清朝为例，以论证当日韩国不可不行宪政。“近年至彼千年回教国之土耳其奏宪政之功，长睡不醒之波斯奋行宪政制度，衰颓老大之清国方急宪政准备，悉皆有旭日将升之势。……今日韩国同胞当以奋起权利思想，预备文明制度为急务。果然，韩国同胞脱地狱而登乐土之日，不可不行此宪政，亦不可无宪政之预备。”经济改革方面，从清朝的绣品销售海外，想到韩国安州绣物， 以及高丽磁器与金俞器、江华之席与固城之螺钿笼等民族特产，“皆适合外国人需用，以制度制造，向美国大博览会输出，可达数万元价值”。故特表提倡之意，希望当地实业家于此注意，以图扩张利源，开拓必要之事业。“惟我实业同胞亟亟奋发，无论何种营业，各尽其所长与能力，勇进不怠，精益求精，结果可自求生活之福利。十分顒祝，嗟我同胞!” 又从清朝在东北地区种棉，想到振兴韩国棉业。韩国土地肥美，除江原、咸镜两道山地外，皆适宜栽培棉花，比中国东北高寒地区条件更加优越。“我国之棉花超过印度品，不难与南美名产争雄，外人之评判昭然可证。实眼前现活无穷之富源，不待外来者也。”然而因韩国人竞争力缺乏，安怠心盛富，反而依靠进口棉花。“呜呼！国内留意实业诸氏，其亦与满洲于不宜种棉区域奖劝种棉事项相对照，宜亟其从事于棉草栽培也。”文化教育方面，清朝振兴学校教育，《皇城新闻》感叹韩国教育不兴，“顾我韩官私立学校徒存虚名，而未闻成就之实，或称学徒之卒业者，亦无选用之定法。懵陋如古，漫漶如前。未知何日能幡然觉悟，奋起教选之实效，不归画葫之虚文也哉?”清朝奖励留学外洋，《皇城新闻》既批评韩国不重视留学，又认为韩国文明进步必须要重用留学生。“我韩略干游学于外国者，不过零星，而或不拨其资，穷饿异域，无以力学；或其成而归者，政府乃淡漠视之，不但无荐用之实而已，往往为人措陷于不测之地。故绝其愿学之志，而反以出洋游外为戒。岂敢望奖劝之效哉？然而，有志游学者亦岂以此为惧而不自力于为学可乎？如学成而归，则必有需用之日矣。余以为吾邦文明之步，不得不待留学之诸少年也。”据报载清廷有实行义务教育之说，《皇城新闻》慨叹韩国此前亦有提倡义务教育之议，并由元老大臣陈奏太皇帝降谕，不意被阻格不行，因而主张既然政府不愿实施，只有国民自己承担。“到此地头，为我大韩国民者不得不各其自担教育义务，不待强制实施之懋图，是所谓不待文王而兴者，其自由进步之效力尤岂不十分勇进一层巩固哉？嗟我同胞，我之子孙于政府教育已无望矣。各其自奋，各其自担，使世界列邦翕然称之曰：大韩国民初无政府之强制，义务教育自由实施，此世界之优等人种也。我韩前途确有希望。”对于清朝以简字学堂推行普及教育，《皇城新闻》亦主张韩国注重国文，以普及国民教育。有谓：“我韩教育之普及，当利用简易国文，以全体国民无不读书、不识字者为第一方法。所谓汉文学之习性固结，儒生贱视国文，国文之报纸与国文之书籍决不挂眼，崇拜汉文是为自己之习惯，全不思念全体国民之教育方法。岂不愚哉？岂不谬哉？夫支那汉文即其国文，有难解之弊，因施简易识字之法以教育。况吾国对汉文言文不同，其艰深难解之弊尤甚焉。能扩张国文之教法，方有教育之普及。嗟乎！汉文学者更加三思，当十分注意国文学之发达。”社会生活方面，清朝有实施断发令之说，《皇城新闻》感叹：“观今日清国之断发令， 世界人类保有头发者何处得见，至若吾韩也。大皇帝陛下之敕令励行断发，经过几年，尚此顽固人士固执国可亡发不可断之义，何其不思之甚至此？呜呼！更加观察世界之风潮，断行从形式之维新着手。”清朝严禁鸦片烟，《大韩每日申报》批评韩国此种恶习有方兴未艾之势，“奈何近日韩人争蹈彼之覆辙，鸦片吸者之数爻日加”。《皇城新闻》更是警告移住中国东北之韩人，不要沾染吸食鸦片烟的习气。有谓：“对该地情形最可怕可虑者，为清人之吸鸦烟习惯也。盖鸦烟为消磨人之志气，妨碍事业，戕贼生命，至毒之恶物。今日支那之腐败不振，专中鸦毒之结果。万若我同胞传染此等恶惯，是移住该地为觅生路，反自陷死路。岂不可畏？岂不可痛？我同胞对此严防痛戒，勿失健全国民资格，文明程度蒸进，故特表警告之意。”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侵略之下，中国国力萎缩，政界衰颓。《大韩每日申报》提醒韩国人民，虽然韩国与中国同处黑暗时代，但必须置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大韩人民以支那之衰颓前辙作戒，百般奋励，百倍图始。”
甲午战争中，日军大肆虐杀朝鲜百姓
三是对韩国前途的忧虑并寄予希望。日本变韩国为其保护国之后，康有为写吊韩人诗，揭露日本灭亡韩国的阴谋与韩人的悲惨处境。有云：“八道山川磨逻青，旧封箕子不神灵。殷商血属犹存汝，晋楚干戈可有名。保护有人宁遣使，泰平无事可裁兵。汉阳姬氏于今尽，抚鼎摩沙目不瞑。《大韩每日申报》也认识到：“然则日人之心，路人所知。其所谓维持大局、保全同种云者，不过是欺人弄人、逞其野心的手段而已。”中韩两国虽同遭日本及西方列强侵略之厄运，但亦有共同振兴之希望。“夫极则必反，穷则思通。目下两国之遭值境遇可谓悲哉惨哉！就一般人士之知耻自厉、发愤自强的思想观察，实有勃然莫遏之势。现二十世纪新文化普通收人，一步更进一步，一日增高一日。青丘三千里江山与支那四万里幅员，一齐超登于文明富强之域。其兄弟之好联结，唇齿之势巩固，彼日人之狡焉思启之图必不能售矣。吾侪两国人士为执手而祝，拭目而待。” 清朝因推行宪政而有进步之望，韩国亦宜锐意进取。“今就韩国专情言，自主之权专 失，落在他国范围内，自强之能力难以养成。全国人民若能一致奋发，开明事业着着进步，毕竟东洋大势之关系得自由活动机会。幸勿落望，锐意进步，韩国同胞。”《大韩每日申报》还从文明兴衰论的角度，论证韩国将有崛起于世界舞台的希望。其用来说明世界文明兴衰相代的典型事例有二：古时希腊废罗马盛，近世清国败日本兴。日本十数年前在东亚崛起，其次便将是韩国。“原来我韩输来支那之文物，当时诗书礼乐蔚兴，文明程度反凌驾先进国支那，开导指挥日本与其他未开化邦，尽其师表职分。这间几百年，元力渐弱，昼夜不分，春秋忘却，一向困睡，鼻声如雷。于是群盗窥隙而人，夺取各样宝物与财货，甚至于侵害人命。此时几个人目先醒，则见东天曙色方渐，群盗任意横行，杀气腾腾。先觉人慌怯愤郁，大声疾呼，提醒梦人。梦人尚不知此，贼势益肆。忽然甲午炮声，惊起几个；于焉甲辰炮声，又惊起几个。互相提醒，互相警戒，从此举国皆醒，何患如干盗贼？二千万同胞兄弟速起！余思量东洋文明之时代红日东出，确信我国有超登世界舞台之机会。”这无疑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憧憬，因为其时韩国正被日本逐步沦为殖民地化的深渊。其实，正是这种不屈的信念，成为一个民族终将得以振兴的精神源泉。
韩国报刊媒体通过对清末新政的观察，在进行自我反省时，既看到了韩国政府与社会的种种问题，也试图为解决这些问题借鉴一些域外的经验与教训，同时还对韩国的振兴充满着期待与希望。虽然这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大韩帝国被日本并吞的命运，但在一定程度上为近代韩国的启蒙思想提供了精神养料。
（作者授权刊发，篇幅原因，有所删节，小标题、注释从略。原文首发于《当代韩国》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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