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北抗日的“不抵抗政策”到底是谁下的命令一事，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到2020年的今天，一直都是争议不断。甚至是在张学良自己写下传记，亲口承认是自己下的命令的情况下，许多人都还是不肯接受这一现实。有人坚持说下令的是蒋介石，有人则说：西安事变，张学良都敢绑架蒋介石了，为什么“九一八”的时候，蒋介石叫他不开枪，他就当真不开枪了？
张学良军队“不开一枪”撤出东北的事，理由已经在他的传记《张学良口述自传》和现存史料中写得明明白白。真相就是——“不抵抗命令”是张学良自己下的。然而，蒋介石的机要室主任洪钫，却写回忆录说：亲眼见到“九一八事变”之前，给张学良拍电报要求不抵抗。最近解密的国民党档案，也有蒋介石下命令不抵抗的证据，这是为何呢？
一、张学良事实上有“不抵抗”的主观理由
三十年代，蒋介石想通过“中原大战”一统江湖，他提出所谓的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而张学良当时才36岁，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作战经验都十分欠缺，他完全认同了蒋的这一主张。从张学良的角度出发来看待东北问题，当时的东北军虽然是全国军阀中作战装备最精良，兵力上具有很大优势的，但是张学良依然感到“东北军无法单挑日本军”。
张学良在1928年其父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身死后一个月，立即通电表态“宣布服从南京政策”，“绝不妨碍统一”。他认为，中国要对抗日本，必须举全国之力，这不是哪一家军阀就能够做到的。再加上张学良看到阎、冯两家军阀在作战时的混乱状态，更加坚定了他要站在蒋介石一头的决心。于是，张学良接受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1930年前后，张学良一直在调停中原的内战。1930年9月，张学良在北陵召开东北军最高会议上，提出了他的几点看法，说明了他的抗日主张。他认为只有南京政府才能结束中国混乱的内战局面，才能保证全国一体，齐心抗日。冯玉祥、阎锡山反复无常，不可靠。蒋介石很有城府，假如不与他合作，将来必受其害。何况之前和蒋有约定，待他打下济南，就要与他合作。
在明知蒋介石必定会取得“中原大战”最后胜利的情况下，张学良于1930年9月18日出兵华北，用十余天的时间，完成了对平津地区的占领。一方面保存了东北军自身的实力，另一方面，他也靠卖军火大发了一笔横财。然而，这并不代表他不想抗日。特别说明，他可能只是不相信东北军可以单扛日本军。就像他在传记中自述的那样，他做出了错误的抉择。
二、张学良“不抵抗”的客观原因
1930年东北军出兵华北之后，张学良占了一个大便宜，不光给两边卖军火发了大财，还因为拥蒋被封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表面上看是老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限风光。但是因为缺乏政治经验，兵力被分散到各地，部分已经进入华北的兵力，无法回防东北。到了1931年9月18这一天，就吃了一个大亏。
据史料称，张学良为支援蒋介石“中原大战”调兵十余万进入华北，到“9.18”事件发生之时，东北实际兵力只有不足一万人。这时，张学良错估了局势，以为日本准备开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到一万东北军的兵力，显然不足以与日本相抗衡。所以，当即下令士兵放下武器，避免因为作战失败，给日本人以“割地赔款”的借口。
另一种说法是：事发之后，张学良联络到蒋介石谈起东北的情况，蒋介石认同了他的主张，并且于22日、23日通电全国，要求“暂时忍让”，然后寄希望于国联的调停。
事实上，中国自清末八国联军入侵以来，已经多次遇到相似的局面。对于打不打，怎样打，当时的政府一直分成两大派。其中主和一派，最著名的理由就是：万一打输了，我们会被要求更多的赔款，割让更多的土地。这种被动挨打还要割肉的局面，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31年，已经持续了近百年。所以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惯性思维，就是这么来的。
“九一八事变”五年之后，蒋介石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还是没有收到效果，日本侵华的脚步却越来越快了，举国上下，群情沸腾。我党发表“八一宣言”，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遭到蒋介石的拒绝，蒋介石甚至想派张学良去镇压游行的学生。于是在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忍无可忍，和杨虎城策划绑架了蒋，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
三、张学良可能受到“记忆干扰”
从逻辑上来讲，张学良的东北军至少在事变发生之前，一直都是独立于蒋介石之外的部队。尽管因为中原大战，他的主要兵力接受了蒋的调遣，但是在东北老家的兵，除了他自己，谁也调不动。但是他下令不抵抗的事，难说不是因为被蒋介石灌输了不抵抗的思想。洪钫的回忆录，以及近年来解密的国民党档案，都提到：当年提张学良询问蒋介石是否抵抗，蒋介石的确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
那么为什么，张学良屡次面对社会媒体，一直说是自己亲口下令“不抵抗”，并且一生都不曾改变过口吻呢？那有可能是因为张学良在“九一八”之后承受太大了社会压力，最初他有可能是替蒋介石作掩饰，因为他们毕竟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但是长期下来，就对他自己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干扰”，结果令他把并没有发生的事，当作已经发生。
结语
“不抵抗命令”无论谁下达的，张学良和蒋介石二人都有责任，并且责任不分轻重。张学良后期可能迫于国民压力，产生了严重的自责，“干扰了记忆”。他事先询问蒋介石要不要抵抗时，心中想的就是先不抵抗；蒋给了他一个肯定不抵抗的答案，坚定了他下命令的决心。当然，事后和历史已经证明，“不抵抗政策”是极其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