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國內疫情被基本控制了，各地復工復產如期推進，孩子們也快開學了，一切即將恢復正常，不過黑龍江的綏芬河口岸近來卻不怎麼太平。
作為與俄羅斯交界的口岸城市，綏芬河自出現第一例境外輸入病例以來，經綏芬口岸入境2497人，截至4月17日24時，累計報告入境確診病例371人，現有無症狀感染者25例，疑似病例5例。
這個確診比例算是非常高了，所以綏芬河又建起了一座方艙醫院。
最近，許久不曾露面的高福院士接受了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的採訪，談到了關於綏芬河的防疫工作。
針對主持人的提問，高福院士說：
“我認為警報已經被拉響了，而且是非常刺耳的警報。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疾控中心已經派了一個團隊，去綏芬河建立一個日檢測能力能達到1000份的移動P3實驗室。
他們4月13日就到了那，已經開始工作，如果未來病例增加，我們會再派一隊人過去，據我所知，我們已經為這個可能性做好了準備。
如果需要，我們會召集省外醫護人員去到黑龍江，就像我們為武漢所做的那樣，我們必須要做好支援東北的準備，這是應對可能的第二波疫情準備工作的一部分。”
高福院士強調，與非典相比，新冠病毒非同尋常，不過，“我們人類終將戰勝病毒，對此我很有信心。”
作為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和多國院士，高福的講話還是很權威的，而大家對他的印象更多的是在這次疫情中的表現，其實，高福的履歷可以說是非常的亮眼。
1961年11月，高福出生于山西朔州市應縣的一個普通家庭裡，他父母信奉“人多力量大”，前後生了6個孩子，高福排行第二。
高福父親是位木匠，在某工程公司上班，母親在家相夫教子。
由於高福家屬於非農業戶口，沒有自己的土地，勤勞肯幹的母親想去地裡刨食的願望都無法實現，一大家子的吃喝全靠父親微薄的工資，日子過得緊巴巴的。
幸好高福有一位堅強而偉大的母親，她總是自己吃鍋底，喝“刷鍋水”，而把最好的東西留給孩子。
那時候家裡窮啊，有衣服遮體就不錯了，常常是老大穿了老二穿，就這樣往下輪，衣服破了就打上補丁。
母親特別注意鍛鍊他們的動手能力，堅持自己的事必須自己做，還要分擔家務，日子就這麼熬著，倒也能勉強過得下去。
高福父母雖然大字不識幾個，但很有遠見，他們相信唯有讀書才能改變人生，於是，不管家裡再困難，哪怕砸鍋賣鐵，就算餓著肚子，都堅持讓幾個孩子上學。
在學習上，母親對考試成績並不是很上心，但是如果孩子們不用功，她就會嚴厲批評，她要求孩子們多讀書，不要輕易浪費時間。
母親這種在艱苦生活中打不倒的性格，深刻影響著高福，他發奮讀書，是幾個兄妹當中學習成績最拔尖的那個。
1979年，18歲的高福以優異成績進入山西農業大學，專業是獸醫，這所學校在當時已被列入改革開放初全國99所重點大學之一。
四年後高福順利拿到學位，進入北京農業大學（現中國農業大學）動醫學院，師從郭玉璞教授，成為微生物及動物傳染病學的研究生。
由於表現優異，在1991年時獲得前往英國牛津大學留學的機會，他在這裡成功拿下生物化學博士學位，從此開始了衛生領域的卓絕之行。
高福家雖然貧窮，但確實是個出人才的地方，高福的弟弟高山和高峰都是博士，高福後來更加了不得。
他在2013年的時候，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還先後獲得了7個不同國家的院士稱號，併成為首個當選亞洲生物技術聯合會主席的中國科學家。
這樣耀眼的教育成就，讓高家在當地成為人們稱讚的榜樣，貧窮的命運真的通過知識改變了。
作為病原微生物方面的權威專家，高福院士曾讓人們重新認識了禽流感病毒，對後續的防治工作做出了很大貢獻。
另外，他也經常著書立說，撰寫和翻譯了許多相關專業的書籍，為其他科研人員提供了豐富的參考資料。
年僅59歲的高福還是個寫論文的高手，他國際權威學術期刊上發表SCI論文高達500多篇，而84歲的鐘南山院士才發表200多篇，是鍾南山的兩倍還多。
2014年，埃博拉病毒在西非肆虐，為了將疫情阻擋於國門之外，高福院士率領50多人的醫療隊伍，前往疫情嚴重的塞拉利昂。
當時的塞拉利昂，剛結束內戰十多年，民生凋敝，各項公共設施破敗不堪，條件特別差，根本沒有可用的實驗室。
在這樣的條件下，高福院士和醫療隊冒著被感染的風險在疫區建立生物實驗室。
在經歷多重生死考驗後，出色地完成了使命，做到了全員安全返回，得到了國際的高度認可，
高福此前雖然不為大眾所熟知，但他的履歷和做的貢獻還是可圈可點的。
希望他能在日後的科學研究中，再給我們帶來更多驚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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