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間，各國到處在高價尋求防疫物資。但有一個德國醫生竟然收到了來自中國駐德大使館的免費藥物。為什麼一個普通醫生會有如此高的待遇？因為他是約翰.拉貝的孫子。而這位約翰.拉貝，是生於漢堡市的德國商人，以其在1937年—1938年的南京大屠殺期間的人道主義行為、以及作為南京大屠殺翔實證據的《拉貝日記》而著名。
約翰.拉貝(1882—1950年)，作為德國西門子公司代表，從1908—1938年在中國生活與工作了30年之久。自1930年起，拉貝就在南京任西門子公司總代表，直到1938年奉調回國。所以當南京大屠殺發生時，拉貝是經歷了全過程的目擊者。早在南京淪陷前，在寧的外國人即組成了以約約輸.拉貝為主席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 當時的安全區(南京人稱之為"難民區")的位置，大致是漢中路、西康路、中山北路與中山路之間的地帶，總部設在寧海路5號。拉貝本人的住宅在廣州路的小粉橋(今南京大學南園內)。
《拉貝日記》一書記載了從1937年9月19日至1938年2月26日的見聞和救援活動。這是拉貝在1942年將日記整理並加上有關的文件而成的一部完整的材料。 中譯本有52萬字，700餘頁(包括若干照片)。拉貝是一名商人，又是德國納粹黨的成員，而納粹德國又是法西斯日本的盟國。基於這一特殊身份，再加上拉貝對中國人的深厚感情，使得作為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的他，發揮了其他人取代不了的作用。此外，還有一點也非常重要，即這位德國友人能講一口流利的中國話，因而可以及時、準確地瞭解各種信息。
雖然拉貝等人的主要活動區域是安全區一·帶，《日記》也主要反映和記載他的直接見聞，下關一帶並不在拉貝等人活動範圍之內，但在《日記》中也留下了不少與下關地區有關的材料。
1937年12月16日，即南京淪陷後的第3天，拉貝乘汽車從安全區到下關去，在"通往下關的中山北路上橫屍遍地，到處是遺棄的武器裝備……挹江門被炮火打得千瘡百孔，城門前到處是成堆的屍體……我們歐洲人簡直被驚呆了！"書中還留下一幅當時的照片，從位置看是攝自挹江門城內今八字山一側。在照片中看到的是，中門的一半與南側的門及附近地帶。中門已封死，南側門留下一個通道口。照片的文字說明是：
"通往下關方向的挹江門，此處只有一個邊門可以通過，城門洞一米多高的屍體，與修築路障用的沙包結結實實地疊在一起，要想乘車去下關，都得從上面開過去。"
為了保護中國難民，拉貝與日本佔領軍進行了多次、反覆的交涉。日軍方面對安全區既不明確承認，而又不能不有所依賴，拉貝正是在這錯綜複雜的條件下開展工作的。
南京淪陷後，恢復水電供應成為當務之急。戰爭中，首都發電廠也受到破壞，原來堅持發電生產的工人，或逃亡，或遇難。發電廠在創建與擴建過程中，所用發電設備均購自德國西門子洋行。現在要恢復電廠生產，無論是維修設備還是招募工人，只有拉貝才是最合適的人選。因此，為恢復電廠生產，日木佔領軍與拉貝進行了多次交涉，《日記》中留下不少材料。
12月22日，拉貝記載："憲兵總部的兩名日本人今天來拜訪"，談建立難民委員會和恢復供電問題。《日記》寫道："我已答應日本人，在尋找電廠工人方面提供幫助。同時我向日本人指出，下關那兒有54名發電廠工人曾經被捆綁著帶到了江邊，用機關槍槍斃了，據說是因為他們曾經是中國國營企業的員工(其實發電廠是一家地地道道的私營企業)。"
現在已經清楚，這批電廠工人被殺害的時間是12月15日，共45人。關於這批工人被害消息的來源，《日記》說："將這次處決消息傳遞過來的是一個同時被處決的工人，處決時前面有兩人擋住了他，因此，他在沒有受傷的情況下跳到江裡，才倖免於難。"這死裡逃生的是崔省福等2人。從拉貝的記載中，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明瞭，日本侵略軍為什麼連這些普通工人也不放過，原來他們對"中國國營企業的員工"也一樣地列入屠殺對象。
恢復供電到1938年初才逐步實現。直到1月5日，即南京淪陷22天之後。《日記》還記載著："我們這兒電燈始終不亮。"拉貝在恢復電廠供電方面，做了許多工作。12月28日，"晚7時來了一個日本工程師。我在下關已認識他，……想恢復電廠供電。 電廠還需要50個工人，要我明天早晨提供給他。我答應盡力為之。"這就告訴人們，日本佔領軍除了會野蠻的屠殺與破壞、掠奪之外，再沒有別的能耐了。它雖然有日本工程師，也恢復不了電廠生產，它只會殺人，連工人也找不到。次日，拉貝為那個準備恢復電廠供電的日本工程師招到50名工人，並另外派了30名工人供修水廠使用。"
在侵華日軍佔領南京製造震驚世界的大屠殺的一個半月裡，拉貝戲稱自己是南京"市長"。在這期間，他要設法保護中國難民，不停地與日本佔領軍打交道。同時，日本佔領軍又不得不依賴這個沒有"市長"頭銜的德國商人，恢復供電、供水和市內電話等緊迫問題。正是在這錯綜複雜的關係中，災難深重的南京準民才得到一絲希望，得到一點保護。儘管拉貝能起的作用十分有限，但他對南京人民來說是一位不應該被遺忘的德國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