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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騷》決定了屈原的人格魅力和文學地位，人們從《離騷》中看到了屈原忠君愛國的精神和光輝峻潔的品格，把他作為人生的榜樣，千百年來傳頌不衰，“與日月爭光”。而《離騷》作為楚辭奠基的傑作，在文學史上，真的是“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其後的楚辭體之作，難以逾越《離騷》達到的藝術高度。東漢班固說屈原“其文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並提到屈原之後的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西漢的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之翠，無人可及。其後王逸進一步說：“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
他們所說的是屈原的作品，不限於《離騷》，但其中占主導地位的是《離騷》。類似的評價，歷代相沿不絕。因《離騷》而有了“詩騷”並稱以及騷體賦，足見《離騷》的文學地位之高、影響之大。《離騷》的文學地位和影響首先在於它確立了楚辭的基本體制。它在屈原的作品中產生較早，散文化的抒情敘事方式、楚地方言的大量運用以及“兮”字的地位，使楚辭完全不同於它之前的《詩經》。雖然說（離騷》作為楚辭的代表作有濃郁的地方色彩，但這地方色彩是楚辭這種文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後世好楚辭者都認同這種地方色彩，在根本上是對楚辭這種文體及其敘事抒情風格的認同。
最明顯的是它不僅在屈原隨後所寫的《九歌》、《九章》等作品中得到了彰揚，而且在宋玉的《九辯》中得到繼承。兩漢以後騷體賦的流衍，表明楚辭這種文體強勁的生命力。其次，《離騷》的比興手法原本是從《詩經》發展過來的，但它不同於《詩經》的比興。它既在保留濃郁的生活氣息時把奇幻的想像融合在比興之中，又運用了華辭麗藻使比興呈現出縟豔之色，不再是簡單的比附。在這一點上，《離騷》比興相較於《詩經》的比興，更加複雜和精彩。尤其是其中以“美人香草”引類醬喻，屈原賦予它們的政治道德意味，逐漸形成“美人香草”的比興傳統。
相應地，它們委婉含蓄的風格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了語意的晦澀難解，同樣地影響到後來的文人，晚唐李商隱的詩歌創作就是例子。其三，《離騷》遊仙式的敘事抒情受到神話及宗教傳說的影響，屈原把這種影響轉化為新的藝術想像。這些想像灌注了屈原思想和情感的真實，但畢竟是虛構的。它表面看起來與神話沒有本質的差異，實際上神話是不自覺的藝術形式，而屈原《離騷》裡的遊仙表現是自覺的藝術形式從而以寫意突破了文學由《詩經》開創的寫實傳統，這是很有意義的。《離騷》因此具有的自我表現方法和婉轉而浪漫的風格，對後世的抒情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其後，唐代詩人李白、宋代詩人陸游都是以詩寫意的主將。《離騷》的文學地位使它的影響不限於此。南朝劉勰曾論及《楚辭》的影響，說道：“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文心雕龍·辨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仍然是（離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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