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大力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4月1日
ISBN：9787301187050
内容简介
结集于《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中的十四篇论文，写作年代前后相距近三十年，其中贯穿着同一种追问：如何从一部以汉文叙事的《元史》，去揭示出蒙元中国的制度成分及其文化所特有的多样性品格？
蒙元政权在征服中原、继而君临全中国的过程中，由草原游牧帝国转变为一个以治理广袤的汉文化地区为重要任务的“帝国式王朝”。《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聚焦于在此期间蒙元政治体系所发生的变化，从皇权、权力中枢机构、官僚体系、刑法体系、官僚铨选制度、地方行政体系等方面，分别展开专题式的分析和论述。这一政治制度体系具有相当程度的“汉化”特征，但又不能简单地使用“汉化”概念来界定或概括它，其中保持着或变相保持着一些蒙古制度成分。
目录
草原蒙古国的千户百户制度
一 起源
二 关于千户序列的研究
三 内部结构
四 千户百户内部的社会关系
五 对蒙古社会发展的影响
从汗到合罕——兼论《元朝秘史》的成书年代问题
论蒙元王朝的皇权
一 引言
二 双重身份：皇帝与大汗
三 皇权与怯薛制
四 主奴观念的泛化与皇权
五 蒙元皇权与中国专制君权的演变
从“大断事官”制到中书省——论元初中枢机构的体制演变
元朝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
一 元朝设科取士的最初尝试：戊戌选试及其失败
二 元代前期科举长期停废的原因
三 元朝设科取士概况
四 略论元朝科举制度的作用和影响
论元朝刑法体系的形成
一 弁言
二 蒙古国时期中原汉地的刑法
三 至元八年前的元朝刑法
四 至元八年前的元朝刑法（续）
五 元朝刑法体系的确立
六 元朝刑法体系确立过程的特点和评价
附论：“法司”的含义
金泰和律徒刑附加决杖考——附论元初的刑政
蒙元时代西域文献中的“因朱”问题
元仁宗与中元政治
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
乃颜之乱杂考
一 斡赤斤的份地
二 忽必烈的出征路线
三 不里古都伯塔哈与失列门林的地望
四 乃颜之死及其宗教信仰
关于元朝“东诸侯”的几个考释
一 “东诸侯”中的“王及侯”
二 札剌亦儿部的漠南游牧地
三 乃颜的世系
四 乃颜之乱史事补证
五 “按只
”的蒙古原名
元辽阳行省各族的分布
“混一图”与元代域外地理知识
一 对“混一图”之陆海轮廓线的分析
二 “混一图”中的南亚和东南亚
在线试读
十进位的军事编制形式存在于漠北及其毗邻地区的草原游牧社会，在蒙古兴起之前，至少已经有一千年断断续续的历史传统了。匈奴“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诸二十四长，亦各置千长、什长”（注：《史记》卷110，《匈奴列传》）。汉代文献中有关匈奴“千长”的记载不一而足。甚至汉王朝为控制边疆的方便，似乎也在分布着隶属部众的近边地区，采纳了匈奴的这一官称。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秋，匈奴浑邪王降。汉廷分徙降者为五属国，置都尉、丞、侯、千人等官（注：《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张掖属国即有千人、千人官等。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匈奴右贤王犁污王南侵河西。张掖属国千长义渠王败之，射杀犁污王。汉廷因以黄金、良马赐之，并转封他为犁污王（注：《后汉书》卷33，《郡国志》五。《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严师古注：“千长者，千人之长”）。这个属国千长义渠王，即“属国义渠胡之君长”（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排印本，页768，胡三省注）。内田吟风认为，所谓“千长”，应当就是汉朝袭用的匈奴官名的意译（注：内田吟风：《匈奴史研究》，大阪，1953年，页52）。这是十分可能的。
匈奴的十进位军事编制，更直接影响到乌丸。乌丸至东汉时期，“始有千夫长、百夫长以相统领”（注：《三国志》“魏志”卷30，《乌丸传》注引《英雄记》所载袁绍《拜乌丸三王为单于版文》）。柔然“北徙弱洛水，始立军法。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百人为幢，幢置帅一人”（注：《北史》卷98，《蠕蠕传》）。它与此前漠北十进位军事编制传统，当亦有关。
这种十进位的编制，它的功能，在当时主要是军事性质的。在上述游牧社会中，同时还存在着以氏族部落血缘外壳为形式的社会组织，由它来担当在政治、经济及其他方面协调社会生活的种种功能。以匈奴为例，统一在这个名号之下的，即“有数百千种”部族。一旦草原大联盟瓦解，它们就“各立名号”（注：《宋书》卷95，《索虏传》），从而使人们更容易看到它的内部结构。“数百千种”之一的屠各部落的统治氏族，即挛鞮氏，是单于氏族。它与呼衍、须卜、兰、丘林等其他显贵氏族（注：内田吟风以为他们是屠各部落中的其他贵显姓氏，证据似嫌不足。见内田上引书，页75），基本上以分封的形式各自统治着被他们慑服的大小隶属部落。根据司马迁的报导，除单于王庭以外，匈奴在汉初分为二十四大部，其中约有十数部分别领属于挛鞮氏，其余则受制于别的显贵氏族。迨至后汉，属于单于子弟而分领部落的，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等“四角”，或者再加上左、右日逐王，凡“六角”。其余异姓，则“各以权力优劣、部众多少，为高下次第焉”（注：《后汉书》卷119，《匈奴列传》）。直到《晋书》叙述当日入塞内附的匈奴各部时，仍一举列出近二十个种类，说他们“以部落为类”；“皆有部落，不相杂错”（注：《晋书》卷97，《北狄传》）。
这就是说，在每一个这样的大部当中，统治的氏族并没有将隶属于它的诸部拆散后重新加以编组，而是仍然保留着其领属民的比较原始的氏族血缘外壳。西汉神爵年间，日逐王率小王将十二人、口万二千降汉。元朔五年汉军破右贤王王庭，掳其所统领的各部族君长十余人、男女万五千口。由此可大体窥见分封制之下诸部“不相杂错”的统治秩序（注：见内田上引书，页38）。
作者简介
姚大力，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元史和中国边疆史地。先后发表论文及学术评论近百篇，部分结集为《北方民族史十论》《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追寻我们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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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豆瓣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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