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三生石、縱橫四海
陳平原教授在《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中曾說，對於五四，無論支持或反對，五四都是我們將面對的話題，是我們共同的命運。誠然，對於五四的兩類相互交織的看法，一直是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一種獨特的現象。近百年來，對五四持正面看法者多強調其反傳統的一面，其中，尤其關注五四學人在民主與科學價值的弘揚上，至於後者則在維繫傳統與政治的紐帶科舉制瓦解後，仍以傳統的衛道士自居，他們認為在西方經歷一戰的打擊後，其自身的一系列價值概念都值得重新估量，而非全盤西化那麼簡單。
不過，在這兩種對立的輿論力量之外，還有一股力量值得給予相應的關注，這就是受到五四精神影響，但在這場運動中處在邊緣地帶的知識份子群體，其中，尤其以毛澤東、蔡和森等為代表的湖南知識精英為主。在後來接受埃德加·斯諾的訪談中，曾作為五四運動參與者的毛回憶了那段時光，其中多少充滿了一種不被人所理解的壓抑感。例如當時作為北大教授的梁漱溟在造訪楊昌濟家中時，並未對眼前操著鄉音的年輕人給予太大的關注，至於後來，北大教授胡適甚至因為對方不是自己學生，而拒絕回答他的問題。這些往事，多少為我們勾勒出五四運動中另一個鮮受關注的群體面貌。
實際上，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在五四運動之後，中國的知識精英層內部，發生了不小的分化與重組，一部分人如梁啟超、胡適之等刻意與高層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同時著力於書齋中的學問。而另一部分人則融入到鄉村基層中，從佔據多數的中下層平民運動中尋求救亡的真理，這便是國民革命的先聲，而五四運動中曾經處在邊緣地帶的毛與蔡和森等，正是代表性的人物。
之所以造成他們這樣一種思想的轉向，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直面現實中的不滿與困惑，我們會看到，隨著五四的退潮，曾是其中文化健將的魯迅先生便出版了其散文集《野草》，其中讓人不知所云的、帶有一定神話色彩的篇章，如《墳》中對開拓前方道路的不安與困惑，便表達出一種悲觀的情感，“中心人物”都是如此，“接受者”更無法例外。而造成這樣一種困惑的現實因素，便是試圖融入世界步履的中國外交在遭遇挫折後的無奈與軍閥政治的不穩定性。傳統知識分子中“經世濟民”的思想資源，在這樣一種複雜的外部環境中，將五四的邊緣者由原先救亡與啟蒙兼顧的思想，轉化為了救亡優先的群體目標。於是，在“以俄為師”的口號下所建立起（或重組）的政黨組織，肩負起了這樣一種使命，乃至於在後邊的中國思想界形成了一種更為廣泛的思想潮流。
造成五四退潮的原因除了外部的元素之外，其實還有其內部本身的原因。五四是青年人的熱血，對社會不公的反抗。但是，這熱血往往是容易脫離現實的。久在象牙塔裡的學生和思想家們並沒有意識到真正的啟蒙應該是什麼樣的，在高處大聲疾呼固然是好的，可是，又有誰會去關心當時在泥地苦苦掙扎的大多數那？對於像是老舍，魯迅，以及數不清的先生文字底下的人們來說，口號明顯有些蒼白了。在識字率及其低下的當時，又有多少人真的理解了科學，自由，民主？大部分人的悲劇都是《多收了三五斗》式的，祥子式的，閏土式的，光是活著就要費勁全身力氣，對於這類概念缺乏足夠的意識。而五四的早期階段，實際恰恰就是忽略了這些人，這些在泥土裡的人們。他們的目光雖然比舊式的文人有所超脫，卻依然沒有注意到真正應該關注的底層。縱觀過去五千年，又有幾個人能意識到“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那？”抱著“反抗絕望”的殉道者之心態，實際並不能啟蒙任何人，只有下沉下去，和大部分人一起呼吸，一起思考，從實際出發才能真正地改變世界。
這也是五四後邊很多人轉向的一個重要原因，他們明白了自上而下的疾呼是不行的，這種方式並不能改變當時中國的命運。於是他們突破了舊的士大夫思維，從新的，底層的視角去看待社會，收集民歌，搞鄉村教育，以民間戲劇傳播新的道理。一個又一個的知識分子，脫下了他們過去的長袍馬褂，下到了泥巴里，用他們的汗水給五四寫下了新的註腳，也給中國的重生打下了新的基礎。
黃仁宇在他的歷史著作中曾反覆提及“數目字”治理國家，以解決中國社會落後的問題，這樣一種觀點雖然帶有一定理想性，可是其注意到基層秩序與社會組織的必要性，卻是貫穿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命題。而五四後期中國一批優秀的知識分子深入鄉村，直面社會改造的一系列難題，恰是推動近代中國轉型的重要動力。
曾在北大教授印度哲學的梁漱溟離開校園，在山東鄒平開展的鄉村建設運動、留美博士晏陽初返國後開展的平民教育，乃至於同一時期的土地革命，都在不同程度上動員了中國的“智識階層”，離開廟堂，與基層進行相應的結合。而追根溯源，五四精神當仁不讓。這是五四值得注意的另一面。
參考文獻：
楊念群《五四的另一面》、陳平原《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