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官員的任命，一般都是由上級官員或者是皇帝直接決定，輿論在其中所能起到了作用實在有限。
輿論，其實很多時候代表的就是民意，所以這種制度下的官員任命，實際上並不受到民意的影響，就算老百姓天天給好的官員送萬民傘，皇帝也可能隨時把他拿下。而就算是和珅秦檜那樣引起公憤的官員，只要皇帝不點頭，他就還能得享高位。
但是歷史不是一成不變的，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官員，尤其是高官的任命，受到的輿論角度的制約還是比較大的，這是為什麼呢？
一、“鄉議”制度，魏晉版本的官員任命前的公示，中國古代輿論監督官員的特例
所謂的“鄉議”制度，就是在中央任命高級官員的時候，如果皇帝和大臣，大臣和大臣之間出現了嚴重的分歧，而雙方都不想妥協的話，那麼就將這個任命的消息散佈出去，請各地具有名望的人，或者上書，或者直接進京城陳述自己的意見，最終根據這些人議論所達成的結果，決定要不要任命這個官員。
鄉議制度，盛行於晉朝到南北朝之間，是當時世家門閥政治走向巔峰的產物。但不管其原因為何，從影響上來說，可以說開了中國古代輿論監督官員任命的先河。
實際上在魏晉之前乃至於魏晉之後，輿論對於古代官員的任命都是有一定影響的，最簡單的一個例子，如果一個臣子在民間無惡不作，引起所有百姓的敵視的話，稍微正常一點的皇帝，都不可能重用這樣的官員，甚至還要殺之以洩民憤。
但問題是，大多數的官員們就算壞，也不會壞的那麼明顯，老百姓們不一定能知道每一個官員貪汙腐敗的事實，所以這種輿論監督的底線太低，不能將其當成是一種合理的制度。
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鄉議制度就不同，這種制度是在官員任命之前的，雖然有資格參加鄉議制度的大臣們，大多數都是世家出身的，但相對於僅僅由皇帝和幾個人決定來說，這種大規模的參考在野人士的意見，當然能夠形成一種有效的監督。
尤其是，如果一個官員要任命到某一個地方去當刺史，那麼這個地方本地的鄉議就尤為重要，如果當地的鄉議不同意，那麼這個官員就無法去當地上任，這種監督不是嘴上說說而已，是有實際的權力效應的。
二、南北朝時期，世家門閥政治的互相制約和妥協，是“鄉議”制度能夠出現的根本原因
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統的中央王朝以來，中國古代歷史就走向了中央集權的道路，這種政治結構下，官府的權力得到空前的加強，民間的力量被壓制，反映在輿論監督上，就是官員和任命與否，完全靠上級官僚或者是皇帝決定，歷朝歷代，概莫如是，而且歷史越往後發展，這種現象越突出。
但歷史在漢朝末年拐了個彎，隨著君王打壓宗室諸王，功臣名將，那些安心於本地發展的世家門閥的力量，開始逐漸凝聚。說白了就是世家門閥們靠著兼併土地，掌握鄉里，然後互相聯姻，逐漸成為一種社會上不容忽略的力量。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世家的力量達到頂峰，甚至可以與皇權扳手腕，所謂的“王與馬，共天下”，就是指當時的世家代表，琅琊王氏，實際上擁有能夠跟皇室司馬家族相抗衡的力量。
但世家政治有個非常顯著的特點，就是他們力量相對分散，天底下世家是很多的，這些世家之間的利益不一定時刻相同，經常會有紛爭，所以在政治上為了國家機構能夠有序運行，很多時候就需要妥協。
實際上鄉議制度，正是這種妥協的產物。當朝廷裡面的幾個大世家和皇室之間的矛盾不可避免的時候，為了政府不至於解體，就需要拉入其他中小世家的力量，所謂的鄉議，實際上就是大世界門閥，拉攏中小世界門閥的行為。
三、世家政治下的輿論監督，固然一定程度上有助於政治清明，但有些時候，也會成為腐敗的幫兇
正如上文所說，南北朝時期的鄉議，也就是輿論監督，雖然因為參與的人數比較廣泛，相對於以前的暗室操作來說，更具公平性，但這種公平是有時代的侷限的。
在面臨一些特殊問題的時候，這種鄉議，就反而成為公平的敵人。比如一個官員是寒門出身，那麼他的任命一旦法發起爭議，就很容易被所有人一切攻擊，因為保持並維護自己的階級利益，是世家豪閥的共同利益。
但是這樣一來，在一些可能推動社會發展，政治清明的事件上，就會形成嚴重的障礙。實際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皇室，並非不知道世家門閥的危害，他們也一直試圖扶持寒門來對抗世家門閥，但正是在包括鄉議在內的很多被世家門閥操縱的制度下，這種皇室扶持寒門的行為，一直沒能產生良好的效果。
直到隋唐以後，科舉制度的確立，才逐漸讓世家門閥的勢力退出了歷史舞臺，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講，鄉議制度也是有自己的時代侷限性的。
四、結語
歷史向前發展的方式，是曲折迂迴的。也就是說任何一種新生的制度，都不可能一步到位的實現社會進步的目的，它是在不斷的摸索，各階層互相試探之中，慢慢的達成新的妥協，並最終完善的。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鄉議，也就是輿論監督的制度也是一樣，它一方面在當時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同時也深受到時代的制約。更重要的是，它為後世人們利用輿論監督政府提供了一種行之有效的辦法，這對於歷史的意義，無疑是更加重要的。
參考文獻：
《晉書》
《中國古代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