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宗趙曙，長期的備胎儲君生涯，讓他形成了謹小慎微的性格。但繼位後長達一年多的濮議之爭又暴露了他內心的狂野執拗。
而作為趙曙長子的宋神宗趙頊，一方面繼承了一些大宋皇帝普遍的搖擺軟弱，一方面因為不用很早走上政治前臺，作為養尊處優的王子，不識愁滋味，雄心萬丈長。
公元1067年，英宗皇帝趙曙駕崩，1066年年底被立為皇太子的長子趙頊順利繼位，是為宋神宗，時年19歲，人生最躍躍欲試的年紀。
神宗是有大志向的，很小的時候，就以宋在北方的連續失敗為恥，立志雪恥。
但很可惜，神宗繼位接手的是一個爛攤子。
治平二年，也就是他爹趙曙在位的第三年，根據《宋史-食貨志》的記載，宋朝的財政虧空高達1750餘萬。
寫仁宗皇帝的時候，我們說過，當時的宋朝，官僚系統臃腫、軍費激增、豪門貴族兼併土地放高利貸、底層人民徭役繁重的問題就很突出，經歷了英宗，到神宗的時候，這些問題更加嚴重，全國多地小規模的農民騷亂此起彼伏，長此下去，爆發大規模農民起義是遲早的事。
那麼，神宗想做事情，就不能讓當前的這套體系繼續這麼不死不活地運轉下去。
不管是出於緩解階級矛盾的需求，還是出於施展抱負急需財政支持，變法勢在必行。
於是，神宗找到了自己的商鞅，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文學家、思想家王安石。
但結果我們都知道了，變法失敗，大宋經一番折騰，反而更傷元氣，一部分史學家就認為，變法加劇了北宋的滅亡進程。
那變法何以失敗呢？
這很難回答，神宗有問題，王安石有問題，司馬光有問題，富弼有問題，諫官集團有問題，因其史料多，反而各執一詞，難有定論。
我這裡只能就我的瞭解略談一下看法。
神宗對王安石是很信任，也很堅定支持的，但到底還是沒頂住反對派的壓力。本質上則是一開始就沒能在朝野中形成共識，卻寄希望於靠皇權與鐵腕宰相就要把變法推行下去。
王安石則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戰略制定沒問題，農田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現在看都是善法，但這些新法都需要人執行，偏偏從各種史料看，王安石是一個非常不能團結人的人。像富弼，本來是慶曆新政的骨幹，對改革是很贊成的，最終也站在了王安石對面。像司馬光，雖然被認為是保守派，但其實早期，他也是認可有變革需求的，但最後智慧如司馬光也難免用私德攻擊王安石。
再一個，在王安石變法時期，我對御史臺官員的感受是，他們也許比明朝後來的言官溫和些，但都是黨爭先鋒。沒錯！王安石變法可能一開始就陷入了黨爭這個能吞噬一切的爛泥潭。司馬光後來下水用私德攻擊王安石固然不對，但王安石在推進變法的過程中也時常上綱上線打擊反對派。而一旦路線之爭變成了赤裸裸的權力之爭，大公無私的王相公也成了不顧百姓死活的大奸臣。
當然最重要的，用階級鬥爭的思路分析，歸根到底，王安石變法要動的是貴族與士大夫階層的蛋糕。每個人都冠冕堂皇，但利益才是反對派的根本共識。所謂的祖宗之法不可改，實際上是“與士大夫共天下”不可改。而整個大宋，要想推動改革還必須依賴自上而下的士大夫階層，他們不配合，政令難出中書省。所以，此時的大宋，實際上是個死局，改革必然傷筋動骨，不改革或者改革失敗的結果則是整個貴族集團被大金國一掃而空，而士大夫只要逃到江南，還能繼續做士大夫，而無路可逃的北方百姓則在大金的鐵蹄之下“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
如果王安石是張居正這種外圓內方的改革家，或許能為大宋多續一段命？
公元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從此遠離政治中心。到稍後辭去判江寧府的職事後，乾脆徹底結束官宦生涯。
不過，神宗卻待他不薄，先封他為舒國公，後又封為荊國公。
而王安石離開權力中樞後，神宗在接下來的執政生涯裡，仍然堅持變法，對官僚體系的設計進行了改革，緩解了冗官問題，同時部分恢復了唐制，相比宋朝前期加強了君主集權。
但這些事，都無改大宋的積重難返。
就這樣，趙頊的一生倏忽而過。公元1085年，他甭逝於福寧殿。
而死後，得一廟號神宗。——按諡法，神是“不知道該如何評價”的意思。
宋神宗這一生折騰，最終落了個“不可說”，唉！
這就是大宋：船撞上了冰山，大家都罵要補洞的，補洞的不吭聲了，大家就看著船慢慢沉下去。
哦，對了。公元1081年，西夏皇室內亂，宋神宗趁機出兵攻夏，五路大軍一度深入西夏腹地，最終敗於糧草不繼。
王安石變法“天怒人怨”，為國庫攢的些許家底，到底支撐不起一場小型滅國戰爭。
如果所謂的“仁宗盛治”也攢下像文景之治的家底，宋神宗會不會成為漢武帝一樣的雄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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