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人人都說江南好，山好水好人也好，古往今來很多人都喜歡到江南遊玩，體驗江南風貌。清朝有兩位皇帝也很喜歡江南，並且兩位皇帝還是祖孫關係，康熙帝和他的孫子乾隆帝。
康熙帝六次下江南，乾隆帝同樣六次，皇帝出行可不像普通百姓那樣簡單，需要準備車馬、龍舟和相關的陪行人員的衣食住行，一趟下來花費可是按百萬兩白銀計，那麼需要付出這麼大的代價，康熙和乾隆還這樣頻繁下江南是為了什麼呢？難道就是為了欣賞江南的風土人情嗎？當然不是，我們可以從江南的代表性地區---兩江總督轄區在康乾時期的政治、文化和經濟的地位看出這祖孫倆下江南的必要性。
一、康乾時期兩江總督轄區的政治地位
歷朝歷代關於地區的政治地位都和其一把手的政治地位是相互統一的。康熙帝在平三藩、收回臺灣、統一全國後，在前朝的基礎上將疆域劃分為18個內地省、5個分佈在邊疆的將軍管轄區和西藏辦事大臣轄區、青海辦事大臣轄區。
另外還有蒙古各部，將軍統轄區主要以軍事駐防為主，兩個辦事大臣轄區和蒙古各部也都在邊遠地區，主要是民族和軍事方面的考慮，和內地省份的性質不一樣，沒有對比性。
康乾時期劃分的這18個內地省裡分別設置8個總督和15個巡撫來處理地方日常軍政事務，8個總督分別為:陝甘、閩浙、湖廣、兩廣、四川、兩江、直隸和雲貴總督，15個巡撫分別為:陝西、山西、廣東、廣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蘇、浙江、福建、山東、雲南、貴州和河南巡撫，其中山東、山西和河南只有巡撫，其他12個巡撫都在8個總督的管轄區之內。
8個總督中兩江的總督管轄區內的巡撫最多，兩江總督轄區內有江蘇、安徽和江西三個巡撫，其他諸如湖廣、兩廣、閩浙和雲貴總督的轄區內是兩個巡撫，陝甘、直隸和四川總督轄區僅一個巡撫。以此看出兩江總督地位之高，遠超一般總督，但是直隸因為衛戍京城的特殊原因，朝廷必須派最信得過的大臣來擔任總督，所以直隸總督地位是最高的，兩江總督只能排第二。
清朝後期以直隸總督兼任北洋大臣，兩江總督兼任南洋大臣，再次說明兩江總督在清朝的政治地位之重。兩江的總督政治地位第二，自然也意味著兩江所代表的江南地區的政治地位僅次於京畿直隸。
二、康乾時期兩江總督轄區的文化地位
文化的基礎是知識，有才學的人越多，自然彰顯的文化也越昌盛。自隋朝實行科舉制選官之後，歷朝歷代均將科舉考試作為衡量讀書人才學的方法。科舉考試以能否考中進士為最終考量，稱為金榜題名。兩江總督轄內的安徽、江蘇和江西三省自古就是進士的高產地。
康熙乙丑科考取得第一名，榮獲狀元頭銜的陸肯堂是江蘇松江人，取得第三名，榮獲探花頭銜的黃夢麟是江蘇常州人，取得第五名的蔣陳楊是江蘇常熟人，取得第六名的甯世簪是安徽寧國人，取得第八名的魏壽期是安徽繁昌人，取得第九名的許承家是安徽徽州人。
安徽和江蘇兩省前三名佔了兩席，前十名佔了六席，比例驚人。康熙戊辰科取得第三名、榮獲探花頭銜的張豫章是江蘇松江人，取得第六名的吳世燾是江蘇高郵人，分別取得第七名和第十名的沈宗敬和徐賓都是江蘇松江人，取得第九名的項亦鑾是安徽徽州人，前10名中江蘇和安徽佔了一半。
康熙壬辰科考分別取得進士第一名和第三名，榮獲狀元頭銜的王世琛和探花頭銜的徐葆光都是江蘇蘇州人，分別取得第四名、第八名和第九名的卜俊民、劉於義和潘允敏都是江蘇常州人，取得第五名的曹鳴是江蘇鎮江人，取得第七名的陶貞一是江蘇常熟人，取得第十名的王圖炳是江蘇松江人，前三名僅江蘇就佔了兩席，前十名更是難以置信的佔了八席。
這些數據直接顯示出了兩江總督轄區是康乾時期進士數量和含金量最高的地區，被稱譽“天下半數英才出兩江”，反映出兩江地區的文化地位為全國之首。
三、康乾時期梁江總督地區的經濟地位
古代封建社會體系中農業經濟佔經濟的主導地位，農業經濟最大的依仗就是人口。東漢末年時期，群雄割據，北方戰亂不斷，人們紛紛往南方避亂，這是第一波；魏晉南北朝時期，匈奴、鮮卑、羌、羝等侵入北方大地，大量世家大族包括平民百姓南渡江南，這是第二波。
唐朝末年，烽煙四起，老朱家、老李家、老劉家、老石家和老郭家今天你稱王，明天我稱霸，百姓苦於戰爭頻繁，大量人口遷到南方，這是第三波。
有此三波人口，江南土地資源得以迅速開發，耕地越來越多，也就能養活的人越來越多，形成良性循環，朝廷在此徵收到的農業稅也越來越多。
乾隆十四年，兩江總督轄區的江蘇省人口達到2097萬，江西省人口達到2757萬，安徽省人口達到843萬，兩江總人口達到了5697萬，此時清朝總人口1.8億，兩江佔比達到了31.65%。乾隆四十一年，江蘇省人口達到2881萬，安徽省人口達到2757萬，江西省人口達到1685萬，兩江總人口發展到了7323萬，此時清朝總人口2.7億，兩江佔比達到了27.12%。
乾隆十四年山東比安徽人口多200萬，山東排名第一，安徽第二，江蘇第三；乾隆四十一年，江蘇比山東人口多到了800萬，江蘇排名第一，安徽第二，山東第三。
這些情況表明兩江總督轄區人口繁盛，農業經濟的總體量居當時清朝之首。江蘇、安徽和江西處於長江流域平原地帶，水網密佈，交通發達，要致富先修路，古來至理，良好的交通條件造就了兩江除了農業經濟以外，工商業經濟在當時也很發達。
兩江正是憑農業和工商業兩架馬車、並駕齊驅帶動地區經濟飛速發展，江蘇蘇州成為清朝的棉紡織業中心，江西景德成為清朝的瓷器業中心，僅江蘇和安徽兩省的賦稅收入就佔了全國的三分之一，兩江地區被稱譽“天下賦稅半出江南”，直接反映出兩江總督轄區在康乾時間的經濟地位為全國之首。
結語
江南最有代表性的兩江總督轄區在康乾時期政治地位僅次於京畿直隸，文化和經濟地位高居全國之首，可想江南在清朝時的地位之高。康熙皇帝是完成清朝大一統的大有為之君，乾隆也有十全武功，祖孫倆一起打造出了中國封建王朝最後一個盛世——康乾盛世。
這樣的兩位有能力、有追求、有實幹精神的政治家焉能不重視擁有如此地位的江南？
重視催生行動，這祖孫倆六下江南，期間工作內容主要圍繞著河道、吏治、民情和祭陵（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清朝京城位於北方地區，那裡是政治中心，需要江南大量的財稅通過河道運往京城。河道工作就是因為江南的經濟地位太過重要，必須要保證它的經濟優勢輸出。
吏治決定著地方發展好壞，尤其是經濟方面的影響，倘若吏治敗壞，必然影響其經濟發展，減弱其經濟輸出能力。民情和祭陵，主要是因為江南的政治和文化地位，清朝畢竟是從關外進來取代明朝的王朝，不得不通過祭拜明太祖等方式來安撫和穩定江南人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尤其是清朝入關時間還不是很長，民心還未徹底穩固，要知道元朝當時取代宋朝的統治才堅持了98年的時間。
綜上所述，康熙帝和乾隆帝這祖孫倆鍾愛下江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江南的地位。
參考文獻：《聖祖實錄》 《清史稿》 《中國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