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自己還是個小女孩時第一次知道南京的暴行。故事是我的父母講給我聽的。他們曾經歷多年的戰爭和革命年代，後來才在美國中西部的一個大學城當上了教授，有了一個安定的家。他們是在二戰時期的中國長大，戰後又隨著家人逃亡，先是到臺灣，最後到美國的哈佛大學攻讀理科。
30年來，他們平靜地生活在伊利諾伊州的尚佩恩一厄巴納，置身學術界，從事物理和微生物學方面的研究工作。但他們從未忘記中日戰爭的恐怖，他們也希望我不會忘記。他們尤其是希望我不會忘記南京的暴行。我父母沒有親眼目睹南京的暴行，但他們在很小的時候就聽說了，後來又告訴了我。他們說，日本人把嬰兒撕成兩半，甚至三塊、四塊，有一段時間長江水都被血染成紅色。因為憤怒，他們在向我述說時聲音顫抖起來。他們認為，南京大屠殺是日本人在這場殺害了上千萬中國人的戰爭中所犯下的一次最喪心病狂的罪行。
在我整個童年時期，南京大屠殺是一個無法言明的邪惡的代名詞，深深地藏在我的腦海中。但是，在我印象中的南京暴行缺乏具體的細節和範圍，也很難區分究竟是傳說還是歷史。中學時，我尋遍了當地的圖書館，想更多地瞭解這次大屠殺的情況，但一無所獲。我覺得很奇怪：如果南京的暴行真是那麼駭人聽聞，真的像我父母堅持說的是人類歷史上一次最殘酷的屠殺，那為什麼沒有把它寫下來?作為一個孩子，當時的我並沒有想到去伊利諾伊大學浩瀚的圖書館系統繼續調查，我對這件事的好奇心也很快溜跑了。
南京的暴行再次闖入我的生活幾乎是在20年之後了。這時的我已為人妻，作了一名職業作家，在加州聖巴巴拉過著平靜的生活。聽一個搞電影片的朋友說，有幾個東海片的製片人最近完成了一部關於南京暴行的紀錄片，但由於搞不到資金，無法進行宣傳和發行工作。這位朋友的話重新激起了我的興趣。
不久，我就同兩個紀錄片製片人談起了這個題目。一位叫邵子平，是華裔美國人社會活動家，曾在紐約為聯合國工作，是紀念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聯合會的上屆主席，協助製作過錄像帶《馬吉的證言》。
另一位是湯美如，一位獨立的電影製片人，曾與崔明慧合作了專題片《以天皇的名義》。邵子平和湯美如介紹我進入一個社會活動家的圈子裡。他們大多是第一代的美籍或加籍華人，像我一樣，都認為應當在所幸存的受難者去世以前，把南京暴行的真相記錄下來並公諸於眾，直至討回南京浩劫的賠償。還有人要把他們對戰爭的記憶傳給子孫後代，以免後人在被北美文化同化的過程中，忘卻自己的歷史遺產中的這一重要部分。
近年來，在華人集中的城市中心地區--像舊金山的海灣區，紐約，洛杉磯，多倫多和溫哥華--華人活動家組織著各種會議和教育活動，宣傳有關日本人在二戰中所犯下的罪行。他們在博物館和學校裡展出關於南京大屠殺的電影、錄像和照片，在國際互聯網上傳播事實和圖片，還在像《紐約時報》一類的報紙上發表整版的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公告。一些社會活動團體還利用科技，巧妙地通過一個鍵鈕就能將信息傳送到世界各地超過25萬名讀者的面前。
1994年12月，我參加了一個紀念南京暴行死難者的會議，該會由亞洲保護二次世界大戰歷史全球聯盟提供贊助。這時，我兒時記憶中的南京大屠殺已不是什麼民間傳說，而是實實在在的歷史。這次會議是在加州聖何塞城郊的庫帕提諾舉行。會議組織者在大廳裡展放著海報大小的南京暴行的照片--這是我一生中所見到是最可怕的照片：雖然我從小就聽到許多關於南京大屠殺的事，但我對這些照片毫無思想準備--完全黑白的圖片：被砍下的人頭，被刺刀剖開的肚腸，赤裸裸的婦女在強暴者的逼迫下襬出淫蕩的姿態，她們臉上扭曲的痛苦和恥辱的表情令人刻骨難忘。
在一個眩暈的瞬間，我陡然明白生命和人類的經歷本身都是如此脆弱。我們從小就知道死亡是什麼。任何人都會被卡車或巴士撞倒，生命隨之在剎那間消失。如果沒有某種宗教信仰，我們會認為這樣的死亡是毫無意義也不公正的對生命的剝奪。但我們也知道，大多數人都尊重生命和死亡的過程。如果你被一輛巴士撞了，也許有人會乘你受傷的時候偷走你的錢包，但更多的人會來幫你，搶救你寶貴的生命矗有人會撥急救電話，有人會奔跑到街上叫當班的警察，還有人會脫下大衣，疊起來墊在你的腦後。這樣，即使這是你生命的最後時刻，你也能從這些很小卻很溫暖的事情中感受到他人的關心。掛在庫帕提諾牆上的照片卻展示了千千萬萬的生命會因他人的狂妄念頭而遭到毀滅，而這種死亡在第二天就變得毫無意義。更重要的是，那些帶來死亡(即使是難以避免的，也是人類歷史上最駭人的一幕悲劇)的人竟還羞辱受難者，逼使他們在最大限度的痛苦和恥辱中死去。這樣對死亡的殘忍的不敬，這樣人類社會過程的倒退，將只會縮成歷史的一個腳註。除非有人迫使這個世界去記住它，否則它就像計算機程序中的一個無害的小錯，也許會，又也許不會引起任何問題。想到這裡，我感到一陣心悸。
在這次大會期間，我得知有兩本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小說已經完成：《天堂之樹》和《橙霧帳篷》，另外還有一部關於大屠殺的畫冊《南京的暴行：一段無法否認的圖片史》。但直到那時，還沒有人用英文寫出一本關於南京暴行的長篇敘事紀實的著作。在對大屠殺的歷史進入更深入的研究之後，我發現，寫作這樣的一本書所需要的材料其實一直就有，在美國就可以找到。美國的傳教士、記者和軍官在日記、膠片和照片中記下了他們對這一事件的看法，以供後人參考。但為什麼沒有一位美國作家或學者利用這些豐富的原始資料去為南京大屠殺寫出一部紀實作品或一篇論文呢?
南京大屠殺為什麼在世界歷史上受到冷遇是一個奇特的謎。不久，我想我找到了部分答案。南京的暴行之所以不像猶太人遭到的大屠殺或廣島原子彈爆炸那麼舉世皆知，是因為受難者自己在保持著沉默。
但是，一個答案的出現又會引發新的問題。我又在想，為什麼南京暴行的受難者沒有發出呼籲正義的吶喊呢?或者，假如他們曾發出了吶喊，為什麼他們所遭受的苦難得不到承認呢?我漸漸明白，這種沉默的幕後操縱者是政治。由於冷戰的諸多原因，有關各方共同造成了對這一事件的歷史性忽略。1949年以後，新中國和臺灣都沒有向日本要求戰爭賠款(像以色列不要德國賠款一樣)。面對蘇聯和中國的"威脅"，美國急於得到它從前的敵人日本的友誼和忠誠。這樣，冷戰的緊張態勢使日本逃避了許多嚴歷的懲罰，而它的戰時同盟國卻沒有逃脫。
另外，日本恐怖的氣氛阻止了關於南京暴行的公開的和學術上的討論，進一步壓制著人們對事件真相的瞭解。在日本，如果表明自己對中日戰爭的真實看法，他可能會，也一直會受到失業的威脅，甚至生命威脅。(1990年，日本長崎市長本島均說，日本裕仁天皇對戰爭負有一定責任。他因此被一名槍手射中胸部，差點死掉。)在這種危險瀰漫的氣氛下，許多嚴謹的學者都不敢為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去日本查找檔案。的確，我在南京聽說，因為擔心遭遇不測，中國很少允許學者訪日。在此情形之下，對於外國人來說，要想接近日本關於南京暴行的檔案材料是十分困難的。另外，雖然近年來有一些參加南京暴行的日本老兵冒著被排斥乃至死亡的威脅，將他們的故事公諸於眾，但大多數人並不願接受採訪。
在寫作本書期間，使我困惑和氣憤的是，頑固的日本人拒絕承認自己的過去。不單單是因為日本交出的戰爭賠款尚不及德國賠償戰爭受難者的百分之一；也不僅是因為大部分納粹分子即使沒有因其罪行受到監禁，也至少是被迫退出公開的社會生活，可是在戰後，許多日本戰犯繼續在工業和政府部門擔任要職；也不僅是因為這樣一個事實：在德國不斷向大屠殺的受難者表示歉意的時候，日本人卻在東京膜拜戰犯--一位在戰爭中受到日本迫害的美國人把日本人的行動形容為：這在政治意義上相當於"在柏林中心為希特勒建造一個大教堂"。
儘管證據確鑿，日本許多知名的政治家、學者和工業鉅子仍頑固地二口咬定，南京大屠殺從未發生過。在進行本書漫長而艱辛的工作時，他們的態度一直激怒著我。相形之下，在德國，如果教師在歷史課上刪去大屠殺部分，將是違法行為，而日本人在幾十年來一直把課本中南京大屠殺的材料有系統地清除得一千二淨。他們從博物館拿走南京大屠殺的照片，銷燬原始的資料，從大眾文化中抹去任何關於大屠殺的痕跡。甚至一些受尊敬的日本歷史教授也加入右翼勢力，進行他們認為是為國盡忠的工作：懷疑、詆譭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報道。在專題片《以天皇的名義》中，一個日本歷史學者用這樣的話來否認南京暴行："即使有二三十人被殺，日本方面也會非常震驚。那時，日本軍隊一直是模範部隊。"正是因為某些日本人有預謀地企圖扭曲歷史，我才強烈地感到寫作本書的必要。
除了以上這一因素，本書也是對一些完全不同的觀點的回答。近年來，人們努力地試圖迫使日本為其行為的後果承擔責任，這種努力被稱作"打擊日本"。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把對日本人在特定時間和地點所作所為的譴責看作是對整個日本民族譴責，那麼，這不僅會傷害在這次災難中喪生的南京的男女老少，也傷害了日本人民。本書無意評判日本人的性格特點，也不打算分析做出暴行的民族之基因構成。本書探尋的是為什麼文化的力量能把人變成惡魔，能撕去那層使人成其為人的社會約束的表皮，同時文化的力量也能加強這種約束力。今天的德國是一個很不錯的地方，是因為猶太人沒有讓這個國家忘記60年前發生的事情。由於認識到奴隸制醜惡，並在100多年的種族隔離之後解放了奴隸，美國南部也是一個相當不錯的地方。除非日本向世界和自身承認自己在半個世紀前所做所為的錯誤，它的文化將不會進步。實際上，我驚喜地發現，有很多海外日本人也參加了關於南京暴行的會議。正如其中一個人所說："我們想同你們瞭解得一樣多。"
本書敘述的是兩個相互關聯卻又不盡相同的暴行。一個是南京的暴行本身，講述的是日本人怎樣清洗敵方首都數十萬無辜的平民。
另一個是關於掩蓋事實，講述了日本人如何在國際社會的緘默姑息之下，企圖從公眾意識中抹煞整個大屠殺，進而剝奪被害者在歷史上的應有地位。
本書第一部分"大屠殺的歷史"的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羅生門》的影響。這是一部由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的短篇小說《在竹林中》改編的電影，講的是10世紀發生在京都的一起強姦謀殺案。從表面上看，這個故事十分簡單：一個強盜攔路搶劫一名過路武士友其妻子；妻子被強姦，武士也死了。但當故事中的人物從各種角度出發敘述事情發生的過程時，故事也變得更為複雜起來。強盜，妻子，死去的武士和一個現場目擊者對發生的事情的敘述相去甚遠。讀者就要將所有的敘述集中起來，親自判斷其中的真假虛實，通過這一過程作出主觀的也通常是個人臆想的一種較為客觀的假想。任何討論犯罪公正性的課程都應該包括這個故事。它指出了歷史的實質。
本書從3個不同的危度講述南京的暴行。首先是從日本人的角度。講述了一次有計劃的侵略--日軍奉命幹什麼，怎麼幹，為什麼幹。第二個是從中國受難者的角度出發，講述了當政府面對外來侵略無力保護市民時，一個城市的命運。這部分收錄了一些中國人的故事，有失敗、絕望，也有背叛和生存。第三個是從美國人和歐洲人的角度，作為外來者，這些人至少在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時刻是英雄。在大屠殺期間，很多西方人士冒著死亡危險幫助中國平民，並向外界發出警報，通報發生在他們眼前的浩劫。在本書關於戰後時期的章節中，我們再討論美國人和歐洲人出於實用主義，對他們曾身臨屠殺現場的同胞的話所持的漠然態度。
我這本書的最後部分分析了半個多世紀以來的陰謀企圖使南京暴行遠離公眾的種種勢力。我還列出了近年來人們為挑戰被歪曲的歷史，所做的種種努力。
為澄清真相，每一種嘗試都注意到日本人作為一個民族，是如何安排、培育和維護他們集體性的健忘症--甚至是在這一時期面對其所做所為時完全賴帳。面對歷史，他們的回應不僅僅是在本應留下痛苦記錄的歷史書上留下空白。事實是，日本的學校教育中沒有關於日本軍隊在中日戰爭中最醜惡方面的內容。與之相反，他們精心偽裝，編造神話，把日本發動戰爭的角色轉換為戰爭受害者的角色。在廣島和長崎爆炸的原子彈給日本人民帶來的恐怖幫助這種神話去代替歷史。
時至今日，面對世界輿論，日本仍拒絕對其戰爭行為表明悔意。甚至在戰爭剛剛結束的時候，儘管戰爭法庭審判一些日本領導人有罪，日本人還是設法逃脫了文明社會的道德審判，而德國人則要為他們在那段夢魘般時期的行為接受譴責。在繼續逃避審判的時候，日本人又成了另一樁罪行的主謀。諾貝爾桂冠詩人伊利·威塞爾多年前就曾提出警告：忘記大屠殺就等於第二次屠殺。
我最大的希望是這本書能夠激發其他作家和歷史學家的興趣，使他們都能儘早調查、研究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經歷，畢竟，這些來自過去的聲音正在逐年減少並終將全部消失。或許更為重要的是，我希望本書能喚起日本的良知，接受對這樁事件應負的責任。
在寫作本書的時候，我的腦海裡一直浮現著喬治·桑塔亞(1963-1952，西班牙哲學家小說家。--編注)的不朽警句："忘記過去的人註定會重蹈覆轍"。——張純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