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卻將談笑洗蒼涼: 晚清的政局與人物三編》， 姜鳴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11月版， 383頁， 65.00元
承姜鳴寄贈其新著《卻將談笑洗蒼涼：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編》（三聯書店2020年版），並囑作書評，頗覺意外。因為我於近代史雖有興趣，畢竟隔膜，並不宜作評論。不過，姜鳴確是我很欣賞的學人，卻之不恭，姑撰此讀後感。惟所知有限，只得擇其二三事，拉雜寫來，自不足以言書評。
眾所周知，自第一部《天公不語對枯棋》開始，姜鳴在寫法上所奠定的最大特色，在於“尋訪”，即對歷史現場的探訪。在這一點上，他與李潔的《文武北洋》取徑相似，姜鳴著眼於晚清，李潔著眼於北洋，各擅勝場。近時李禮的《求變者：回首與重訪》也可算借鑑了他們的路子，亦有可觀。但姜鳴勝人一籌的地方，是腳勤眼亦勤，不僅有現場踏訪作為研究的引子，也不僅擅長敘事以引人入勝，更重要的是，其史料積累亦甚深厚，絕不亞於書齋裡的近代史研究者。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用論文的規範寫散文，用散文的筆法寫論文”。
就這部新著來說，姜鳴寫馬嘉理事件，寫張佩綸流放張家口，寫李鴻章去世的地點，寫中國駐倫敦史館，都延續著尋訪歷史現場的寫法。
“馬加里事件起源地”直碑
特別是馬嘉理事件一篇，系全書篇幅最長者，內涵也甚重要，而他所以選擇這個題目，正由於曾順道探訪馬嘉理被害處而起的。1875年，英駐華使館翻譯馬嘉理在迎接自緬甸入華的探路隊時，在雲南騰衝為邊民所殺，引發清廷的外交危機。在英使威妥瑪一再施壓下，清廷為求息事寧人，由李鴻章與威妥瑪簽訂《煙臺條約》，在商業利益和治外法權方面對英作出極大讓步，並特遣郭嵩燾率使團赴英以示道歉，同時設立駐英使館。對此事件，學界關注不多，而姜鳴亦史亦論，對相關史事作了詳細梳理，指出：“中國自我孤立和躲避在外數十年，終於被迫進入西方人建立的體系。到歐洲的中心倫敦設立使館的直接起因，源自雲南邊境殺死了一名英國外交官。不管殺手是誰，他都沒有料到這次戶宋河畔蝴蝶翅膀的扇動，會產生如此深遠的結果。”這是很有歷史眼光的。
法文畫報上馬嘉理被殺的封面
對於馬嘉理一案，我原來也不甚瞭解，只是偶然檢到過朱次琦（康有為的老師）的一篇短札，對此問題可稍作補說。
朱次琦評曰：“……差官命吏，中途遇寇之事，中國向來恆有。滇撫鄧爾恆入覲，為盜所害，咸豐初事也。江督馬新貽閱操，為賊所刺，同治初事也。當時不過命該省查辦，必責以罪人斯得而已。馬加利於雲南緬甸交界處，所勘實非雲南地，突為山苗戕殺，朝廷震怒，不特嚴飭該省督撫急辦，且特命湖督李瀚章馳往，嚴詰真兇，盡法懲治，以慰馬加利等枉死幽魂，此正朝廷壹視同仁，視英使過於己使處，亦足見我皇太后皇上至仁大公，不以遠近異心也。假如英國境內，或有此事，試問舍戢盜正誅，更有何法乎？……夷情無厭，得寸進尺，我既軟弱如此，彼之要求，將來何可復問？”（《論馬加利事》，蔣貴麟輯《康有為編注康氏先世遺詩朱師九江佚文合集》，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朱氏雖不免抱有保守心態，但就事論事來說，他指清廷曲法以迎合英方，顯然言之成理。
1880年英租界工部局在外灘蘇州路口建立的馬嘉理紀念碑
我覺得馬嘉理事件，可比1891年日本的大津事件。當年俄國皇太子（後來的俄皇尼古拉二世）訪日，為大津市巡警津田三藏以劍砍為重傷，此際俄、日關係亦敵亦和，極為敏感，明治政府大為震怒，要求法院以加害皇室條例判處犯人死刑，但大審院堅持司法獨立，以為本國皇室條例不應施於外國皇室，終以謀殺未遂判處犯人無期徒刑，為日本近代司法樹立了一個漂亮的開頭（參[日]山本祐司《最高裁物語：日本司法50年》第一章，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要知道，中國舊制度絕非沒有司法獨立的精神與傳統，但比之大津事件，馬嘉理事件自是清廷司法的完敗，其結果實為法律問題政治解決。故朱次琦的批評確是不錯的。
可是，這僅是事理的一面，另一面的事理是：早在1858年、1860年，清廷已被迫簽訂《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接受與列強的邦交和通商，但長期以來，外國公使不能覲見皇帝、皇太后，不能遞交國書（因公使拒絕向皇帝下跪），不能與總理衙門大臣以外的官員交往，而清廷也以沒有外交官為由拒絕派出常駐使節。直至發生馬嘉理案，清廷畏於英方斷交乃至武力的要脅，才被迫落實外交制度，並在經濟和法律上打開國門。從局部看，從短期看，是讓英方佔了上風佔了便宜；但從整體看，從長期看，那些所謂讓步，多是清廷遲早要完成、甚至早就該完成的外交功課，實際上也促進了中國的開放力度，還說不清誰佔了誰的便宜呢！這就是歷史的弔詭和理性的狡猾吧。
說回姜鳴這部書。尋訪的興致，固然是他論史顯然的特色，但我覺得，他還有個不那麼顯然的特色，即掌故的趣味。過去我曾提出，民國以來治近代史者，有一顯一隱兩大流別：顯者是主流，是學院派，隱者是潛流，是掌故派（《現代學林點將錄》蔣廷黻條，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而姜鳴是兼有學院派和掌故派兩種作風的。
其掌故的趣味，從題材的選擇即可見一斑：比如寫1881、1882年彗星對政局的影響，寫胡雪巖的破產，寫甲申易樞，寫醇親王巡閱北洋海軍，寫張佩綸的婚姻和子嗣，寫李鴻章終身服用的滋補品保衛爾牛肉汁，多屬學院派不甚關注的題目。
最典型的應數保衛爾牛肉汁一篇。姜鳴不僅考掘出有關的文獻資料，並依據徐家寧提示的圖像線索，通過所謂“e考據”，發現此物是近世國際知名的滋補品牌，且至今仍有銷售。而他不僅網購到這種牛肉汁來試飲，甚至還找到上海徐家彙一家港式茶餐廳，以確定按傳統方式調製出來的味道。這就超出“親自尋訪”的範圍，更是“親自品嚐”了。順便說一下，姜鳴鉤沉李鴻章的滋補品，與先前鉤沉李鴻章家吃蟹的事（見《秋風寶劍孤臣淚：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續編》，三聯書店2015年版），顯然是同一路數。
《倫敦新聞畫報》上刊載李鴻章訪問英國時採購“保衛爾牛肉汁”的漫畫插圖
今日上海某餐廳仍在出售的香港風味“保衛爾牛肉茶”
胡雪巖其人其事，因高陽小說而天下知聞，但仍是掌故家談得太多、史學家談得太少的題目。而姜鳴考述1883年金融風潮引發胡雪巖破產一事，雖出於掌故家的趣味，卻也有史學家的眼光。其中提到：“清末的大官僚身邊，都有長袖善舞的親信為其理財，或是提供各種資金幫助，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做他們的‘皮夾子’。比如李鴻章用盛宣懷，左宗棠用胡雪巖，就連書生張之洞，當了幾年山西巡撫，轉署兩廣總督時，也帶著平遙‘百川通’票號的人手一路南行，到廣州後，公私業務都讓其代理了。”指出這一現象極有價值。近年所見德裔美國曆史學家斯特恩的《金與鐵：俾斯麥、布萊希羅德與德意志帝國的建立》（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一書，系煌煌史學鉅製，大體基於多數未曾披露的書信和檔案，從大歷史的立場研究俾斯麥及其“皮夾子”布萊希羅德，特別突顯了布萊希羅德作為猶太銀行家的榮耀與失落。執彼例此，我相信胡雪巖們的歷史意義還應看高一線，胡雪巖們及其相關的“制度外財政”問題，實在值得史學界投入更多的關注和研討。
不過，全書主題最重大、研討也最深入者，還應數甲申易樞一篇。1884年，清軍在越南對法作戰潰敗，原來舉薦入越統帥的張佩綸成了首要的彈劾對象。盛昱因與張有交，不願只針對他一人，遂連帶彈劾以恭親王、李鴻藻為首的軍機處，不料慈禧藉機罷黜全體軍機大臣，為有清一代空前之舉，是為“甲申易樞”。這事件無疑是一場政治地震，為當時人所矚目，亦為掌故家所重視，而專業史家卻缺乏研究。這一篇長文，似最能體現姜鳴在史料考掘上的功夫和文獻解釋上的能力，兼得學院派與掌故派之長。
關於易樞的發生，高陽在《同光大老》裡斷定：“孫毓汶是愛新覺羅王朝覆亡的罪魁禍首之一。所謂‘同光中興’之局，結於此人之手。以醇（親王）代恭（親王），出於他的一手策劃。”這一驚人的結論，主要依據是翁同龢日記裡“濟寧電線皆斷，查無消息，悶悶”幾句——孫毓汶是山東濟寧人，高陽以為日記的“濟寧”即暗指孫氏。而姜鳴檢點報章史料，發現三日後《申報》恰有“聞濟寧電局已飭洋匠出修，先於黃河兩岸安設機器遞報，故津滬電信已可通傳矣”的報道，證明“濟寧電線皆斷”純系實錄，與孫毓濟毫無關聯，足以否定高陽的望文生義。這是體現其史料考掘功夫之例。
關於易樞後的人事，張佩綸藉隱語寫給李鴻章的一封信是極關鍵的史料。姜鳴憑著對當時政局和人事的全面掌握，對此信的內涵作了詳細分析，指出：“信中的僧，指李鴻藻；道，指恭親王；神，指醇親王；兩畫中，立本即唐代畫家閻立本，指閻敬銘；僧繇即南朝畫家張僧繇，指張之萬；覃溪為清人翁方綱，指翁同龢；庵主，指李鴻章；張仙、五斗米教天師均為張佩綸自謂；閻羅似指閻敬銘。”其中李鴻藻、恭親王、翁同龢是原任軍機大臣，醇親王是新的政治核心，閻敬銘、張之萬則是新任軍機大臣。這則是體現其文獻解釋能力之例。
桑兵曾有一個看法，以為比起治古史，治晚近史的難度“甚至有過之無不及”，即舉這類需要破譯的史料為例，以為“今典與古典並用，方能破解”（《陳寅恪與中國近代史研究》，《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其言雖屬誇大，但要解讀此類隱語，確需要對歷史背景的熟悉，也需要對文史古典的理解，而姜鳴可謂入其樊籬了。
關於張佩綸隱語的具體解讀，張曉川《張佩綸致李鴻章密札隱語箋釋》（《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1期）一文有獨立的探討，而且分析更為細緻，可與姜鳴此著相參照。我個人覺得，姜、張兩位的釋讀已探驪得珠，見其大旨，但細節尚可討論。比如“不知佛以庵主於慈航佛火，精究有年，費佈施錢可布地，殊不足降伏彼法”，他們都認為“佛”指慈禧，“庵主”指李鴻章，“彼法”之“法”指法國，意謂李鴻章在洋務練兵方面花費大量財力，卻不能對付法國人。此解甚是，但稍嫌未達一間。我以為“慈航佛火”一語，不論指普渡眾生而言，抑或指南海觀音而言，都可落實到李鴻章操辦海軍一事。又如“僧”指李鴻藻，字面上未能作出解釋，我以為是由於李氏字蘭蓀，號石孫，時人或以“李蘭生”稱之（見郭嵩燾日記，據《秋風寶劍孤臣淚》談翁同龢日記一文），而“僧”（sēng）與“生”（shēng）的讀音接近。還有末尾“閻羅難共處”的“閻羅”，姜鳴猜測指閻敬銘，張曉川猜測指閻敬銘或醇親王；但信的上文已借“立本”、“神”指閻、醇兩人，引自另擬隱語稱之，實在不合情理。我猜想，“閻羅”可能指孫毓汶，他是山東人，而民間以山東泰山為陰曹地府所在，故可借閻羅王間接指代其人。在易樞後的軍機處，孫是“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即見習軍機大臣，也是重要角色，張佩綸若提到他也是很自然的吧。
最後，還要強調一下關於李鴻章去世地點那篇。姜鳴過去信從歷來諸家之說，以為李鴻章死於賢良寺，今據張佩綸致張人駿函及致李鴻章函的實寄封，確定李在北京有私宅在總布衚衕，李實逝世於彼。表面上看，這完全是基於紙上的發現，可我們要明白，若非素來關注可名之曰“掌故地理”的問題，若非有了現場踏訪的深刻印象（見《天公不語對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聯書店2006年版），其實是不容易在文獻叢殘中留意到這一細微記錄的。因此，這一發現也得力於現場尋訪的刺激，可算是現場尋訪與文獻考掘互證——一種特殊的“二重證據法”——的成績。這一點，對於近現代的歷史學和掌故學是有啟發意義的，故特為表出之。
張佩綸致張人駿親筆信
張佩綸寄李鴻章寫有總部衚衕地址的實寄封
對姜鳴新書的讀後感就止於此。最後，還想談幾句書外的話。
對姜鳴稍有了解者，應該知道他並非學術體制內的人，而是商界高層。我因撰寫《現代學林點將錄》，頗注意學人的社會身份。在當今學界，姜鳴自是另類，但在海內外也非孤例。據我所知，有研究佛山社會經濟史的羅一星，有研究藏書史的韋力，有研究溫州文史的沈迦，有研究民國大學的張在軍，都是商界中人。赫赫有名如沈志華，也是由商界轉入學界的。域外者，也有研究明史的藍德彰，研究唐代金銀器的羅傑偉，更是多錢善賈的成功人士。陳寅恪曾說過：“我儕雖事學問，而決不可倚學問以謀生，道德尤不濟飢寒。要當於學問道德以外，另求謀生之地。經商最妙，Honest means of Iiving（謀生之正道）。”（《吳宓日記》，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二冊第67頁）這些話，陳自己實未能踐行，而姜鳴們倒是無意間成就了。
姜鳴治近代史，有尋訪的興致，也有掌故的趣味，這跟他的非學院身份自是有關係的。這種與學界主流的歧異實甚可貴。據說羅素有言：“參差多態乃幸福之源。”我以為做學問亦然，參差多態乃繁榮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