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一书中,任东来教授认为,美国向中国提供的所有援助,都是与美国保护其在中国和亚太地区利益的考虑分不开的；如何保护并实现这些利益就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而援助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重要手段……
二战期间,美国对华援助远远少于对英国和苏联的援助,是因为美国历来奉行“欧洲第一”“先欧后亚”策略,认为帮助英国、苏联与德国作战,才是对美国利益的首要维护,在亚洲,对华援助,能够维持中国的国民政府不投降日本,即可。
利益,利益,还是利益……历史从不因为人类的善良想象而前行,观察20世纪西方国家对华的历史,尤其是二战期间的那段历史,不可否认有“道义”的存在,但是在“利益”面前,“道义”又能有多大的栖身之处?
日本侵华战争,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工业国家,对一个积贫积弱的农业国家的全面侵略。在拥有灿烂文明的中国,日本人奸淫掳掠,血腥屠杀,中国一度到了亡国灭种的悲惨境地。那些以文明国家自诩的西方国家,难道不知道吗?但他们真正在乎的是什么?
“万一中日交战,英国应该立即远避,中国不可空望援助。”这是英国的态度,早在卢沟桥事变前,英国财政大臣就曾对中国明确表态。英国在东南亚有巨大的殖民利益,最惧怕的就是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卢沟桥事变后,英国首相张伯伦在内阁会议上强调:如果英国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日本就可能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怂恿下,对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进行报复性打击。所以,英国的选择是:装作没看见日本的暴行。
苏联是“七七事变”后第一个向中国提供物力、财力和人力支援的国家,抗战初期,苏联空军曾经在中国血战长空。苏联亦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自近代以来,苏俄就与日本势不两立,同时苏联又是世界大国中唯一与中国接壤、与日本相邻的国家,支持中国,使中国有力量在本土拖住日军的主力,就可以避免与法西斯德国开战时苏联出现东西两面都需作战的被动局面。
德国的威胁越来越大时,苏联开始与日本媾和。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日苏中立条约》,条约最重要的一条是:“当缔约国一方成为一国或两国以上的第三国军事行动对象时,缔约国另一方面须在纠纷的整个过程中保持中立。”日苏签订中立条约的前提是:日本须尊重“外蒙古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苏联须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中国就这么被出卖了。
苏联停止援华,好在美国国会此时通过了《租借法案》:二战期间,美国向同法西斯作战的同盟国借贷或出租武器、弹药、战略原料、粮食和其他物资。其中的五分之三供应英国,五分之一供应苏联,其余的供应法国、中国和其他国家。虽然各国所得的租借物资极不平等,但对中国来说,这是雪中送炭。
美国人此举,是看到了日本人南下的企图。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受到极大威胁。
这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
无论苏联还是美国,对中国的援助,都获得了巨大的回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展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战场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战略上策应和支持了盟国作战,配合了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战略行动,制约和打乱了日本法西斯和德意法西斯战略配合的企图。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后方基地,为盟国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和军事情报。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曾对他儿子感叹过:
“假如没有中国——日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一直冲向西——和德国配合起来,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三
这就是人类文明的悲哀:强者对弱者,往往充满了傲慢与偏见、算计与利用、牺牲与出卖。待到识见大家本是命运共同体时,已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一个弱国,在“强肉弱食”的国际环境下,是何等痛苦的存在?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12月8日,美国对日本宣战。12月9日,中国的国民政府对日正式宣战。此时,距离“九一八”事变已有10年零3个月,距离“七七事变”,已有4年零5个月。著名学者金一南评价说:“卢沟桥作为战争爆发地是耻辱,美国人宣战了我们才敢正式宣战就不是耻辱么……侵略者早已明火执仗了、在南京屠城了、大半个中国被侵占了,竟然还未向对方‘正式宣战’,一边进行着抵抗,一边琢磨着妥协,一边盘算着退路。”
这就是一个弱国的悲哀。从前人的回忆录中,能够看到当年中国抗战的艰难:经济因战争濒临崩溃,财政几近山穷水尽,根本无法养活一支庞大的军队。历史学家黄仁宇抗战期间从军,他后来在《近代中国的出路》一书中回忆说:当时的军人“半像乞丐,半像土匪”。士兵的月饷只有法币十四元,还要扣除副食,只够在街上吃四碗面。而附近土匪标价收买轻机关枪,每挺高达七千元,折算是一个上等兵四十年的薪饷。身为少尉排长的黄仁宇,很多晚上睡不着觉,生怕士兵把机枪偷去卖了……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中国一直寄希望于国际调解,当时美国等国也确实进行了调解,日本对此反应非常愤怒。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在名著《日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写道:
“(面对美国的指责,日本人理直气壮地认为)为什么美洲可以实行门罗主义而亚洲却要实行门户开放原则?日本占领盗匪横行的满洲同美国武装干涉加勒比海地区有什么两样?此外,像美国那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怎么能理解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在折磨日本的问题?为什么英国和荷兰可以理直气壮地占领印度、香港、新加坡和东印度群岛,而日本仿效他们却犯了罪?靠欺骗、烈酒和屠杀从印第安人手中掠夺土地的美国,为什么对日本在中国的同样做法如此义愤?”
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下,自己的利益至高无上,谁会在乎一个弱国的感受?谁会倾听一个弱国的声音?谁会为一个弱国去奔走呼告、鼎力相助——除非触及了自己的利益。
1905年日俄战争,却在中国东北进行,中国人的生命财产,损失无数。孱弱的清政府,却只能宣称保持“中立”。这是中国历史上无比耻辱的一页。
并不仅仅只有中国遭遇如此耻辱。在中国军民苦苦支撑的1938年,在欧洲,英国、法国、纳粹德国、意大利四国首脑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也被召到了慕尼黑,却一直被排斥在会议之外。《慕尼黑协定》签订后,一直在隔壁房间里等候的两名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才被带进会议厅,告之协定的内容。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之一马萨里克博士后来回忆说:“一个法国人用一种十分粗暴的态度向我们解释说,这是一项无权上诉,也不可能改变的判决。”
这世上,哪有什么救世主?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摒弃前嫌,共御强敌。著名作家王树增在《抗日战争》一书中写道:“中国共产党认为,在大敌当前的危难时刻,民族之心的凝聚和振奋生死攸关。共产党方面有两个著名的口号:一个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说的是指望天上掉馅饼的人肯定要饿死；二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说的是指望别人的恩赐,任何事业都不可能成功。”
王树增写道:“中国近代历史已经证明:中华民族屡屡面临危机,而危机的拯救永远不可能依靠外来势力,每一次指望列强随之而来必是更大的一场噩梦。就像1901年,大清王朝在被迫逃亡的遭遇中与列强签下《辛丑条约》,导致不但为巨额赔款需要向列强借款,同时还要允许列强的军队驻扎在中国,于是三十多年后的中日战争在宛平城外的卢沟桥爆发。救中国只能靠中国人自己同心同力——从对世界乃至中国历史的洞察而言,中国共产党远比国民党人清醒得多。”
四
中国人的传统,是知恩图报。
从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长达14年的日本侵华,是中华民族遭遇的一次莫大劫难。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中国人民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从南京大屠杀和其他惨案中为中国难民提供帮助的外国朋友,到同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从不远万里前来中国救死扶伤的白求恩、柯棣华医生等外国医护人员,到真实报道和宣传中国抗战业绩的外国记者,再到在中国战场上英勇献身的苏军烈士……苏联、美国、英国、朝鲜、加拿大、印度等国的反法西斯战士和国际友人,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结下了深厚友谊。
对于国际友人的支持,中国军民倾情回报:1944年6月,在云南兰坪,为了让美军飞机着陆运走重病的飞行员罗伯特·威瑟尔霍夫特中尉,当地军民用三天三夜时间修好了一条跑道；1944年8月20日,新四军独立团在苏北某县以牺牲战士4人的代价,营救了5名美军飞行员；1945年1月,美军观察组的艾斯·杜伦陆军上尉到冀中根据地考察,日军侦悉其行踪后包围了其所在的皮里村,杜伦上尉随我军民进入地道。日军找到了地道口,打枪,灌烟,要活捉美国军官。坑道里,一位母亲为了不暴露位置,用乳房堵住怀中啼哭的婴儿,婴儿窒息而死。地面上,房东大娘拒绝说出美国军官去向,被鬼子砍掉四根手指,一名民兵被烙死……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期间,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的援华物资,均未分配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但后者并无怨言。1944年,为迎接美军观察团来到延安,八路军使用原始工具锄镐铲锹、扁担箩筐来整修延安机场,美军观察团为之感动,也参加了劳动,至今还能看到当年留下的珍贵的老照片。
中国共产党与美国人的交恶,并非始于解放战争期间美国人对国民党军的武装,而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赤裸裸干涉中国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激怒了,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作家李峰在《决战朝鲜》一书中写道:朝鲜战争爆发后第二天,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发表了干涉中国内政的声明,推翻了“二战”中一切有关台湾问题的国际文件,违背了他几天前还信誓旦旦不介入台湾问题的亲口承诺,“这项声明是如此出尔反尔,以至于中国共产党从此失去了对美国政府哪怕一丝一毫的信任；而它的逻辑又是如此荒谬,以致许多美国人自己都为之摇头,中国人干脆称它是‘20世纪世界外交史上最无耻的声明’……”
美国人低估了中国共产党对上百年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种种不平等条约的极端反感,以及对于维护新中国主权完整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1950年元月,北京通知美、法、荷兰等国,废除他们过去利用不平等条约中所谓的在北京的“驻兵权”,收回了西方列强在北京的外国兵营,“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在新的基础上另建新的平等外交关系。在这种强烈的独立自主的诉求下,当美军不顾警告越过“三八线”后,新中国排除一切困难,毅然出兵朝鲜。
朝鲜战争的失败,是美国人的惨痛记忆,美国历史专家、《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一书作者贝文·亚历山大回忆说:“(中国共产党人)不理解美国有何必要来为伤害他国人民制造合法的口实。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中国的领袖们一定会感到,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既无信用又不可靠的国家。难道这还有什么奇怪吗?本来红色中国就没有派出过一兵一卒,中国共产党政府也没有说过一句威胁的话,然而共产党中国却被扣上了侵略者的帽子,而且第七舰队又被安插到中国大陆与台湾省之间,中国共产党人把它看作对中国主权的直接挑衅……”
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的名言,也因此传诵至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五
朝鲜战争期间,节节败退的美国人,对新中国进行多次核讹诈。被逼着走自力更生之路,不是坏事。新中国决定:勒紧裤带,也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纪录片里,当年科研工作者朝着蘑菇云欢呼雀跃的镜头,至今令无数中国人热泪盈眶。
多少中国人为此付出巨大牺牲!邓稼先就是其中一位。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大半辈子隐名埋姓,为了保密,甚至改变了自己曾经活泼的性格。令人难忘的细节是:他不爱拍照,却在杭州参观岳飞庙时留影,背景是四个大字:精忠报国。
邓稼先的故事,感人至深,却也有人不以为然,认为他当年若留在美国不回来,会有更大的科研成就。
这就是立场的问题吧。无论是看待历史,还是今天,秉持何种立场,非常关键。是从中国立场出发,还是有意无意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色?近代以来,不少中国人的不少困惑,就在于落入别人的话语陷阱,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聚焦问题的眼光,唯独没有从国家利益、民族大义出发。但是当年,对邓稼先来说,他的选择其实很简单:少年时在北平求学,正是“七七事变”后不久,日寇占领北平,他作为一个中国人,却被迫要向太阳旗鞠躬。13岁的邓稼先,难以忍受这种屈辱,当众撕碎了一面日本国旗,并扔在地上狠狠地踩了几脚。他因此无法在北平立足,只能逃离,千里迢迢南下,最终在昆明考入了西南联大,又以优异成绩赴美留学。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回国,从未后悔。临终前,他说:来世要再当中国人。
幸运的是,历史上,有许多像邓稼先这样的中国人。有支援时,懂感恩,无支援时,也不会怨天尤人。
中国人,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