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部名為《雷霆戰將》的抗戰題材電視劇播出後，因為“雷點”不斷，引發輿論批評並被下架。
近年來，一些抗戰題材的電視劇質量參差不齊，其中脫離史實的內容受到批評，被網友稱為“抗戰雷劇”。這些作品暴露了怎樣的創作誤區？對於這場艱苦卓絕的民族解放鬥爭，創作者應該怎樣去書寫呈現？
“抗戰雷劇”暴露創作誤區：脫離史實，違背常理
大敵當前先來一口雪茄，因為“我的士兵看到我在抽雪茄，心就不會亂”；
頭髮用髮蠟塗得鋥光瓦亮，衝鋒殺敵時臉被戰火燻黑，軍裝卻沒有一絲褶皺……
在《雷霆戰將》中，八路軍的作戰條件、穿著、妝容格外“精緻”。若是偶像劇，如此配置或許可以理解。當一部抗戰劇以這樣的面貌呈現時，觀眾頓生“時空錯位”的感覺。
除了服裝、化妝和道具方面的明顯漏洞，該劇在劇情方面也受到質疑。有觀眾在社交媒體點評道：“八路軍衝鋒，不找掩護，大家排成一排愣衝還不受傷，這合理嗎？”
近年來，一些抗戰題材影視作品“腦洞大開”，或罔顧歷史事實，或違背常理常識，或過度娛樂化，其情節之離奇誇張，令人啼笑皆非。
“有的抗戰劇只是借用抗戰的殼，實際內容與涉案劇、武俠劇、偶像劇並無本質區別。”採訪中有關專家就此評價。
抗戰作品不能背離歷史真實，創作者應深入查證歷史背景
演員再靚麗，道具再華麗，作品一旦背離歷史真實、違背常理常識，就會失去靈魂根基。
據瞭解，《雷霆戰將》是根據原著小說《亮劍》改編而成的電視劇。以同一部小說為基礎，15年前的電視劇《亮劍》叫好又叫座，劇中李幼斌飾演的李雲龍成為家喻戶曉的熒屏形象。
“據我瞭解，小說作者和《亮劍》編劇對李雲龍的人物原型，以及他們在抗戰中的事蹟做了深入細緻的調查。小說作者也就父輩當年如何參與抗戰做了大量採訪，真實表現了那一輩人在抗戰中的英勇形象。”知名編劇劉和平告訴記者。
尊重歷史，前提是正確瞭解歷史、認識歷史。劉和平認為，創作者必須全方位深入查證戰爭的歷史背景，包括戰役規模、雙方兵力、武器裝備等。“有一大批對抗戰歷史特別感興趣、瞭解特別多的觀眾，稱得上是‘職業觀眾’。如果創作者對他筆下那場戰爭鑽研和熟悉的程度還不如觀眾，那作品拍出來難免會遭人詬病。”
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犧牲最多的民族解放鬥爭，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鬥爭。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週年。1931年9月18日，日軍悍然發動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自此，抗日救國烽火迅速燃遍全國，中國人民奮起反抗，進行了長達14年的持久抗戰。據統計，抗戰期間中國軍民傷亡3500萬以上，其中軍隊傷亡380餘萬，佔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各國傷亡總數的三分之一。
“與一般電視劇不同，抗戰劇等革命歷史題材是觀眾回望歷史的一扇窗口，承載著重要的歷史文化功能。對於這場給中國人民帶來慘痛歷史教訓的戰爭，我們要通過文藝作品銘記歷史，告訴後人和平來之不易，激勵國人不忘國恥，發憤圖強。”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李鎮說。
電視劇作為大眾藝術，有其創作發揮空間，但仍須處理好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之間的關係。中國電影文學學會副會長、編劇汪海林直言，抗戰作品在創作上要追求歷史真實感，強化歷史氛圍，寫出歷史環境。“很多‘雷劇’的問題是歷史氛圍不對，歷史環境錯亂，背離了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
“拍這段歷史，一要對歷史負責，不能辜負當時浴血奮戰的軍民；二要對當下負責，讓人們珍惜得來不易的和平；三要對未來負責，如果我們不以正確的歷史觀、價值觀來對待抗戰史，那麼這段歷史很可能被以訛傳訛。”編劇宋方金說。
抗戰題材反映的對敵鬥爭是複雜的、艱鉅的、嚴肅的，必須展現出勇氣和智慧
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的壯闊進程中孕育出偉大抗戰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必勝信念。抗戰題材作品，正是要用個人或群體的形象，來展現人物在這種嚴酷環境下的精神狀態。
“一些經典的抗戰劇為什麼經久不衰？很重要的一條是，它們非常鮮明地表現了那群人在抗戰中的精神狀態。細節和橋段觀眾會忘記，但人物呈現出來的感人精神，觀眾不會忘記。”劉和平說。
1984年，首部抗戰題材電視連續劇《夜幕下的哈爾濱》熱播，講述的就是“九一八”事變後，地下黨與日寇英勇鬥爭的故事。之後，《鐵道游擊隊》《敵後武工隊》等作品也是聚焦革命隊伍艱苦卓絕、勇敢頑強的鬥爭精神。
抗戰劇《亮劍》同樣如此：李雲龍敢於同數倍於己的兇殘日軍開戰，善於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在失敗中總結經驗教訓；他粗中有細，巧布奇兵，有效抵禦了日軍的偷襲。正如他自己所言：面對強大的敵手，明知不敵，也要毅然亮劍，即使倒下，也要成為一座山，一道嶺……正是因為有千千萬萬個像李雲龍這樣的英雄，面對敵人敢於“亮劍”，才換來一個新中國。
而一些抗戰劇之所以引發爭議，恰恰是因為偏離了抗戰的精神內核。比如，在某抗戰劇中，幾十個日本兵在幾秒鐘內要麼被弓箭射死，要麼被點穴、飛刀斃命。曾有抗戰老兵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提到，戰爭極其殘酷，他們很反感“抗戰雷劇”，那些劇把敵人描繪得過於弱小，不僅是對歷史的歪曲，更是對浴血捍衛家國先烈們的不敬。
有的創作者為了簡單迎合觀眾，將抗戰劇拍成偶像劇。對此，中廣聯合會電視劇導演工作委員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知名導演閻建鋼批評說：“我們決不能把革命歷史的紅色當作偶像劇的口紅來塗抹。這種紅色是整個民族用前赴後繼的犧牲換來的。它是一種英雄色、熱血色。”
“抗戰題材反映的革命鬥爭應該是複雜的、艱鉅的、嚴肅的，必須展現出戰爭中對敵鬥爭的勇氣和智慧。”閻建鋼說。
“一部好的抗戰劇不僅能夠讓觀眾體會到抗戰勝利來之不易，還能讓人從中收穫可貴的精神。”劉和平指出，創作者應該通過對抗戰歷史的資源發掘與藝術加工，增進觀眾的歷史認知和民族情感，讓偉大抗戰精神作為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延綿不斷，薪火相傳。
寫抗戰歷史，最重要的主題是愛國情懷、民族氣節、人民意志
“每當我要寫一部作品的時候，首先問自己：你的主題是什麼？究竟想表達什麼樣的價值理念？”全國人大代表、編劇趙冬苓說。
《亮劍》之後，由閻建鋼執導、趙冬苓編劇、李幼斌主演的抗戰劇《中國地》熱播熒屏，一舉斬獲中國電視劇金鷹獎和飛天獎。
《中國地》的故事始於1931年“九一八”那天，當時的中國距離清王朝覆滅還不到20年，不少偏遠農村的民眾對國家的概念還很模糊。故事開始時，在李幼斌主演的趙老嘎看來，所謂的“中國地”，只是清風嶺巴掌大塊地。可在38集14年的跨度裡，他在血與火裡慢慢成長，民族精神慢慢發育。像許多戰士一樣，他在抗日的過程中認識到，清風嶺只是中國的一部分，沒有國就沒有家。
“我始終認為，我們在寫抗戰那一段歷史時，最重要的主題就是愛國主義和鬥爭精神。”劉和平提醒，一些抗戰題材作品存在主題雜亂、不突出的問題。“比如，有的作品試圖在抗戰劇裡搞國民性批判，過分渲染逃兵難民漢奸，就會沖淡愛國主義主題。”
“事實上，各個國家的戰爭題材作品，突出的都是愛國主義，不會把本民族在戰爭中的弱點放大。我們也必須鮮明而堅定地突出愛國主義。”劉和平說。
前不久，他剛剛創作了一部講述衡陽保衛戰的抗戰題材影片《援軍明日到達》。影片中，同盟國面對法西斯陣營逐步取得勝利，而國民黨軍隊的正面抗戰卻節節敗退。日軍集結幾十萬兵力，不惜代價攻佔了湖南長沙。堅守衡陽的軍民就堅守一個信念：衡陽要是再丟掉，中華民族的尊嚴就沒有了，要為中華民族的尊嚴而戰。“影片從頭到尾，沒有一個細節不是在突出那場戰爭裡的愛國主義。”劉和平說。
“關於抗戰題材創作，我個人體會是：無論什麼故事、什麼情節、什麼人物，都不能丟掉三個要素：自強不息的國家精神，寧折不彎的民族氣節，不屈不撓的人民意志。如果這三個要素不存在，稱不上是抗戰劇。”閻建鋼說。
抗日戰爭是一場正義戰勝邪惡、光明戰勝黑暗、進步戰勝反動的偉大戰爭，要秉持正確的歷史觀戰爭觀進行創作
一部抗戰題材的作品要有生命力，關鍵要秉持正確客觀的歷史觀和戰爭觀。
劉和平分析，中國的抗戰跟一些別國的戰爭不同，中國從來沒有去侵略別國，從來沒有去掠奪別國的資源和財富。這是一場抵禦外來侵略、保家衛國的戰爭。中華民族奮起抗戰，絕對是正義的；法西斯主義、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絕對是非正義的。
“這是一場正義戰勝邪惡、光明戰勝黑暗、進步戰勝反動的偉大戰爭，對於這一點我們在創作抗戰題材作品時一定要特別理直氣壯。”劉和平認為，如果脫離了這種基本的歷史觀和戰爭觀去寫抗戰，可能就會出問題。
劉和平說，在創作抗戰題材作品時，一定要避免把戰爭拍成士兵與士兵之間的“江湖決鬥”，抑或是軍事集團之間的角逐較量，這一點要表現在每一個人身上。
“我們是正義的一方、勝利的一方，勝利者有勝利者的姿態。”汪海林說。
在抗戰劇《愛國者》中，汪海林創作過這樣一幕：東北抗聯的將領把被俘的日軍帶到他們之前屠殺平民的現場，他們都以為自己要被迫殉葬。這個時候抗聯的將領說：“我們不像你們這樣幹，我們不殺俘虜，因為我們是人，但是我要讓你們看到你們的所作所為，而且我要告訴你們我們必將獲得勝利，這場戰爭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我們的創作傳遞了一種更強大的思想和勝利者身上所蘊含的力量，而且要特別自信地去表現：我們的勝利是文明戰勝了野蠻。一定要強化這種文明的概念。”汪海林說。
抗戰題材展現的是一段民族危亡的歷史，比別的題材更需要一種嚴肅認真的態度。“這類題材更適合以正劇去表現，不適宜戲說。哪怕是有意誇大我方力量，一旦戲說，很可能就會淪為荒誕。”劉和平說。
如何讓關於戰爭的嚴肅思考觸動更多年輕觀眾，這向今天的創作者們提出了挑戰。“你要爭取去擊中他們內心，把你對歷史、對現實、對民族精神和戰爭性質的理解如實地呈現出來，激發他們的共鳴。這就是我們要努力去做的。”趙冬苓說。
欄目主編：秦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