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孙用藩好奇，完全是出于她晚年时对记者说得那一番话，她说，“张爱玲成了著名作家，如果是受我的刺激，那倒也不是坏事。恶声骂名冲我而来，我八十多岁的人了，只要我无愧于心，外界的恶名我愿认了，一切都无所谓的”。
电影《阿甘正传》有一句经典台词，“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之前，我对孙用蕃的感觉一直就是个不能容人的恶毒后母，这个印象安静得就像个纸片人，然而孙用蕃晚年说得这番话，却让我觉得，谁都不是纸片人。之所以你觉得她是纸片人，是因为你还没听见过她本人开口说话。人的模样有时也是一块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她在她的人生四季里会变幻出什么样子来。别急，我不是为孙用蕃写翻案文章，我只是感慨一下。
孙用蕃生于一九零五年，出身名门，姊妹众多，排行老七，人称七小姐。性格外向，和民国知名美女陆小曼关系不错。
少女时代的女孩，都会有一个绮丽的梦吧。据张爱玲《小团圆》中描绘和孙用蕃家人隐约传说，可以拼凑出孙用蕃的爱情故事：和表哥恋爱，遭家人反对，两人约好服毒自杀，结果表哥没喝，溜了，孙用藩喝了，被家人救过来了。李碧华小说《胭脂扣》的故事框架和孙用蕃的遭遇大致类似。
只是小说很凄美，到现实里就成了笑柄。周围人同情你，但同情其实是种微妙的带有优越感的俯视；有些人安慰你，但安慰可算作是变相的揭伤疤。这些东西不说也罢。
我想说的是，孙用藩的少女时代，是曾经有那么一瞬间决定把生命毫无理性地倾斜给爱情的，争不到一个未来便争一个共赴黄泉——反正我绝不想失去你。这种抗争就把她和混沌地把自己嫁了然后昏昧地过一辈子的女人区别开来。
虽然，以现代的眼光看过去，多少有些莽撞，但，陆小曼不也是硬生生把婚姻大厦摧毁又重建的吗？那个时代的女性，尤其是有知识有见识的女性，大家都有一种忽然被解放的失重感，就像春天里的蒲公英，不管风朝哪个方向吹，飞就是了。
因此，报纸上隔三差五就会登出寻某某女的广告，这些追寻爱与自由的“娜拉”，大多以悲剧收场。比如，和张爱玲同期的文艺女孩文树新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为爱走天涯，结果不到一年就因难产而死。
所以鲁迅先生才写文章《娜拉走后怎样》，以警告那些头脑发热的女孩。孙用蕃的爱情是另一种形式的出走，更决绝惨烈些，但失之桑榆得之东隅，她也因此从男人制造的幻梦里醒来。
她不想嫁了。可是，有时，也不是你不想嫁，就不嫁的。说到底，能任性地活着也就那么几年。张爱玲《倾城之恋》的白流苏，一半原因也是迫于在家中待不下去，才主动出击，找到了范柳原。
孙用蕃作为大家族的一员，或许也不能一直藏在曾经的爱情伤痛里，她必须得找到她的家。张志沂，这个离过婚的男人，应时地出现在孙用蕃家人的视野里。
据考证，孙用蕃二十六岁和张志沂订婚，准备结婚时，父亲死了，孙用蕃守孝三年，二十九岁正式嫁进张家。
她人生的春天啊！她有热情，和现实猝然相撞，淬出灼热的疼。之后热情消退，疼痛冷却，她被还原成灰色的芸芸众生。
作为张家新的女主人，她颇有《红楼梦》中夏金桂的作风，不，好像比夏金桂更精明。她坚持搬家，搬到张志沂母亲的陪嫁——李鸿章旧宅里生活，又遣散张志沂前妻黄素琼留下的大部分仆人，换上自己得力的。她大刀阔斧地删减与增添，细致到门厅里挂的画，也换成陆小曼的油画瓶花。
她和黄素琼不同。黄素琼讨厌看到张志沂整日一副遗少模样，讨厌他抽大烟无所作为，孙用藩不讨厌，因为她也抽，并且不劝张志沂出去工作，反正有的是遗产。俩人口味上也一致，都喜欢喝鸭舌汤、吃竹笋罐头。这样看起来，张志沂因为找到孙用蕃，日子变舒服很多，耳朵根也清静了。
这样的时光看上去多么逍遥自在，是现代人梦寐以求的人生愿景（当然不是抽大烟）。
看资料，到了一九四八年，他们正好把上海的最后一套豪宅卖掉了。有点像余华的《活着》里面的富贵，解放前因为赌钱输了把祖屋给输没了，所以，避免了后来被各种运动的命运。这有点叫人生气，因为不是鸡汤里说的那种“越努力，越幸运”，而是在时代的铁的定律里，有人被碾压，有人却阴差阳错钻对了空子。
但他们这样的生活态度，在少女张爱玲眼里，很不以为然。张爱玲有她自己的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读大学，要比林语堂出风头，要穿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要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可以说张爱玲的计划很黄素琼，和张志沂的人生追求主要以享受为主一点对不上，表现到生活层面上来，就是张志沂十分不满张爱玲在自己这里要吃要喝，心思却总在母亲黄素琼那边。所以客观看孙用藩，也不是她一味挑拨张志沂，而是父女生活态度南辕北辙。
但张爱玲把这一切推给了孙用藩，觉得是她影响了父亲，包括弟弟在饭桌上被打等等若干小事。
张爱玲说，“有一个时期在继母统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
孙用藩送两箱旧衣服给张爱玲穿，在张爱玲是很难堪的一件事。有人站队孙用蕃，后母不好当，好心用错了地方，十四岁的张爱玲，正在叛逆期，别说后妈，即使是亲妈，那又如何？有人站队张爱玲，说张爱玲正是少女时期，爱美的年华，又敏感，后母叫她穿旧衣服，她怎么会不觉得憎恶羞耻？
都说得过去。但，送两箱旧衣服，孙用藩或许也有在张志沂面前买好的意图，张爱玲复述过孙用蕃送衣服时的话，“都是没怎么穿过的”。怕是也有后母的算计——省钱，毕竟自己的享受才重要。当然，最主要的是，宣示主权，我来了，大家要听我的，带有一种我送给你，你就得穿的压迫感。这些难言的心思，或许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其一二。
总之，和搬家、换掉仆人一样，她要用自己的方式理顺这个少女。
所以，张爱玲用“治下”这个词。它有一种赤裸裸的敌对的意味。
并且好像故意报复后母，张爱玲频频跑到刚从国外回来的亲妈那儿去，一住就是三两星期，并且和亲妈商量着要张志沂出钱送自己到国外读书。孙用藩当然不愿意。大多数后妈都希望继女成年后赶快嫁出去，最好再有一笔彩礼送过来充实家底。
《大红灯笼高高挂》里情节就是这么设置的。她出言刻薄，“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这种话当然很刺激张爱玲，她本能地想争执争执。
孙用藩凭借长辈的天然优势和多年在大家族里练出的装腔作势的本领瞬间派上了用场，她抢先打了张爱玲一巴掌，然后，哭天喊地上楼去。这一幕通过张爱玲的笔被万千读者熟知，读者也因此送孙用蕃一顶帽子——“民国第一恶毒后母”。
接下来，大家都知道了，张爱玲从港大回上海，写文章一举成名，所穿服装款式确实较为奇特，大多是炎樱所设计。
张爱玲也在文章中写到过：“我那都是因为后母赠衣造成一种特殊的心里，以至于后来一度clothes-crazy（衣服狂）。”
某一天，读者又突然看到杨绛在私人信件里表达对张爱玲的看法，其中关于衣服的话是这样说的，“我的外甥女说张爱玲死要出风头，故意奇装异服，想吸引人”。这真有点蝴蝶效应了，源头还是孙用蕃。她让本来就喜欢衣服的张爱玲更加特立独行，这种特立独行又反映到张爱玲的婚姻里、文字里，使她收获灿烂，也让她在黑暗中禹禹独行多年。
孙用蕃人生的夏天，有着繁盛的征服欲望，希望在新的地盘建立一个权力王国。她遇到了对手，用一种相对激烈的方式赢得胜利。然而，我想，这样的战争或许会发生在大部分的家庭里。因为，中年人，总爱利用自己的强大攻城掠寨，把孩子逼到看不见的墙角里。
鲁迅先生写自己曾粗暴地踩踏弟弟小心糊着的风筝，而萧红整个童年只有年迈的爷爷相伴，苑玲玉的母亲则用另一种形式绑架，她一再叮嘱苑玲玉，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自己是保姆女儿，以防被人看不起，苑玲玉本可以借着演戏的机会让灵魂自由飞翔，无视世间飞短流长，做一个最纯粹的明星梦，但她无法摆脱母亲的影响，就算在梦里，也飞不起来。当然张爱玲的亲妈也不例外，利用亲妈的身份，理所当然地把张爱玲的奖金输掉。
孙用蕃是后母，更少一层牵绊了，关键时刻，她可以瞬间激起张志沂暴打女儿的怒火，并任其疯狂蔓延。
我不喜欢这种状态的孙用蕃，我更愿意她和张爱玲相互温暖，一起弱小，一起强大，但我知道，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然后忽然就看到孙用蕃晚年说的那番话。
查资料发现，说那番话的孙用蕃已届高龄，住在十四平方米的小房子里，身边没一个亲人，“儿子”张子静还在郊区不能进城。过惯安逸生活的她，应该不耐烦这孤苦简陋的日子吧？不，她周围的邻居，说她心地善良，小孩经常从她那里拿到糖或点心，亲热地叫她“姑姑”。如果你不了解她的过去，你会有一种平凡里的感动；如果你了解了她的过去，你就会觉得，一个人松弛的状态最好，无所求的状态最美。
不过，细究孙用蕃老年的姿态，最大的可能是，临近寒冬的人已无力与这个世界为敌，圆活一些的她便开始释放善意，也不是为求得安全，谁能拿一个老太太怎样，而是用这种柔软手段，博得让人追思的一点凭依——好活在众人口中。
所以，孙用蕃晚年那番话，看上去大气豁达，为张爱玲成名高兴，对自己的恶名无所谓，但实际上，孙用蕃还是把“无愧于心”四个字嵌在其中，从溺水里打捞出了自己。这是一个后母面对好事者的提问所展现的精明，也是受过情伤的女人本能的自我保护吧？孙用蕃的人生，或许是我们大多数人的人生：四季不断抽出恶作剧的刀子，没有谁可以一直以小溪一样的眼神回报世界一个桃花一样的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