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海小帆船
答：在歷史上，或者說文學史上，確實曾在這種現象：那就是不少流芳百世的經典作品，多半是作者在最為艱辛和黑暗的人生階段構思或者完成的。但這種看法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只能說適用於一部分作家，而且這種艱辛是有底線的，絕非是越艱辛，或者作者個人最為艱辛的時候，就能創作作品，或者說創作出來的作品，就真的可以流芳百世。筆者試以幾個大家比較熟悉的作家為例，進行簡單分析。（司馬遷和魯迅）。
作家創作需要激勵的感情變遷和衝突。
一個作家在非常安逸的條件下，是無法創作的，無論是創作什麼，都是甜蜜蜜，軟綿綿的。有句話說得好：國家不幸詩家幸。說的是社會急劇變動，會給作家的大腦和思維世界進行投影，並積累儘可能多的創作素材。完全放在和平時期，也是很難創造出偉大的作品來的。
作家創作也是需要基本的物質底線，那就是至少能解決溫飽問題。
東晉末年的陶淵明，是有名的大詩人，寫了非常之多，質量也非常高的田園和山水詩歌，有些讀者可能就以為，陶淵明這樣的，自給自足，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生活很好，只能說他辭官不做，但不至於為衣食所擔憂，否則他如何創作呢？即使他辭官賦閒在家，生逢亂世，但其實陶淵明的社會關係非同一般，經常有朋友接濟他，而且家中也有所積蓄，否則每天為幾碗飯而奔波，哪有什麼心情作詩啊。
作家所遭遇最不幸的痛苦，其前提還得以保存生命為最低線並且有一定的閒暇時間，將這種痛苦進行文化轉移的可能性。
比如西漢的司馬遷，作為國家機關的太史令，本身就有非常大的資料和學術優勢，或者說資源優勢。其次，雖然因為轉入李凌案，被受宮刑，但他的官職並未剝奪，也就是說在物質上的生活保障還是有的，而且這種痛苦，在體內積蓄已久，它需要一個發洩的窗口，在李長之所撰寫的那本關於司馬遷和《史記》的批評著作裡，就提到了幾個關鍵性的問題，如司馬遷的理性和理想人格促使他完成這部偉大歷史作品創作的思想動力。就我們一般人而言，真要是受到這麼大的折磨，是不可能再繼續創作的。
痛苦與不幸只是作家創作的可能性原因，最為深層次的原因還是作家個人品格，就是為某種學術，或者思想的忘我與獻身精神，這才是產生偉大作品的根本原因。
比如我們大家所熟悉的魯迅先生，生在晚晴和民國時期。小時候家道中落，中年感情波折，家裡各種變故，雖然他曾經做了十多年北洋政府教育部的職員，也是他思想非常苦悶的時期。我們稍微瞭解一下民國曆史的人都知道，其實與魯迅有相似經歷的作家其實有很多，哪麼為什麼他們沒有成為魯迅這樣的作家。這就是和作家個人的稟賦有絕對關係了。魯迅自日本留學的時候，就立下了以文藝改造國民性的志向，這可能是其他留日學生所沒有的。
所以說，一個人或者作家在創作的初期遇到各種社會變動，或者遭遇的個人不幸，有可能成為他創作的素材來源或者精神資源的來源，我們也只能說這是創作偉大作品的原因之一，是必要非充分條件。
同時一個作家前期波折，如果後期也比較順利，也是無法將這種痛苦徹底釋放出來，創作出偉大的作品。
這裡，胡適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作為與魯迅的成長經歷比較類似，同時也經歷了很多的時代痛苦，但胡適後來的經歷可以說都比較順利，離開大陸之後，基本與國民黨保持比較好的關係，不僅衣食無憂，而且享受到各種榮譽，他那本《中國哲學史大綱》，一輩子都沒有寫完，成為一部半截子作品，是因為胡適壓根沒有足夠的時間靜下心來搞研究，他是一個比較急切和時代走得很近的人，成為時代的參與者，而不是旁觀者。在這一點上，他就比魯迅遜色很多。魯迅可以說是，終身比較痛苦的，一度被國共兩黨都不待見，或者誤會，或者列入暗殺的名單，讓他終身都可能活在一種緊張和恐懼之中，這些也成為他不斷創作，和抵禦外來傷害的一種客觀原因。
（答題人：胡 漁，湖南省作家協會會員，中國魯迅研究會會員；資深編輯，頭條號《魯迅研習動態1881》主筆。歡迎各位網友關注頭條號“魯迅研習動態1881”）
魯迅研習動態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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