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在位期間，李元昊稱帝，宋夏戰爭爆發。其中兩個重量級的人物登場，他倆就是韓琦和范仲淹，他們作為夏竦的副手，任陝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韓琦主持涇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在如此重要的戰役中，宋仁宗派韓琦范仲淹出征西夏，包括夏竦在內，看起來平常無奇，但是放在宋朝整個王朝的歷史上去看，這實際上隱藏了後來岳飛的命運。
有個詞叫“矯枉過正”。正如歷史上的封建制與郡縣制的反反覆覆一樣，一個新王朝看見了分封制的弊端，於是極力避免分封制，而實行郡縣制。下一個王朝發現實行郡縣制居然保不住祖宗家業，於是大封子弟。歷史就這樣反反覆覆，修修補補。而宋朝的制度，從設計思路來說，很大程度上就是反思唐末五代近百年的戰亂教訓而得到的。五代時後晉大將安重榮就說過：“天子寧有種耶？兵強馬壯者為之爾。”簡單來說，就是誰掌握了槍桿子，誰就能做皇帝。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走的就是這樣一條路，他何嘗不怕哪一天，有士兵把黃袍加在其他大將身上，一腳從龍椅上踹開他。
趙匡胤既然想到了這一點，那麼就得想辦法解決君弱臣強的老問題。從制度設計上，刻意強調分權制衡的原則，如對最高決策機關就分政事堂和樞密院，分掌文武，號稱二府。二府外還有三司，即度支、戶部、鹽鐵，就是管錢的。即軍、政、錢分開，在以前一個宰相就可以掌握這些權力。在地方制度上也有複雜的設計，這裡就不展開說了，重點說說皇帝最害怕的軍權部分。
北宋人就曾說：“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得專制。”就是說調兵權與握兵權分開，樞密院雖是最高的軍事機關，但只有調兵權，掌握兵籍與虎符，而統軍權則在禁軍統帥機構的三衙手裡。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文武的相互制衡，這正是未來岳飛悲劇的重要原因。在宋太祖時期，正是創業打天下時期，還處於統一戰爭之中，所以仍然用武將負責樞密院。宋太宗伐遼失敗後，國策開始轉變，崇文抑武提升到更高的高度，軍隊的主要作用不再是開疆拓土，而是鎮壓內亂與對外防禦。宋真宗也繼承了父親宋太宗的政策方針。這段時期，樞密院兼用文武官員，不再僅是武將言軍事。
到了宋仁宗時期，文臣主導了樞密院決策，而軍事指揮權亦歸文官，戰區的規矩均由文臣制定，形成了以文馭武的局面。當宋夏戰爭爆發，我們可以看到，負責這場戰爭的夏竦、韓琦和范仲淹皆為文臣。
用文人去統帥軍隊，利於皇帝掌握軍隊，但是弊端也很明顯。戰爭的形勢變化極快，以文馭武導致重大軍事決策很慢，常常反覆討論，延誤戰機。如對夏戰爭裡，韓琦力主主動進攻，而范仲淹力主防守為要，最後的決定又只能由千里之外的朝廷作出，武將只是工具一樣在旁邊等著命令。孫子云：“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統帥有靈活指揮權才能在形勢變幻莫測的戰爭中取得勝利。很顯然，宋朝的將領並沒有這樣的授權，整個指揮是僵化而遲緩的。
另外，由於文人總是壓武將一頭。武將憋屈，武將常常不服那些“紙上談兵”的文臣，哪怕這些文臣是自己的頂頭上司。文臣雖然在職務上領導武將，但並沒有天然的權威，不能讓武將心服口服，其領導效果好不到哪去，常會有出工不出力的情況出現。無法真正激發武將士兵的潛能，將領的主觀能動性被壓制，士氣低落，難以形成強大的戰鬥力。
在南宋初年，由於舊有秩序的破壞，出現了韓世忠、岳飛等將帥獨立指揮大軍的局面，這些軍隊在對金戰爭中，也有很強的戰鬥力。然而，形勢稍平穩，即有文臣上書，說將帥跋扈，為朝廷之害，建議削弱岳飛等將領的兵權，也就是要重建秩序，把制度重新拉回祖宗之法，拉回宋仁宗那個時代，拉回那個看起來很燦爛的時代。那個時代，皇帝坐在龍椅上很安心，對外頂多費點錢，位子還在。手握重兵的武將內亂，位子很可能就沒了，皇帝很怕這個。所以宋高宗順勢拿下岳飛再正常不過了，像宋仁宗時代那樣文臣撐兵，宋高宗聞起就兩個字，真香。
我們從結果反推也可以看出些問題。如漢立國之初，無法打敗匈奴，歷經文景之治，國力大增，到漢武帝時期，武功趨於極盛。而宋朝立國時卻是一生中軍事最強之時，之後雖然國力大增，在宋仁宗時迎來極為輝煌的時代，但軍事卻一直在走下坡路，這與其採用的國策息息相關。那岳飛被害一事，宋仁宗要背鍋嗎？其實禍根在宋太祖立國時已經埋下，到宋仁宗時趨於完善，文臣全面掌握了帝國的軍政，皇帝不用擔心底下有人用武力推翻自己。宋仁宗時對夏戰爭的人事安排只不過是這些政策的一個縮影，隱藏著宋朝後世武將的命運，像岳飛這樣的武將是不允許在趙家人的天下里笑到最後的。攘外必先安內，在宋朝皇帝眼中，外事似乎沒有內事更容易顛覆自己的祖宗基業。終大宋一世，確實沒有亡於內，卻兩亡於外來的金元。
其實當時的宋人也很清楚這樣的狀況，說道：“漢唐多內難而無外患，本朝無內患而有外憂。”然而，知道又能怎樣，無人可以扭轉王朝的慣性，畢竟掌舵的是趙家，趙家對前朝覆滅的記憶太深刻，黃袍得在身上穿踏實了，才能聊其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