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20年第17期，原文標題《全球化：進或退》，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疫情對全球經濟帶來的不僅是衰退風險，更將深刻改變全球經濟秩序。過去幾十年不斷升級的全球化浪潮，有可能在這場疫情之後大規模退潮，全球經濟將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
主筆/謝九
4月4日，新冠病毒大流行已蔓延至世界許多國家，圖為蘇格蘭一名防疫人員噴灑消毒液進行表面消毒
又一次全球大蕭條？
人類會再次迎來一場全球大蕭條嗎？就像上世紀30年代的那種。現在看來，全球大衰退已經越來越接近現實了。
最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全球經濟發出了最悲觀的預測，認為疫情將造成自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衰退。在4月中旬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中，IMF表示，隨著整個世界陷入大封鎖狀態，隨之而來的經濟活動崩潰的規模和速度是我們一生中未曾經歷過的。IMF預計，假設多數國家的疫情和必要防控行動在第二季度達到峰值並在下半年消退，2020年全球增長率將下降到-3%。這比全球金融危機時的情況糟糕得多，2009年金融危機時全球經濟增速為-0.1%。如果今年疫情持續更長時間，2020年全球GDP可能進一步滑落。
1月中下旬，IMF還預計今年的全球經濟會出現反彈，大概增速為3.3%，還不到3個月，IMF對全球經濟的展望就發生了驚天逆轉，主要原因在於，疫情的發展遠遠超出了想象。
中國在1月份暴發疫情之後，當時國際上普遍預計疫情的影響主要集中在中國，對於全球經濟的影響只是帶來產業鏈上的混亂，對經濟的衝擊只是短期和局部性的，所以IMF當時預計全球經濟會比2019年更加樂觀，對2020年的中國經濟增速也給出了6%的預測。
但是接下來的疫情發展幾乎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疫情很快就擴散到全球，在中國疫情平穩之後，以意大利為代表的歐洲迅速“淪陷”，而更讓人意外的是，美國也沒能抵抗住疫情的侵襲，繼歐洲之後成為疫情暴發最嚴重的國家。截至4月19日，美國的確診人數超過70萬，死亡人數超過4萬。作為全球經濟的領頭羊，一旦美國疫情暴發到如此嚴重的程度，對全球經濟就將帶來超出想象的衝擊。
去年下半年以來，美國經濟就已經出現衰退跡象。今年年初，美國經濟學界的討論重點是美國會不會進入衰退，到了現在，討論的重點已經變成美國經濟會衰退到怎樣的程度，甚至會進入大蕭條。
（插圖 範薇）
疫情到底會對經濟帶來多大的影響呢？作為先打了上半場的中國，已經率先給出了一份初步答案。4月17日，國家統計局公佈了今年一季度的數據，GDP大幅下滑了6.8%，而去年同期GDP增速為6.4%。從6.4%的增速轉為下滑6.8%，疫情對經濟的衝擊力有多大可謂一目瞭然。IMF對中國經濟全年的預測只有1.2%。幸運的是，中國用兩個月時間初步控制住了疫情的擴散，但在全球範圍內，疫情還在升級，很多國家還處於剛剛暴發的階段，即使不考慮後續的反彈，僅僅是控制住第一波疫情，就已經是相當困難的事情。
作為當前全球疫情的重災區，美國經濟會遭受多大的衝擊呢？由於美國疫情升級只是近期的事情，很多關鍵經濟數據還沒來得及公佈，不過，以美國經濟中一個重要的先行指標，還是可以看出當前美國經濟受衝擊的嚴重程度，那就是失業率。
按照美國勞工部公佈的數據，3月底的那一週，領取失業救濟金的人數為300萬人。美國在次貸危機期間，每週領取失業救濟金的人數大概是70萬，這也就意味著，疫情對就業市場帶來的衝擊遠遠超過了次貸危機。而到了4月初的那一週，領取失業金的人數達到了660萬人，一週之內翻番。美國勞工部預計，4月份美國將有超過2000萬人失業，失業率超過15%。這大致是什麼概念呢？過去幾年，美國的失業率大概保持在3.5%左右，15%的失業率意味著美國的失業數據已經爆表。在30年代的大蕭條期間，美國的失業人數大概是1400萬，現在失業人數的規模已經超過了大蕭條時期。而2000萬失業人口只是截止到4月底的預計，如果疫情不能及時得到控制，失業人數可能還會上升。
按照奧肯定律，失業率上升意味著經濟增速下降。以美國的歷史來看，“二戰”之後，美國出現過兩次失業高峰，一次是2009年次貸危機，美國的失業率是10%，當年經濟下滑了2.5%；再上一次失業高潮是1982年的滯脹時代，當年失業率超過了10%，經濟下滑了1.5%。這一次美國的失業率飆升到15%，經濟又會下滑到怎樣的程度？
以美國如此高的失業率來看，當前美國經濟面臨的到底是衰退還是蕭條？經濟學界對衰退有比較清晰的定義，那就是連續兩個季度GDP負增長，以此來看美國經濟衰退基本上沒有懸念，而到底何為蕭條，經濟學上並無明確定義，畢竟，人類真正面對的大蕭條並不多見。經濟學有個冷笑話，如果鄰居失業了就是衰退，自己失業了就是蕭條。以美國當前的失業率來看，失業的顯然已經不僅僅是鄰居了。
最可怕的是，沒人知道這場疫情何時能真正結束。按照業內人士的普遍預計，即使第一波能夠控制下來，隨著將來管控措施放鬆，疫情再度反彈可能是大概率事件。疫情的這種特點，對經濟帶來的影響就是，無論將來是否真的會出現反彈，出於謹慎原則，即使第一波疫情暫時得到控制，經濟活動的復甦程度也會比較有限，如果將來真的出現第二波反彈，經濟活動將不得不面臨再度停擺的痛苦。美聯儲官員就警告，美國經濟可能會面臨長達18個月週而復始的停擺。
從疫情的最新發展來看，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除中國初步控制住了疫情外，大部分國家都還處於增長期，在歐洲，意大利、西班牙、法國和英國的死亡人數都已破萬；日本雖然在疫情早期控制得不錯，但是進入4月份以來，包括東京在內的多個城市宣佈進入緊急狀態，到4月16日，日本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印度和非洲等醫療條件相對較弱的地區，疫情開始出現惡化的跡象。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無論是規模較大的發達經濟體，還是增速較快的新興經濟體，都無法避免疫情對經濟的衝擊，全球經濟自然會大幅減速。
而更糟糕的是，當前世界經濟處於前所未有的全球化之中，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新興經濟體，都處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賴之中，這就意味著，即使部分國家的疫情率先得到控制，經濟復甦的程度也會比較有限，因為無論是原材料還是製造業中間品的獲取，相當部分都需要其他國家供應，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立完成。即使產品線能夠恢復，還要面臨下游需求不足的困境，尤其是在美國經濟負增長的背景下，全球很多國家的需求都將憑空消失。全球大衰退甚至大蕭條並不遙遠，懸念只在於會持續多長時間。
如果疫情能夠得到及時控制，明年的全球經濟應該會大幅反彈，按照IMF的預計，2021年的世界經濟可能會實現5.8%的增長。但問題在於，明年的經濟反彈主要得益於世界各國的大規模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以及今年的低基數效應。大規模的刺激政策將帶來巨大的負面效應，註定無法長期持續，在刺激手段消退之後，全球經濟又將何去何從，這才是決定全球經濟未來的關鍵。30年代大蕭條時，羅斯福上任之後推行大規模刺激政策，美國經濟在短期之內出現反彈，但是隨著美國逐漸退出刺激政策，美國經濟增速迅速放緩，尤其是1938年更是被稱為大蕭條中的大蕭條，也被稱為“羅斯福衰退”。直到“二戰”爆發，大量的戰時需求才真正拯救了美國經濟。
1931年經濟大蕭條期間，德國的第二大銀行達姆施塔特國民銀行在儲戶的擠兌風潮中破產
全球化會退潮嗎？
新冠疫情以遠遠超出人們預期的速度高速擴散，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反思全球化給人類社會帶來的負面效應。正是因為當前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程度，國與國之間大量而頻繁的商務、旅遊、教育等活動，為疫情的快速擴散提供了極為便捷的途徑。從當前全球的疫情地圖來看，很多疫情重災區都是國際化程度相當高的地區，比如美國的紐約州、英國的倫敦、法國的大巴黎地區、意大利的倫巴第大區等，這似乎也從側面印證了全球化對疫情的推動。
為了控制疫情傳播，當前很多國家都開始對境外人士入境、甚至本國人出境採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全球範圍內大規模“封國”，曾經的地球村，現在已經在事實上分割成一個個孤島。為了應對疫情出現的全球封鎖，只是地理上的隔絕，還算不上真正的全球化退潮，隨著疫情對經濟帶來衝擊，甚至可能迎來世紀大蕭條，真正的全球化退潮才會到來。人們對全球化帶來疫情快速擴散，只是對全球化最表層的擔憂，而更深層次的恐懼在於，疫情對經濟的衝擊，將全球化的風險暴露無遺。
隨著越來越多國家的經濟陷入麻煩，為了保護本國利益，經濟上的各種保護主義將加速抬頭。由於疫情帶來生產能力下降，市場供給不足，有些國家為了優先保護本國需求，會對自身具有優勢性的產品限制出口，這種保護主義在國際社會受到的壓力相對較小，也更容易實施，近期很多糧食大國宣佈暫停糧食出口，就已經是很明顯的逆全球化之舉。對於那些糧食供給不足的國家，過去需要在國際市場上採購才能滿足本國需求，一旦國際市場關閉，這些國家將會面臨輕則價格上漲、重則糧食嚴重短缺的危機。
更糟糕的是，為了保護本國產業的利益，更多國家還會將其他國家的產品擋在門外，限制別國產品進入，這將對全球經濟復甦帶來更大傷害。
1929年美國股市崩盤之後，經濟大蕭條的跡象初顯，美國在1930年推出了一份關稅保護法，也就是臭名昭著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這份法案對海外商品大幅加徵關稅，平均價稅幅度高達18%以上。儘管當時美國國內的反對聲音一浪高過一浪，國際上多個貿易伙伴也明確表達了關切，但是時任美國總統胡佛還是通過了該法案。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引發全球不滿，很多國家開始強力反擊，提高關稅，減少進口配額。這一次貿易保護的結果，使得全球貿易急速萎縮，反過來又在很大程度上惡化了大蕭條，19世紀以來的那一輪全球化高潮就此陷入停頓，這一次全球化大規模退潮直到“二戰”結束之後才重新緩慢恢復。
可以預見的是，這一輪因為疫情帶來的全球經濟衰退，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將會很快露頭。事實上，過去幾年美國就已經開始舉起了貿易保護的大旗，尤其是和中國的貿易摩擦持續了將近兩年，直到疫情之前才稍有緩和。疫情暴發之後，中美貿易摩擦會走向何處，無疑又是懸念重重。
除了貿易保護之外，這次疫情開始讓全球重新反思產業鏈的安全問題。尤其是中國最早暴發疫情之後，由於全球製造業對中國產業鏈的高度依賴，很多國家的產業都受到了明顯衝擊，隨著疫情持續升級，很多發達國家開始發現本國口罩、防護服和呼吸機等產品的生產能力嚴重不足。
2016年9月16日，位於上海購物中心內的蘋果專賣店
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反思，是不是應該在全球更大範圍內佈局產業鏈，而不是過度集中在某些區域？而對於某些關鍵產業，即使本國並不具備比較優勢，從戰略角度出發，是不是也應該讓部分產業迴流本國？如果這些想法最終被越來越多的國家付諸實踐，意味著全球化將出現更大程度的退潮。
疫情暴發之後，日本公佈了一份經濟救助計劃，其中提到的“改革供應鏈”尤為引人關注，該方案計劃從1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方案中拿出22億美元，協助日本企業將生產線撤出中國或轉移至其他國家。美國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庫德洛也在4月初表達了類似的想法，表示為了鼓勵美國企業從中國迴流，美國政府應該將相關的迴流開支全部費用化，相當於政府為企業搬家買單。
當然，無論是日本還是美國，幫助本國企業迴流只是出於政府的想法，企業在多大程度上會予以回應還是一個未知數。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政府和蘋果公司。最近兩年，特朗普政府和中國的貿易摩擦，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迫使美國製造業迴流，尤其是美國製造業的旗幟蘋果公司，特朗普多次喊話，要求蘋果公司將生產線搬回美國，結果，就在去年6月份，中美貿易摩擦最緊張的時刻，蘋果公司反而將美國本土的最後一條生產線搬到了中國。蘋果公司之所以不顧特朗普的反對，甚至寧願承受高稅收也要搬到中國，原因在於中國具有全球最成熟的產業鏈集群，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蘋果產品的穩定生產，同時，中國也是蘋果產品最重要的消費市場。
最近幾年，關於全球製造業撤離中國早就不是新聞，但實際上，國際資本向東南亞和非洲等地轉移的程度還是比較有限，因為中國雖然逐漸喪失了勞動力成本優勢，但勞動力數量和素質仍具優勢，產業鏈集群優勢也很明顯，更重要的是中國具有龐大的消費市場，很多跨國企業並不願意僅僅為了尋找更便宜的勞動力而遠離自己最大的銷售終端市場。所以，過去幾年雖然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製造業轉移，但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地位並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這次疫情暴發之後，全球對中國產業鏈的依賴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證。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在全球產業鏈的地位牢不可破，疫情暴發之後，全球產業鏈重置的可能性還是很高，很多從前難以想象的事情，疫情之後就有可能發生。
2019年9月24日，深圳市康格科技公司的生產線工人組裝電子煙零件
疫情對全球產業鏈重置會帶來怎樣的影響呢？
過去，很多發達國家的政府對企業的影響力不足，比如特朗普希望蘋果公司將生產線搬回美國，結果蘋果反其道而行之。從歷史上來看，每當國家進入危機時刻，政府的權力都會膨脹。30年代大蕭條時期，美國總統羅斯福就表示，面對經濟大蕭條，民眾只能求助於政府這種權力實體。事實上，羅斯福政府的權力在大蕭條以及隨後的“二戰”中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擴張。這一次疫情暴發後，為了應對疫情和經濟衰退，很多西方政府的權力都開始擴大，預計這種趨勢短時間之內不會逆轉，隨著政府對企業擁有更大的影響力，以前做不到的事情，在疫情之後可能就可以實現。
從公司角度來看，過去跨國公司們考慮產業鏈配置，通常都是從經濟角度考慮問題，但是疫情之後，會有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從戰略層面考慮問題，出於分散風險的需求，很多製造業產能可能會流向東南亞、非洲等全球更大範圍，甚至迴歸本土。
從歷史上來看，全球產業鏈轉移原本就是勢不可擋的大趨勢。即使沒有政府的推動，市場之手始終在默默發揮作用。“二戰”以來，全球產業鏈已經歷了三次大轉移：第一次是上世紀50年代，美國的鋼鐵、紡織等傳統產業向日本、德國轉移，日本和德國經濟開始起飛；第二次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德國和日本的傳統低端製造業向亞洲轉移，亞洲“四小龍”迎來騰飛的機遇；第三次是90年代，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的低端產業向中國轉移，中國經濟進入高速增長期。
過去幾年，第四次全球產業鏈轉移潮其實已經開始，這也是難以逆轉的歷史趨勢。對於中國而言，當然並不意味著所有產業在一夜之間全部轉移出去，這並不現實，但從更長期來看，第四次全球轉移潮疊加疫情的推動，產業轉移的速度將會大大加快。
4月16日，日本政府將整個國家的緊急狀態延長至5月6日，圖為一家超市內的收銀員在為顧客清算貨款
全球化是人類的必然選擇嗎？
過去很多年，我們都已經習慣了高度全球化的狀態。我們可以在全球範圍內購買想要的商品，也可以將商品賣到全球任何一個角落；資本在全球間大規模流動，跨國公司們可以到另外一個國家開設工廠，也可以投資甚至收購別國的資產；普通人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旅行、留學甚至定居……總而言之，國與國之間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如同前些年的那本暢銷書所言——“地球是平的”。
在這種高度全球化被視為理所當然之後，全球化退潮甚至成為孤島似乎已經成為難以想象的事情。如果從過去更長的人類歷史來看，全球化其實並不是人類社會的必然選擇。最近幾年，全球化退潮早就開始暗流湧動，而率先退潮的，正是人類歷史上曾經主導全球化的英國和美國。
全球化有利於提高參與國家的整體福利，這似乎已經成為常識，但事實上，最近幾十年，全球化的弊端開始越來越多，很多時候人們可能誇大了全球化的好處，而忽視了全球化的弊端。
全球化早期的弊端主要體現為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的不平等現象，但是，由於這些國家的話語權較低，所以對於全球化沒有形成太大的影響。隨著全球化程度越來越高，發達國家也開始意識到全球化給自己帶來的傷害，比如美國就一直認為全球化搶走了越來越多美國人的飯碗，美國製造業衰落就是全球化的惡果，所以最近幾年，發達國家率先開始了逆全球化。
2016年，英國“脫歐”吹響了這一輪全球化退潮的號角，當年英國選擇“脫歐”，主要就是擔心在歐盟一體化的背景下被拖累。尤其是歐債危機爆發之後，歐洲的經濟差等生越來越多，英國不希望被強行捆綁在一起，承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同時，在一體化背景下，歐盟公民可以很方便地移居英國，在很多英國人看來，大量移民搶佔了英國民眾的就業機會，增加了英國的福利負擔，尤其是最近幾年大量難民開始湧入歐洲，更是增添了很多英國人的恐懼心理。多重因素之下，英國選擇了“脫歐”，成為近年全球化退潮的標誌性事件。
緊隨英國之後，美國也開始逐漸退出全球化。特朗普上任以來，“美國優先”成為美國的戰略選擇。特朗普不僅和中國發生貿易摩擦，歐洲等傳統盟友也難以倖免。同時，美國頻繁退出各種國際組織和協議，其中包括奧巴馬時期全力打造的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退群”成為特朗普時代的常規操作。
4月16日，英國皇后公園內的一家麵包店向附近社區醫院提供餐食，並且經營送貨上門業務
從全球化的歷史來看，全球化一方面是市場的自然選擇，但同時更是大國的刻意推動，如果沒有大國的推動，全球化當然也會向前發展，但最終只能停留在比較低的層次上。因為國與國之間的障礙和壁壘，完全依靠市場化是無法清除的，在一個國家內部，市場之手偶爾會失靈，這個時候需要政府的干預，在國際化的問題上，市場失靈是常態，更需要國與國之間的協調，尤其是超級大國的推動才可以繼續前進。
人類歷史上出現過兩次全球化高潮，兩次全球化的興起都是依靠當時頭號大國的強力推動，而當全球化的紅利對自身越來越少，甚至負面效應越來越多時，當初推動全球化的大國，最終成為退潮的先鋒。
19世紀中期，英國完成了工業革命，實施自由貿易而不是保護主義更符合英國的利益，加之英國著名的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等關於市場之手、勞動分工和比較優勢的理論已經深入人心，也為自由貿易提供了思想和理論支持，所以，英國在當時成為全球化的最要推手。
從曾經的貿易保護轉向自由貿易，最具標誌性的事件是英國在1846年廢除了《穀物法》。該法案在英國長期存在，主要是為了通過高關稅限制外國糧食進口，保護英國本土的地主和農民階級，也是英國長期以來貿易保護主義的標誌。英國工業革命完成之後，工業資產階級興起，廢除《穀物法》在英國掀起了熱烈討論，李嘉圖和馬爾薩斯就曾經為保存還是廢除《穀物法》展開激烈爭論。直到1845年愛爾蘭發生饑荒，英國出現糧食危機，必須從國外大量進口糧食，此時才終於為廢除《穀物法》找到了足夠的理由。《穀物法》的廢除標誌著英國的國家利益從農業轉向工業，第一輪全球化開始進入高潮。
當時一位名叫科布登的國會議員是英國自由貿易的旗手，他主動提出單邊降低英國關稅，並和當時的主要貿易伙伴推出最惠國待遇等自由貿易舉措，有力推動當時的全球化貿易。對中國人來說，歷史書中耳熟能詳的鴉片戰爭，英國向中國輸入鴉片或其他商品，要求清政府打開通商口岸，享受最惠國待遇等等，正是當時全球化貿易高潮下的一個側影，只不過是在列強的堅船利炮下被迫參與了全球化。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一輪全球化開始進入低潮，全球貿易額大幅萎縮。同時，“一戰”期間為了保護本國的黃金，各國紛紛限制黃金出口，金本位無法維繫，也使得國際貿易秩序崩潰。“一戰”結束後，英國試圖重新擔當起自由貿易的旗手，標誌性事件就是1925年正式恢復了金本位，而且將價格和“一戰”前掛鉤，這一舉動當時被凱恩斯極力反對。結果後來事實證明凱恩斯的反對極富先見之明，因為英國的綜合實力已經大幅下降，根本無力維持金本位，短暫恢復了6年時間後，1931年英國不得不宣佈放棄金本位，也就此放棄了自己全球化領導者的地位。加之當時大蕭條已經到來，美國實施關稅保護法引發全球反擊，全球開始貿易保護，這一輪全球化基本宣告終結。
2016年，英國“脫歐”吹響了這一輪全球化退潮的號角
第二輪全球化的到來要等到“二戰”結束，美國成為這一輪全球化的旗手。長期以來，美國在外交事務中一直恪守“門羅主義”，將自己的利益範圍劃定在美洲大陸，孤立於歐洲舊世界之外。“一戰”結束後，美國的全球實力雖然已經大幅上升，但對參與全球事務沒有太大興趣。當時的美國總統威爾遜參加“巴黎和會”，提出建立國際聯盟的設想，在美國國內遭遇了強烈反對，威爾遜總統也被很多美國人視為背離了“門羅主義”，即使在國際聯盟成立之後，美國國會也沒有批准美國加入其中。
但是到了“二戰”結束之後，美國對全球事務的態度發生了180度大轉折，因為傳統的歐洲強國已經成為一片戰爭廢墟，美國成為當之無愧的頭號強國，美國認識到，只有站出來主導全球化才最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在英國主導的第一輪全球化落幕之後，第二輪全球化在美國的推動下開始啟動。
1944年的佈雷頓森林會議上，美國財政部官員懷特的方案擊敗了英國代表凱恩斯，最終按照美國人的設想成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當時是國際復興開發銀行），1945年成立了聯合國，1947年成立了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也就是世貿組織的前身。正是在美國的主導下，打造了“二戰”後全球化的主要框架，這幾大組織直到今天還是全球化的主要管理機構。
除了打造國際機構，方便美國通過這些機構更好地管理全球化，美國自己也開始大力降低關稅，告別30年代的貿易保護主義。“二戰”之後，美國的關稅水平大幅降低了20個百分點，為美國開展全球貿易打下良好基礎。美國還通過“馬歇爾計劃”，對戰後的歐洲大力援助，徹底拋棄了此前孤立於歐洲舊世界的想法。
正是得益於對全球化的大力推動，美國在“二戰”後確立了全球超級霸主的地位。但是，隨著全球化程度越來越高，尤其是中國逐漸融入全球化之後，美國將本國的製造業衰落、工作機會流失歸罪於全球化，對全球化的態度開始發生轉變。早在特朗普上任之前，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就已經開始抬頭。奧巴馬時期曾經力推TPP，希望繞過現有的WTO機制另起爐灶，將中國架空於全球貿易體系之外。因為在當時的美國政府看來，中國是現有WTO機制下的最大受益者，所以美國必須打造更有利於自身的新規則。不過，特朗普上任之後，連TPP這樣的協議都被拋棄，乾脆通過最直接的關稅武器來實施貿易保護，全球化退潮的速度越來越快。
而隨著這一次疫情暴發，全球迎來堪比30年代大蕭條的經濟危機，全球化將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低潮期。對於全球化的前景，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曾經提出過一個不可能三角的理論，他認為，在超級全球化、國家主權和民主政治之間，一個國家只能三選二，不能實現全部三項。
當前全球化的困境，似乎越來越驗證了這個不可能三角。未來的全球化會走向何處？全球當然不會退回到孤島狀態，但是，國家主權意識會變得越來越強烈，國與國之間的界限會變得越來越清晰。
4月15日，位於邁阿密的一家縫紉工廠為醫護人員生產防護服
中國將如何面對全球化退潮？
中國成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全球化的紅利功不可沒。上世紀80年代開放經濟特區吸引外資，開啟了中國成為世界製造工廠的大門；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製造開始銷往全球，迅速成為全球最大貿易國。可以說，在這一輪全球化浪潮中，中國成為最大的贏家之一。反過來看，如果這一輪全球化開始退潮，中國也將成為遭受衝擊最大的國家之一。
根據剛剛公佈的一季度經濟數據，中國GDP增速出現了罕見的負增長，在這樣的背景下疊加全球化退潮，中國經濟面臨的考驗可想而知。對中國來說，想要減輕全球化退潮帶來的衝擊，一方面要儘量減緩全球化退潮的程度，同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挖掘內需的潛力。
80年代初，中國開始打開國門吸引外資，先後開放了深圳、珠海等多個經濟特區，大連、天津等多個港口城市，隨後將開放範圍擴大到長三角、珠三角。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給予了外資很多超國民優惠政策，包括稅收、土地等等，正是在多重吸引之下，中國成為全球資本的熱土，奠定了全球製造工廠的地位。
隨著中國逐漸度過了資本短缺的階段，外資在中國享受的稅收優惠逐步被取消。到了2010年底，我國內外資企業的稅制實現統一，外資享受的超國民待遇基本終結。外資在中國的投資增速開始慢慢放緩，以外商直接投資（FDI）這個指標來看，過去經常保持兩位數高增長，最近幾年的增速放緩至個位數，有些年份甚至負增長。
隨著這一輪全球化退潮，全球產業鏈的配置將重新洗牌，對於中國而言，既是危機，也是機遇，在這種戰略性時刻，中國需要具有二次開放的決心，尤其是對那些能夠大量解決就業的國際資本，中國可以考慮給予更多的吸引政策，以此穩定甚至提升自己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在全球化退潮中轉危為機。
從外貿來看，隨著全球經濟大衰退，國際上的貿易保護主義將進一步抬頭。對於中國而言，可能需要在雙邊和多邊區域自貿區上尋求突破，以此減緩貿易保護主義的衝擊。去年11月，由東盟十國最初發起，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參與的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結束談判，除了印度暫時退出之外，其餘15國表示力爭在2020年簽署協議。RCEP是亞太地區規模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覆蓋了將近一半的全球人口，以及30%的全球GDP、貿易量和投資總額。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背景下，這樣的多邊自貿協定是中國突破貿易保護的重要途徑。
4月15日，疫情導致美國學校停課，圖為路易斯維爾的一家學校教室內，老師為學生提供在線教學
在全球化退潮的背景下，對中國經濟而言，更緊迫的是挖掘內需潛力，儘量減輕外部因素的衝擊。挖掘中國的內需潛力，主要是提升民眾的消費水平，而不是重走投資老路。從短期來看，投資雖然能夠起到立竿見影的作用，但是帶來的後果就是產能過剩，這種模式在過去已經被證明越來越行不通，短期應急或許尚可，但長期來看終究要向消費型經濟轉型，唯有如此，才是中國經濟抵禦國際化退潮的出路。
從經濟學來看，一個國家的民眾如果不捨得消費，必然會帶來儲蓄率上升，大量的儲蓄最終會轉化成投資，大量的投資必然帶來產能過剩，當國內市場消化不了，就需要依靠國際市場，當國際市場大門關閉，這個國家的經濟就會陷入麻煩。長期以來，由於民眾不願意大力消費，我國的儲蓄率一直居高不下，始終保持在40%以上，為全球最高，全球平均水平大約為20%。中國人偏愛儲蓄，除了傳統文化影響之外，重要的原因在於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體系的不足，導致民眾對未來缺乏足夠的安全感。
當前中國經濟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既要有短期之內穩增長的手段，更要有長期結構轉型的勇氣，如果中國經濟能夠藉此危機完成轉型，不僅能擺脫全球化退潮的影響，更有可能在下一輪新的全球化浪潮到來時佔據更多的主動。
如果放在更長遠的歷史空間來看，這一次全球化退潮，並不意味著全球化就此歸於沉寂。從歷史上來看，全球化潮起之後就會伴隨著潮落，而潮落之後也還會再有潮起。我們正在經歷的這一輪全球化，就是在英國主導的第一輪全球化退潮之後，由美國再度推動的一輪更大規模的全球化。這一輪全球化退潮之後，也不排除將來還有再度興起的可能。懸念在於，主導下一輪全球化大潮的，將是哪一個國家？
從前兩次全球化大潮來看，主導全球化的都是當時世界上的最大經濟體，如果按照這個標準，對比當前世界上的主要經濟體，中國無疑是潛在人選之一。
以當前中國的綜合實力來看，當然還沒有主導全球化遊戲規則的能力，目前中國的經濟總量還不到美國的七成。以美國主導全球化的歷史來看，在“一戰”之後，美國其實就已經成為當時的世界強國，但是美國仍然恪守“門羅主義”的傳統，並不急於主導全球事務，直到“二戰”之後，美國成為當之無愧的頭號強國，才開始主動站出來，擔任了這一輪全球化的領軍人物。
以中國當前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實力，還不足以主導新一輪的全球化，那麼未來呢？過去幾年，國內乃至國際經濟學界有一個熱門話題，那就是中國經濟總量什麼時候能夠超過美國？按照美國一些經濟學家的算法，以購買力平價來計算，也就是重新計算匯率之後，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超過了美國，這種算法當然並不能當真。一個更普遍的算法是，如果中國GDP每年比美國高出3%，中國經濟總量大約在2032年超過美國，如果中國GDP增速每年比美國高出2%，這一時點大約對應著2040年。
但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國是否有足夠的實力，保證每年的GDP都可以超過美國。從過去幾十年來看，中國的確做到了這一點，但是疫情暴發之後，中國經濟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今年一季度經濟更是出現罕見的負增長，將來等待中國經濟的命運，到底是會成功超越美國成為頭號經濟體，還是像歷史上眾多曾經高速增長的國家一樣，在中等收入陷阱面前無法跨越？
這一輪全球化退潮，對於中國來說既是壓力也是機遇。從短期來看，中國曾經享有的全球化紅利可能會越來越少，經濟增長壓力會越來越大，但是隨著美國等發達國家在全球化戰略上逐漸收縮，如果將來第三輪全球化到來，也意味著中國擁有了更多的空間和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