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女王深爱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去世给英国王室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英国王室几乎从未从中恢复过来。被视为国家灾难！
1861年12月14日，星期六的晚上10点50分，阿尔伯特亲王在温莎去世。在这一小时内，市长收到了一封电报，通知圣保罗大教堂的大钟将在伦敦报时。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声音意味着两件事之一:一个是君主的死亡，另一个是战争等极端国家危机的时刻。
住在大教堂附近的人们，那天晚上已经上床睡觉了，却被这悲哀的声音吵醒了。许多人穿着衣服，开始聚集在圣保罗教堂外，带着震惊和怀疑的心情分享这一消息。就在前一天早上，温莎最新的公报告诉他们，过去两周身体一直不舒服的王子在13号晚上恢复了健康。全国人民都安定下来，安心地度过了这个夜晚，希望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15号的大多数星期天早晨的报纸已经付印，没有刊载这条消息，尽管在伦敦有一两份特别的大报被赶制出来加价出售。对于大多数普通的英国人来说，阿尔伯特亲王去世的消息伴随着悲伤的钟声传来，消息通过全国各地的教堂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城市传到另一个城市。
直到早上为皇室祈祷时，王子的名字被省略了，他才意识到这一点。仍然难以置信。来自温莎的官方公报只提到了“低烧”——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说法中，低烧可以是寒气，也可以是伤寒之类更危险的东西。皇家医生们非常谨慎地指出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不仅对公众如此，对阿尔伯特那神经过敏的妻子也是如此，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病情有多严重。人们问自己，这是怎么发生的;一个年仅42岁精力充沛的人怎么可能毫无征兆地死去呢?
阿尔伯亲王的死出乎意料，其影响是巨大的，也是前所未有的。上一次举国哀悼在类似情况下失去一位王室成员是在1817年，当时摄政王的女儿夏洛特公主在生下一名死胎男婴后不久就去世了。夏洛特公主是王位继承人，但没有任何合法的男性继承人。公众对这一悲剧的悲痛是巨大的，阿尔伯特的死也同样如此。
他的死也许不像夏洛特的死那样年轻、美丽，但它在公众和政治上的影响是巨大的。它被视为一场国家灾难，因为英国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它的国王。更糟糕的是，阿尔伯特的去世正值政治危机时期，当时正值美国内战期间，英国政府卷入了与北方各州的紧张外交僵局。这促成了阿尔伯特亲王在12月1日的最后一项公共事务法案。在北韩从英国西印度群岛的特伦特邮包中缴获两名邦联特务之后，已经病得很重的他修改了来自帕默斯顿勋爵的一份好战的急件。这些特工当时正在前往欧洲为南方争取支持的途中。
在最坏的情况下，特伦特号的登船违反了英国的中立原则。然而，阿尔伯特曾警告说，在没有找到外交途径的情况下强行解决这个问题将意味着战争——而此时英国刚刚从克里米亚的灾难性战役中恢复过来。
他的调解帮助缓和了紧张的政治局势，这一事实促使首相帕尔默斯顿注意到阿尔伯特对英国政府的价值，即“与其失去阿尔伯特亲王，不如与美国打一场十年战争”。英国确实失去了阿尔伯特，阿尔伯特的死给女王带来了巨大的悲痛，这将极大地改变英国君主制的格局，不仅仅是在维多利亚剩余的统治时期，而且是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情况下。
公众随后几天的反应与一个多世纪后戴安娜王妃(Princess Diana)去世后的悲痛情绪有许多相似之处。1997年，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prince William And Harry)在戴安娜王妃(Diana)的棺柩下葬后也曾出现过类似的悲伤场面。同样令人痛心的是，阿尔伯特特(Albert)的两个年幼的儿子——20岁的伯蒂(Bertie)和11岁的亚瑟(Arthur)——也出席了在温莎(Windsor)举行的全男性葬礼。
整个国家笼罩在黑暗之中:商店关门，窗帘拉下，降半旗，剧院演出和音乐会取消。中产阶级把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都变成了“黑人”，殡仪馆的生意空前繁荣。即使是最贫穷的农村农民也会戴上某种黑色的东西，哪怕只是一个臂章。1861年的圣诞节是英国有史以来最阴郁的圣诞节之一。
然而，亲王之死所带来的更为重大的政治影响需要时间才能得到解决。在他们21年的婚姻生活中，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做了很多工作，把这个病态的君主政体从汉诺威人挥之不去的淫乱名声中拯救出来，使它重新成为新时代民主和道德的典范。由于王室树立了一夫一妻制、资产阶级体面和家庭生活等简单家庭美德的榜样，王室再次受到欢迎，普通人也可以接触到它。这是阿尔伯特一直努力宣传的形象，从第一本流行杂志上的插图就可以看出，皇室家族正在温莎过圣诞节，德国风格，装饰着冷杉树。
阿尔伯特去世的最初的震惊过去之后，每个人，尤其是政府官员，心中更迫切的问题是它对维多利亚的影响。“女王怎么受得了呢?”他们都问自己;没有他，她怎么能应付所有繁重的工作呢?没有人怀疑维多利亚对她已故丈夫的依赖程度，不仅是在感情上，而且在日常处理堆积如山的公务时也是如此。
阿尔伯特是维多利亚的一切:丈夫、朋友、知己、贤明的顾问、非官方的秘书和政府部长。在她的生活中，没有一件事是不听从他的劝告和更大的智慧的。的确，她在任何事情上都完全相信他的意见，甚至要向他请教该戴什么帽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他的妻子因为怀孕而不断靠边——阿尔伯特亲王其实已经成为全能的国王，履行着国王的职责，但却没有头衔，他无情地迫使自己完成一系列公务，就连他自己也承认自己感觉像是在跑步机上跑步。但直到他死后，美国才承认欠他的债务。英国媒体上充斥着大量的讣告，其中的悲叹之声很多，也很深刻。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一种深深的愧疚感，因为阿尔伯特在他的一生中，作为艺术、教育、科学和商业的杰出赞助人，对英国文化做出了许多杰出的贡献，但却从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维多利亚陷入了极度悲痛的状态，很快就产生了问题。她很快就清楚地认识到，她将远离公众视线，她强烈的悲伤将远远超过通常两年的传统哀悼。没有了阿尔伯特，她觉得失去了方向。失去他，正如她自己所说，“就像从我的骨头上撕下了肉”。她作为女王地位的孤立是深远的。“现在没有人叫我维多利亚了，”她哭着说，因为她现在感到的亲密感、感情和身体上的爱都消失了。
阿尔伯特一直是维多利亚生活中一个伟大而永恒的困扰。没有一个强壮的男人来支持她，有一个无能的继承人伯蒂，除了使她焦虑不安外，别无它法，还要独自抚养一个有九个孩子的家庭，她陷入了一种病态的悲伤之中，没有人能理解这种悲伤，也很少有人能理解。更糟的是，她把最严格的哀悼仪式强加给了她的家人和随从，并变得越来越顽固不化，每当有人试图哄骗她走出自己强加给她的深闺时，她都会做出反应。她对哀悼仪式的遵守变得如此盲目，如此漫长，以至于有一种危险:她可能会完全沉浸在悲痛之中，以至于她——以及君主制——永远无法恢复。
现在唯一让维多利亚感兴趣的是她自己的使命，永远纪念她的丈夫。她泰然自若地做到了这一点，把她的悲伤变成了行为艺术，她为纪念阿尔伯特(Albert)设计了一系列艺术和文化纪念物，这些纪念物不仅改变了英国的面貌，而且也为今天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认识打下了视觉印记。
就维多利亚而言，她的幸福生活在阿尔伯特去世的那一天就结束了。但是到了19世纪60年代中期，她的部长们——甚至她自己的孩子们——都因为她不断地从公众视野中退缩和顽固地拒绝参加任何形式的公共仪式而变得疯狂。反对君主制的情绪日益高涨，经常有人抱怨说，维多利亚没有做任何事来证明她从王室名单上获得的收入是正当的。阿尔伯特20多年来在教育妻子履行职责方面所做的一切努力，现在都被危险地破坏了。
19世纪60年代末期的不满情绪升级为共和党的挑战，要求维多利亚退位。然后，就在一切似乎都要完蛋的时候，君主制被从灾难中拯救了出来。1871年12月，也就是他父亲逝世十周年之际，威尔士亲王身患绝症。他的奇迹般的康复促使英国举行了十多年来的首次国家庆典，维多利亚女王出席了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的感恩节仪式。三天后，针对她的一次粗暴的“暗杀”企图将公众对维多利亚的同情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这一次，多亏了她信任的苏格兰仆人约翰·布朗的支持，女王开始恢复健康。1874年，她崇拜的迪斯雷利(Disraeli)重返首相宝座。现在已经很清楚，女王永远不会放弃她的黑色，但当她被哄回公众视野时，她成为了一个受人尊敬的人物，有着持久的尊严和坚韧，逐渐变成她熟悉的母系寡妇、皇后和“欧洲祖母”的形象。直到现在，人们才开始称自己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因为这位寡居的女王不可逆转地在帝国的伟大和最后的日子里树立了自己的印记，成为一个仪式性的君主立宪制国家的领袖，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