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事变后，慈禧看到义和团无法阻挡八国联军进攻，没有了抵抗的信心，在带着光绪西逃的过程中，授命李鸿章与庆亲王办理议和事物。

在列强的压力之下，慈禧太后一方面下令痛剿义和团，承担责任，并且号召各级官员直言进谏，另一方面表示要图强，要求全国臣工“卧薪尝胆，勿抚空言，于一切用人、行政、筹饷、练兵，再出精心，任予不婕。”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在压力之中意识到，除改弦更张，已别无他法。

在慈禧企求“自强雪耻”的同时，还有众多的势力，推动着新政变法的落地，包括西方列强、部分激进人士、驻外使臣、政府官员等。
1901年1月29日，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新政改革上谕，宣布了新政变法的开始，规定了其变法的大方向。

上谕颁布后，反应不激烈。主要原因在于此时的政府处于逃亡中，此时宣布变法新政，戊戌变法的阴影还在人们心头，是的众人对朝廷旨意费心揣摩，以至于在上谕期限内，没有官员上奏，在没有确定朝廷实施新政诚意前，大都采取观望态度。在这种情况下，1901年4月21日清政府再发上谕，催促各级官员。

与此同时，设立督办政务处。并且督办政务处议定《开办规条》，对设立的机构的组织结构、职权范围以及变法方针做了大致规定。
关于变法的规定中，对于变法大纲，其一整顿旧法其二就是学习西法，择善而从。搜集西法作为变法的参考。清政府财政极端贫困，变法法应该取信于民，不应搜刮。

对于变法方式，主张在维新与守旧之间寻求折中。督办政务处在改革变法中起到了表率作用，为清末新政指明了方向。
督办政务处的设立，一方面表明了清廷改革变法的决心意志，消除了各地方官员民众的疑虑，是他们变观望为主动，推动变法的顺利进行。

新机构的产生，有利于统一管理改革变法中，能够高效处理变法过程中的问题。
虽然清末新政改革变法，是进步的体现，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是清政府在西方列强与国内维新派人士的多重压力下被迫所为，但是变法中，顽固守旧势力仍存，政治体制局限，变法思潮被一定程度禁锢。

清末新政是慈禧集团为强化封建国家的机器，整顿和巩固清王朝统治而被迫所为。
当然，不可以否认新政在多方面有多重局限，加上王朝自身的顽固保守，使改革在打折扣，存在诸多缺陷，差强人意之处。
尽管这样，清末新政改革变法，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都产生有一定的进步效果，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过程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不能视而不见，一笔抹杀，更不应该视之为“假维新”、“伪变法”，而应谨重地分析，肯定其是一个确确实实推行的改革运动。
当然，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广泛而深刻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其与戊戌变法相比较，是一场排除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和参加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
因其是封建社会政治的控制下的资本主义运动，故注定是失败的，其也为后来辛亥革命的爆发，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