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
海明威擅长创作悲剧作品，这是众所周知的。
他早期的《永别了武器》自不必说，巅峰状态时的《老人与海》也是悲剧，就连微型小说《桥边的老人》也是如此——它创作于二战前夕。亨利与凯瑟琳的悲剧，源于那场非正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老人圣地亚哥的悲剧，既有对手过于强大的因素，也有自己过失方面的原因。
海明威在创作中
说桥边老人的命运是悲剧的，那又是因为什么呢？在这篇微型小说中，海明威似乎并不急于回答。
这篇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有限视角，书中的叙述人“我”，既与作者若即若离，又跟老人保持适度的距离。海明威并不想让叙述人滔滔不绝地来“讲述”故事，而仅让“我”“显示”了极为有限的信息，却遮蔽了更多的内容——它们都在冰山下面。
作品中的“我”，是一个艺术形象，不是作者本人，但他身上肯定有海明威的影子，尤其是体现了30年代海明威蜕变再造的结果。
“我”以一个反法西斯战士的身份出现在西班牙，说明海明威已经从“迷惘的一代”的迷失、彷徨、悲观、绝望中解脱出来，已经重新振作，去找寻到真正的正义事业，并为之而奋斗。
青年时代
应该说，海明威赴西班牙参战的使命依然是“拯救”，拯救即将遭受佛朗哥势力涂炭的西班牙民众。然而，事与愿违，共和政权无力回天，海明威只能眼睁睁看着西班牙共和国的覆灭，看着悲剧又一次降临于欧洲大陆。
他悲愤万分，徒叹无奈，又不甘于失败。
这一次，他又把思想托付给了小说。
“我”与战友们的使命是挽狂澜于既倒，捍卫共和政权，保护西班牙人民，完成拯救使命。可是，结局是悲剧的，“我”连桥边老人都保护不了，任凭法西斯冲过浮桥，将老人与无数平民吞噬掉……
西班牙内战
这里的“我”，肯定不是小说创作时的海明威，但与西班牙内战时的海明威又多大关联，就不好说了。
“我”似乎是胸怀壮志豪情来到西班牙的，似乎对政治更关心，更喜欢宏大叙事，更在乎保护西班牙，而不是某一个西班牙人。老人引起“我”关注，只是因为他太显眼了——“我”完成任务前后，他都坐在前边一动不动，而别人都疲于奔命呢。
“我”只看到了老人的笑脸，看不到他心灵深处。更何况“我”是一面敷衍着，对老人做着例行公事式的问询，另一方面凝视着浮桥的那一面，期待着战事的爆发与激化。
这个“我”似乎更在意老人的政治倾向，看得出来，少了那么一点深沉的关爱。连一个老人都不能拯救，何谈拯救西班牙？
桥边老人的命运就是西班牙内战中弱势群体的缩影，“我”并没有关注到，而海明威铭刻在心。
所以，他在行文中安排的叙述腔调既不同于《永别了武器》的感伤又克制，也不同于《老人与海》的昂扬与亢奋，是内敛而平稳的。这样做，既体现了海明威反思之后的成熟，也隐含了对“我”一类人面对悲剧漠然处之态度的批评……
内战画面
无论什么样的战争，都会带来人道主义灾难，于其中小人物命运更是凄惨。炮火连天，血雨腥风，桥边老人们的命运必然是悲剧的，甚至是多重悲剧，连“我”也深陷其中，也就无法拯救。
作者运用叙事重复，展现老人的絮絮叨叨。老人万念俱灰，却仅存一念，就是拯救自己的动物。他却拯救不了，因为法西斯不允许。
细想起来，不那么简单：老人的动物可都是一些象征，两只山羊可能是迷途的羔羊、献祭的羔羊、任人宰割的羔羊；四只鸽子可能是诺亚方舟上的鸽子，看来它们衔不来橄榄枝了：至于猫，原本就是撒旦的化身，担心是多余的……
“我”想帮助老人摆脱法西斯的蹂躏，却发现老人没有鲜明的政治态度——非敌非友，何谈拯救？说到底，“我”关心的是消灭敌人，而非拯救老人。
“我”对老人有同情之心，却没有感情共鸣，因此，“我”让他走过桥去摆脱险境，可他却走不动了——“我”想，我已尽了义务，是他不想过去……
《桥边的老人》入选高中教材
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不一定必然成为一个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者。如果对人的观察只是浅尝辄止，不能深入到对方的内心世界，就不能了解对方，进而与对方沟通交流，产生共鸣，也就不能完成拯救的使命。
老人才是“我”们最需要拯救的人，“我”们的心中不仅要有敌情，还要有对弱势群体的柔情。老人没有家，没有产业，却富有爱心，与动物相依为命，闪耀着人性的光芒。见微知著，老人应该是这个国度里最需要帮助的人，而“我”却熟视无睹。不关注桥边老人”们的命运，你打马德里保卫战、捍卫西班牙共和国，胜算又在哪里呢？
小说中的“我”，没有宽广的胸怀，没有必胜的信念，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连要拯救谁都命运搞清楚。他的悲剧在于他的糊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