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曉麗，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
郭旭東，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博士研究生。
一 關鍵概念與理論依據
（一）“後真相”政治與社會化表演
2016年，“後真相”（Post-truth）政治成為國際政治文化的鮮明註腳。何為“後真相”？將此詞評選為2016年度詞彙的牛津詞典的定義是：“客觀事實在形成輿論方面影響較小，而訴諸情感和個人信仰會產生更大影響。”（胡泳，2017）在筆者看來，這一定義明確了“後真相”的表演屬性。
道格拉斯·凱爾納（Douglas Kellner）將美國總統政治稱為“敘述奇觀”。在他看來，“敘述奇觀”的構建離不開新興的電子媒介技術。和凱爾納一樣， 梅羅維茨的“媒介情境論”亦著力揭示美國總統政治在電子媒介時代的表演性質， 並引入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擬劇論”作為其理論支撐。梅羅維茨認為，電子媒介的普及使公眾接觸總統後區信息成為可能，因此總統時刻不能放鬆對自身的“印象管理”。在以互聯網為代表性媒介技術的當代社會，“後真相”政治的症候較之以往顯得更加突出。
除與媒介技術關聯緊密之外，美國總統政治的表演往往還具有社會化屬性，可稱之為一種社會化表演。總統的角色表演行為只有在社會秩序規定的範圍內才能進行，而表演的目的則是通過維繫民意來維持制度正常運轉。而梅羅維茨業已認識到美國總統政治表演的社會化屬性。但他顯然未注意到，或至少未投入過多精力去論述，當此種社會化表演成為慣例之時，它又如何演變為控制民眾的有力手段。這就需要進入敘述學的範疇之內，對美國總統政治的媒介敘述文本進行剖析。
（二）文本對象的選取及其敘述學理據
需要說明的是，筆者所探討的美國總統政治的媒介敘述文本，專指藉助網絡媒介展開大規模傳播的美國總統政治的網絡媒介敘述文本，其時間範圍可從二十世紀 九十年代中期追溯至今。筆者所著眼的作為文本敘述主體的歷任美國總統，實際上僅限於克林頓（Bill Clinton）、小布什（George W. Bush）、奧巴馬（Barack Obama）、特朗普（Donald Trump）四位。可以說，這四位美國總統在任期內的活動無不與互聯網媒介有著極為緊密的聯繫。筆者利用Google新聞搜索引擎，以四位總統的姓名為關鍵詞，對他們從參加總統競選（以美國總統競選正式開始年份為準）到任期結束這段時間內的相關網絡新聞報道進行了檢索（見表1）。從檢索結果中可以看出，網絡媒介及其所推動的網絡傳播，在當下已然成為考察美國總統政治活動時不可忽視的關鍵因素。
此外，若要以敘述學方法透視媒介化的美國總統政治，還需解決的問題是，它是否符合敘述學對敘述文本的概念界定？事實上，敘述學研究的對象已不再侷限於文學敘述，尤其是在媒介技術無孔不入的當下，基於大眾媒介，特別是互聯網等電子媒介而生的媒介敘述文本已經成為當前敘述學研究關注的重心之一。在筆者看來，美國總統在網絡媒介舞臺上的社會化表演符合敘述文本的界定標準，或者說，可以作為敘述學研究的素材，並且它也滿足本文論述“後真相”政治的需要。
（三）從話語理論進入對敘述文本的社會權力分析
與此同時，對美國總統政治社會化表演的研究，不僅涉及到其媒介敘述文本的形式諸問題，對於敘述文本隱含的敘述主體意圖意義及其賴以生根的權力關係，亦應選擇相關理論進行闡釋。福柯從建構性權力轉向生產性權力的話語權力觀，促使筆者在否定性、肯定性兩個方面對美國總統社會化表演中的“臺詞”與“潛臺詞” 進行區分與解讀。
但是，由於福柯的話語理論並未對話語在具體文本形式中如何表徵的問題投入較多關注，所以就需要我們回到敘述學的視野來探究話語與文本之間的關係。在經典敘述學話語觀和福柯話語理論的共同關照下，敘述文本的敘述技巧，或稱之為敘述文本的話語實踐策略，承載著敘述主體施加的權力技術及其隱含的權力關係。
基於此，筆者對美國總統政治媒介話語實踐的敘述學分析，將從對其敘述文本之敘述類型、敘述內容及敘述技巧的闡釋入手。對敘述類型和敘述內容的討論是對“話語模式和結構”的解析，對敘述技巧的討論則著力於考察敘述文本中含有的“具體策略和技巧”。
（四）敘述學方法論的選擇
何種理論框架適用於對美國總統政治網絡媒介敘述文本的考察呢？筆者以為，符號敘述學理論對於本文研究問題而言最為適用。符號敘述學綜合了經典敘述學與後經典敘述學的理論長處，它在立足於“廣義敘述的 共性背景”的同時，“並不打算拋開傳統敘述學”（趙毅衡，2013：5），其“泛敘述”特徵使其可以應用於對美國總統政治網絡媒介敘述文本的研究。符號敘述學亦強調媒介在敘述學研究中的作用。與此同時，符號敘述學將敘述學與符號學理論融為一爐，提出“敘述學就是關於敘述的符號學”（趙毅衡，2013：4），而美國總統政治的“臺詞設計”即是對敘述內容符號序列的重組，故離不開符號學理論的觀照。
綜上所述，筆者選擇符號敘述學理論作為理論框架，並嘗試將其與媒介情境論、話語理論對接，藉以對美國總統政治的網絡媒介敘述文本進行文本分析，揭示出“後真相”時代美國總統政治媒介話語的生成邏輯。在操作方法上，本文基於話語實踐的“建構論”立場，藉助符號敘述學理論，對某一具體文本（典型案例）的 文本形式進行分析，並以媒介情境論、話語理論，對該敘述文本背後的社會權力關係進行系統考察。藉此，本文嘗試釐清美國總統政治媒介敘述文本及其話語實踐的生產、傳播和權力運作機制，進而提供一種對“後真相”政治之運行規律和意義內涵的新認識。
二 紀實性與媒介化：
美國總統政治的敘述類型辨析
在符號敘述學理論體系中，對敘述文本的敘述類型的辨析，即對紀實型敘述和虛構型敘述的區分，可謂衍生敘述學一切理論概念的母題。因此，對美國總統政治媒介話語的敘述學分析，亦應從解答這一問題起步。
不妨用媒介情境論對美國總統政治的媒介敘述文本何以“有關事實”的問題進行考察。梅羅維茨認為，在美國總統政治的媒介話語中，總統經由大眾媒介搭建的舞臺向公眾呈現的形象，是一種兼具前區風格和後區風格的中區形象。總統在對國際國內輿論氣候和民眾情感訴求進行把握後，熟練運用表演技巧完成“臺詞設計”，將有違民意的後區信息掩藏起來。因此，總統的媒介形象從來不能展示其真實個性。但隨著電子媒介，尤其是互聯網媒介的興起，總統徹底隱藏後區的意圖已經不切實際。其唯有部分暴露自己的後區信息，暴露一部分於己無害的“事實”，才能得到民眾的信任和擁護，並由此避免更多的後區信息洩露造成民眾對其“事實”程度的質疑和挑戰。這也就是為何美國總統政治儘管具有社會化表演的特徵，但其敘述文本卻仍然“有關事實”。從中亦不難發現，民眾對於總統的話語策略、表演技巧的認可程度，對總統中區媒介形象的呈現方式產生著決定性影響。
對紀實型敘述和虛構型敘述的區分還可以藉助符號敘述學的可能世界理論加以說明。可能世界理論認為，紀實型敘述的出發世界是實在世界，實在世界具有唯一性、細節飽滿的特徵，它是紀實型敘述的基礎語義域。實在世界可與敘述者的後區對應，它是關於敘述者或敘述事件的事實總合。紀實型敘述的目標世界是可能世界，可能世界範圍極寬，獨立於經驗事實又與之關聯緊密。可能世界可與敘述者的前區對應，敘述者在此選取表演的形式。通過由實在世界/後區向可能世界/前區通達，紀實型敘述能夠獲得某種“效果”。因此紀實型敘述的旨歸是“坐實探虛” （趙毅衡，2013：187）。並且，無論紀實型敘述通達可能世界的程度如何深入，其語義立足點都不能脫離實在世界，即無論敘述者的表演行為如何向前區延伸，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自身後區的約制。
實際上，在美國總統政治中，“臺詞設計”儼然已是總統媒介話語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有時指涉總統罔顧事實的言論和行動，有時則指涉總統的心聲或理想化政治目標的傳達。對“臺詞”的熟練運用，不會動搖美國總統政治敘述文本的紀實性質，相反，它使美國總統政治的語義域得到拓展。在理想情況下，美國總統政 治的媒介話語藉助“臺詞”由實在世界通達可能世界的過程，將使得總統的權威得到進一步加強與鞏固。
三 社會化表演的“臺詞設計”：
美國總統政治的敘述內容辨析
美國總統政治媒介敘述文本的敘述內容實際上就是其社會化表演的“臺詞”。“臺詞”既可能出於肯定性目的，亦可能出於否定性目的。但由於媒介編碼與話語實踐策略的中介，且“所有敘事中都有隱喻和換喻”（伯格，1997/2000：13），所以社會化表演中的“臺詞”始終不能與“真理”等同。
在符號敘述學理論中，可能世界理論可以用於區分美國總統政治敘述內容中的肯定性“臺詞”與否定性“臺詞”。當敘述內容與事實真相全然相悖之時，該敘述便是否定性“臺詞”；當敘述內容仍含有一定的事實成分之時，該敘述便是一個肯定性“臺詞”。
奧巴馬的承諾同克林頓的謊言都是以實在世界為基礎語義域的紀實型敘述，這是由美國民眾所身處的社會文化規定性決定的。但與克林頓謊言不同，奧巴馬的承諾是肯定性“臺詞”，因為它並未完全捲入可能世界之中，即並非與事實完全對立的表述。
“臺詞”的設計與傳播亦離不開媒介編碼，梅羅維茨的媒介情境論便強調了大眾媒介在人們進行社會化表演過程中起到的關鍵作用。梅羅維茨立足於電子媒介時代的社會情境，對戈夫曼的擬劇論進行了改進。權威人物為了維持地位，便不得不加強對自身的媒介“印象管理”，也就是在前區與後區之間塑造具有中區風格的媒介形象（梅羅維茨，1986/2002：135）。從符號敘述學角度來看，“印象管理”屬於紀實型敘述，它以實在世界為基礎語義域，向可能世界通達。其重要技術環節之一便是“臺詞設計”。
社會化表演的“臺詞設計”也可以藉助符號學理論進行解析。在符號學中，對誠信與非誠信的符號表意的判定，被稱為“述真”問題。對述真問題的理解應該包括三個環節：即“發送者的意圖意義”“文本（包括伴隨文本）攜帶的文本意義”和“接收者的解釋意義”（趙毅衡，2016：260）。表意述真包含兩種接受類型——“同意接受”與“拒絕接受”——和四個基本格局。在四個基本格局中，敘述者的意圖意義在表意過程中經常遭到遮蔽，因此接受者往往只能對敘述文本做查證，而無法對發送者意圖進行正確判斷。就社會化表演的“臺詞設計”而言，一旦敘述者意圖為不誠信或作偽， 而未被接受者發現，換句話說，令接受者“願意接受”其敘述文本的內容而忽視其不誠信意圖，敘述者在表演過程中的“臺詞”便可稱為否定性“臺詞”。反之，如果敘述者的意圖為誠信，其敘述又能夠被接受者接受，那麼其“臺詞”便是肯定性 “臺詞”。
以上從可能世界理論、媒介情境論和符號表意述真問題三個維度對美國總統政治媒介敘述文本的敘述內容進行了探討。從中可見，紀實型敘述中的“臺詞設計”， 是總統社會化表演活動的重要手段。“臺詞”兼具紀實（後區）和表演（前區）兩種對立風格，這種內在矛盾性（中區風格）賦予“臺詞”以否定性或肯定性的意義。
在對美國總統政治媒介敘述文本的敘述類型和敘述內容進行過辨析之後，筆者將從符號表意的四個基本格局出發，對以下問題展開進一步分析：社會化表演的“臺詞”是如何落實到具體文本之中，並在美國總統政治的網絡傳播活動中產生影響？
四 排斥機制：
否定性“臺詞”的媒介話語實踐
如本文引言所述，筆者採用的話語概念援引自福柯的話語理論。而福柯的話語權力觀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前後經歷過由否定性向肯定性的重要轉變。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之前，他對話語與權力概念及兩者間關係的認識是從否定性的視角出發的。美國總統政治媒介話語中的否定性“臺詞”，其“潛臺詞”所指涉的正是否定性的話語權力，它製造了權力主體與認識主體之間的矛盾與對立，擴展了等級制範疇的適用範圍，是話語權力“排斥機制”的組成部分。
但如前文所言，即便是否定性“臺詞”，也只有被接受者接受才能實現其表意功能。如此一來，在接受者無法辨明敘述主體不誠信意圖的情況下，否定性“臺詞”最終又是如何得以構築？否定性的媒介話語實踐的策略手段又有哪些具體體現？若要回答以上問題，首先應當對作為敘述文本基本構築方式的底本/述本雙層模式的含義有所瞭解。
底本/述本關係存在於一切敘述文本之中，正如聚合與組合的雙軸關係存在於 一切符號文本之中。述本是“‘敘述文本’的簡稱”；底本是“敘述之所‘本’， 應當被理解為述本形成之前的敘述形態。”（趙毅衡，2013：121）底本不是“事實事件”，而是“有關某事件的材料庫。”（趙毅衡，2013：138）接受者對敘述主體意圖意義的“臨時”判斷往往便以其固有的底本經驗為根據。從底本到述本的轉換過程存在兩種操作：選擇與再現，前者指的是從底本的“元素材料庫”中選擇可以構成述本的情節，後者則指述本將情節文本化的再現方式。將這兩種操作方式推演到述真格局的表意三環節中可以發現，從敘述者意圖意義到文本攜帶的文本意義的運作過程，實際上同樣可以用底本/述本轉換過程中的選擇與再現之雙軸操作加以說明。敘述者意圖意義決定了敘述文本從底本中選擇何種材料構成述本情節，以及敘述文本以何種媒介化形式再現。情節與形式構成述本，述本由此獲得文本意義。不難看出，述本與底本的關係同社會化表演的前/後區關係具有相似性。這為符號敘述學與媒介情境論的對話提供了前提條件。
在符號表意的四個基本格局中，“欺騙成功型”與“表演-幻覺型”表意的敘述者意圖為不誠信，且其敘述內容最終能夠為接受者接受。因此適用於對否定性的媒介話語實踐，或者說是社會化表演的否定性“臺詞”的分析。
（一）“欺騙成功型”表意及其媒介話語實踐
“欺騙成功型”是表意述真第一格局的第二種類型，它可以用圖示概括為：
不誠信意圖→可信文本→願意接受（趙毅衡，2016：262）
所謂“不誠信意圖”，就是敘述主體掩蓋、扭曲事實的意圖；所謂“可信文本”，就是述本被接受者判斷為正常、合理；所謂“願意接受”，就是接受者在認同文本可信性後決定接受此述本中的內容。
以克林頓謊言為例。克林頓為了掩飾其與白宮實習生髮生不當關係 的事實，混淆國會與公眾視聽，而意欲遮蔽敘述事件的後區信息。他在底本的“元素材料庫”中，即與事件相關的材料中，選擇“我永遠不會撒謊”“我工作是為了美國人民”以及“我與萊溫斯基沒有性關係”等材料（BBC，1998），置入述本情節之中，一方面規避了對關鍵事實的陳述，另一方面則使事件更為複雜而難辨真 相。克林頓的自我辯護以電視講話這一紀實型敘述體裁呈現出來，並見諸於網絡報道之中，通過網絡迅速傳達給民眾。美國民眾在無法判斷克林頓是否誠信的情況下，依據電視講話這一文本體裁的可信性，以及對總統權威的習慣性認同和期盼親情、愛情得到圓滿的情感訴求（這種情感被克林頓的表演所鼓動），便接受了克林頓精心設計好的“臺詞”。
克林頓的“臺詞”作為一種紀實型敘述，雖仍以實在世界為基礎語義域，但已完全捲入可能世界之中，屬於否定性“臺詞”。克林頓對“萊溫斯基醜聞”的否認，是通過擇取於己有利的事件材料，製造經過社會文化規定性化裝的“可信文本”，進而阻礙了接受者獲取述本“是否屬於事實”的證據，引導他們接受並認同否定性“臺詞”的敘述內容。
然而，法庭後續出示的鐵證徹底坐實了“萊溫斯基醜聞”，揭穿了克林頓的謊言。但出人意料的是，克林頓最終卻成功規避了議會彈劾，他在民眾中的支持率甚 至不降反升。這樣的結果顯然要歸功於克林頓及其夫人在面對事實被揭發後所採取的一系列話語實踐策略。他們通過激發民眾期盼家庭和睦、嚮往美好愛情和同情弱者的情感，使事實真相淹沒在民眾的情感訴求之中。這無疑是對“後真相”政治的極佳詮釋。
（二）“表演-幻覺型”表意及其媒介話語實踐
“表演-幻覺型”是表意述真第二格局的第二型，它可以用圖示概括為：
作偽意圖→不可信文本→願意接受（趙毅衡，2016：264）
特朗普在總統大選過程中製造了無數否定性“臺詞”，且這些“臺詞”往往與美國政治文化的潛在動向相契合。譬如，為了迎合美國多數民眾對國內工作機會流向海外、移民數量增加導致職場競爭激烈、多元文化主義成為政治正確等社會現象的怨憤之情，及由此引發的國家主義、保守主義思潮的抬頭，特朗普在一次面向支持者的競選集會上，聲稱墨西哥政府故意將犯人送往美國境內，使得美國社會治安遭受衝擊（Holan & Qiu，2015）。這一言論通過互聯網在民眾間廣為流傳。但由於特朗普自身權威性屢受質疑，且其發表該言論的文本體裁（競選集會上的演說）缺乏可信性，因此其言論很快被公眾判定為一個“不可信文本”。
但文本不可信，並不代表特朗普的“臺詞”不能被接受。因為在美國民眾的主觀經驗中，墨西哥移民往往與違法犯罪行為相勾連，墨西哥移民的大量湧入確乎使得美國社會的治安管理面臨諸多困境。在民眾看來，移民大量湧入似乎也是造成人們求職競爭加劇、生活質量下降、犯罪率上升的重要推手。因此，即便特朗普言論的述本在民眾看來過於蹊蹺，以至於不可信，但特朗普傳達的帶有歧視性的媒介話語卻正合多數民眾的情感訴求，因而能夠為民眾接受。特朗普呈現給民眾的角色形象是一個國家主義、保守主義者，他的保守主義政治傾向正適應了當代美國多數民眾的情感訴求。特朗普無意傳達“真相”，而意在製造能夠得到美國多數民眾之情感共鳴的“後真相”——即便其敘述文本已由實在世界徹底捲入可能世界，而成為否定性的媒介話語實踐。因此，特朗普謊言同時也是一次成功的社會化表演。他對後區事實的選擇性遮蔽，以及對社會 總體情勢和多數選民情感需求的精準把握，使其呈現在社會舞臺上的角色形象能夠得到多數民眾的認可。所以，即便特朗普在大選過程中口碑不佳，但最終仍在多數美國人的選票支援下入主白宮。特朗普的否定性“臺詞”顯然是其故意露出馬腳的 “翻轉式騙局”。而這種“翻轉式騙局”在“後真相”時代往往能夠收穫奇效。
然而，對於美國社會中堅定的反特朗普者以及其他理性中立派，即解釋社群中的“獨立思想者”（趙毅衡，2017：232）而言，特朗普的謊言及其所塑造的角色形 象顯然不可接受，特朗普的謊言在這些受眾群體中無法成立。基於此，特朗普在其媒介話語實踐中使用到的策略除“翻轉式騙局”之外，還包括對受眾的分隔——將異議者從集會中驅逐（Holpuch，2016）。如果說“翻轉式騙局”是通過製造蹊蹺的不可信文本擾亂人們對事實的認知，那麼受眾分隔則進一步使得大多數接受者的接受意向向“願意接受”的結果靠攏。這是因為解釋社群的解釋意義是在人際溝通中逐漸形成的，而對異議受眾的分隔使得解釋社群的意見溝通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
美國總統政治中的否定性“臺詞”，往往極力向民眾掩蓋事實。作為敘述主體的總統試圖通過阻礙民眾獲取事實信息，進而控制其情感的最終流向。這是“後真相”政治的典型特徵，是否定性“臺詞”的“潛臺詞”的體現，亦是福柯所指的否定性話語權力的表徵。所謂否定性權力，指的就是自上而下的含有控制意圖的話語權力。福柯眼中權力主體對認識主體進行拒絕、排斥的話語實踐，還原到敘述學理論中，即是敘述主體對底本選擇與述本再現功能的否定性應用，還原到媒介情境論中，即是表演者對前/後區信息的 否定性呈現。其否定性體現在敘述主體-表演者的意圖意義與接受者的解釋意義之間的對立，前者不願讓後者接觸於己不利的事實，而後者極力試圖挖掘事實（儘管常常是徒勞一場）。此種對立結構正是美國總統政治否定性邏輯的體現。在文化研究學者勞倫斯·格羅斯伯格（Lawrence Rrossberg）看來，否定性邏輯作為一種“排斥行為”，其結果是“建立邊界”，以此標誌“否定性存在的必要性”（格羅斯伯格， 2010/2017：204）。這同樣是福柯在其前期話語理論中對現代政治的否定性邏輯的認識。而在美國總統政治否定性的媒介話語實踐中，這種否定性邏輯無處不在。
五 真知過程：
肯定性“臺詞”的媒介話語實踐
1971至1972年，福柯開始對監獄及刑罰系統展開研究，他試圖用肯定性的權力概念取代否定性的權力概念，強調權力與話語的生產性、創造性。基於福柯對權力概念的肯定性認識，人們對美國總統政治社會化表演的“臺詞設計”也不能全盤以其否定性特徵來認知。
肯定性“臺詞”的敘述主體在敘述過程中攜帶著誠信意圖，其敘述內容可能本身即為事實，也可能是敘述者理想化的“事實”。“事實”不等於“真知”，只有得到接受者認可的“事實”方為“真知”。在媒介情境論的意義上，表演者對其角色形象或敘述事件的後區信息的呈現得到接受者認可，即為“真知”。“真知”不能全真，亦不能全假，好比社會化表演並非全然從後區中脫離，“臺詞設計”始終以實在世界為基礎語義域一樣。將“社群性一致意見”還原到符號表意述真三環節中，即是“接收者的解釋意義”環節以 “願意接受”的方式顯現。以此為基礎，美國總統政治社會化表演的肯定性“臺詞”可以用表意述真格局中的兩種類型來說明，即“誠意正解型”和“反諷理解型”的符號表意。
（一）“誠意正解型”表意及其媒介話語實踐
“誠意正解型”是表意述真第一格局的第一型，它可以用圖示概括為：
誠信意圖→可信文本→願意接受（趙毅衡，2016：261）
在以社會化表演為主要特徵的美國總統政治的媒介話語實踐中，這一“三正格局”是其最理想的“臺詞設計”框架。一般而言，只有在確認媒介敘述文本不會暴露不利於己的後區信息，因而不會影響自身在接受者心目中的前區媒介形象（亦或 可能強化其前區媒介形象）之時，作為敘述主體的總統才會以此格局進行表意。例如，在美國總統就職典禮的宣誓儀式上，總統手按《聖經》，極盡虔誠地宣誓將恪盡職守、守法愛國。這一畫面在今天藉由電視、互聯網等電子媒介即時傳達給美國民眾，使得總統的正面角色形象得以廣泛傳播。
在此，總統的宣誓內容傳達的是一種理想化的“事實”。根據接受者對“美國 總統”這一身份的常識性認識，以及接受者自身所遵循的宗教信仰的規訓，具有宗教信仰的總統不會“手按《聖經》”撒謊，所以總統宣誓的意圖意義在民眾那裡被判斷為誠信。與此同時，對述本可信與否的判斷，也依賴於接受者所遵循的社會文化規定性。在這一社會文化規定性的背景下，美國總統就職典禮在民眾心目中具有神聖、 莊嚴的儀式性，總統宣誓作為一種敘述文本體裁具有高度可信性，由此使總統的表演 “臺詞”在多數民眾，特別是宗教信仰強烈或對總統本就抱有好感的民眾那裡被判定為可信。而作為敘述主體的總統，也藉由宣誓儀式上的表演塑造了近乎完美的媒介形象，這一形象在特定時間、特定場景之中，將構成其接受者所認可的“真知”。
（二）“反諷理解型”表意及其媒介話語實踐
“反諷理解型”是表意述真第二格局的第一型，它可以用圖示概括為：
誠信意圖→不可信文本→願意接受（趙毅衡，2016：263）
當接受者假定敘述主體的意圖意義為誠信，其對文本可信度的要求便會減弱。當然，這也需要接受者具備能夠理解媒介敘述文本“反諷式傳達”，即分辨前/後區信息的能力。例如，特朗普為爭取卡車司機群體對其新醫改政策（這一政策影響最大者即為尚無醫療保險的平民）的支持，在白宮停車場會見美國卡車司機協會成員，並親自登上一輛卡車，假裝要將其開走（Wagner，2017）。特朗普的這一舉動被錄製為視頻，並很快成為網絡“惡搞”的熱門素材。無論對於線上亦或線下的接受者，在他們的常識性理解中，特朗普的表演想要傳達的意義是與卡車司機群體，亦即廣大民眾心繫一處。接受者知道特朗普不會真的駕駛卡車揚長而去，而是在暗示一個意圖意義。接受者理解特朗普行為的意圖意義的誠意，並與特朗普產生了情感共鳴，因此不會對其文本可信度再做深究，而是選擇超越文本侷限，與作為敘述主體的特朗普達成共識。
在美國總統就職儀式和特朗普向平民示好的案例中，其肯定性“臺詞”之所以能為多數接受者接受，是因為調動起了民眾的情感與信仰，使民眾暫時從對事實的理性判斷和結構性認識中抽離出來，轉而認同總統社會化表演的“臺詞設計”。這是“後真相”政治的生動反映。從中可見，“後真相”政治並非總與否定性的話語權力勾連在一起，它有時也表現為一種積極的話語實踐方式，並能夠傳達敘述主體肯定性的意圖意義。
在肯定性“臺詞”的話語實踐中，權力主體與認識主體之間的權力關係得到平衡，此時其“潛臺詞”中的話語權力所生產的不是壓迫或排斥機制，而是主體之間共同認可的現實知識。因此，“真理”是被權力建構起來的， 而權力的來源則是作為觀念接受者的普羅大眾。在這個意義上，人們能夠觀察到的社會化表演的肯定性“臺詞”，也只是“真知過程”中暫時的“意圖定點”而已。“符號追逐真相的過程” 是一個無限衍義的過程，“每一解釋項都成為新的符號，新的符號引向新的解釋項，最後無法達到的頂端就是真。”（趙毅衡，2017：248）
六 結語
在“後真相”時代，社會化表演已經成為美國總統政治的常規操作。在美國總統政治中，總統的媒介話語實踐能夠收穫何種效果，總是受總統“臺詞設計”的高明與否，及其使用新興媒介的熟練程度影響。而從符號敘述學的角度來看，最終對其起決定作用的則是美國社會的民意，也就是美國民眾是否接受其經過化妝的敘述內容。因此，作為敘述者的總統不僅要具備高超的表演技巧和新媒介使用能力，同時也要對民眾情感訴求和社會文化的發展動向等多種因素有精準把握。惟其如此，其社會化表演方能夠收穫理想成效。
特朗普在政治舞臺上獲得的成功便在一定程度上歸功於此。其花樣繁多的敘述技巧，“爐火純青”的新媒介應用能力，以及對社會情勢頗為精準的把握，使其充斥著否定性“臺詞”的言論卻往往能夠得到多數民眾的認同。特朗普的表演甚至成為其在競選過程中的一張“金字招牌”：他越是誇大其詞，其擁躉就越是趨之若鶩。牛津詞典對“後真相”含義的界定對此已有說明：客觀事實在個人的情感與信仰面前已顯得太過無力。當然，“後真相”政治並不等同於謊言政治，敘述者對接受者情感與信仰的鼓動，未必總是出於欺騙、隱瞞的目的，有時敘述者只是藉助這種方式，使其理想化的話語能夠得到接受者的呼應與認可。
而社會化表演的否定性“臺詞”和肯定性“臺詞”的區分，則取決於作為接受者的解釋社群對敘述事件的意義解釋。接受者確定事件意義不僅基於自身的情感與信仰，同時也受到其身處的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因此，對美國總統政治的審視，不僅要聚焦於總統的社會化表演，更要將目光投向美國民眾對總統表演的接受狀況。對接受者的關注應當成為“後真相”時代美國總統政治研究的基本出發點。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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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執編：庫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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