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銘鑑是典型的知識分子形象。兩鬢斑白，眼袋略顯浮腫，常年戴著金屬邊框眼鏡。
他和文字打了一輩子交道。
1995年，郝銘鑑創辦《咬文嚼字》雜誌，這是當時全國唯一一份針對社會語文應用的刊物。炮火對準媒體、圖書、廣告、影視乃至名人學者的語文錯誤，“咬書咬報咬刊，咬天下該咬之錯；嚼字嚼詞嚼句，嚼世上耐嚼之文”。
2019年，病中的郝銘鑑在《咬文嚼字》開了一個專欄，計劃連載100期文章。文章只發表到第6期。
2020年4月2日，語言學家郝銘鑑病逝，享年76歲。
郝銘鑑生前照片。 受訪者供圖
創刊人
創辦《咬文嚼字》之前，郝銘鑑已是編輯出版界的有名人物。
從上海師範學院（上海師範大學前身）中文系畢業後，1968年，郝銘鑑被分配到上海人民出版社歷史編輯室，開始編輯生涯。至上世紀90年代，他的頭銜是上海文藝出版總社副社長，上海文化出版社總編輯。
“他完全可以不辦這份雜誌，安心當他的老總。”校讀專家王瑞祥說，有感於書報網絡上文字被誤用、不規範的字詞越來越多，力圖挑錯糾偏，郝銘鑑決定創辦《咬文嚼字》。在上海咬文嚼字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總經理王敏看來，這是出於一種文化責任和文化良知，“他堅信這本雜誌對淨化社會的文化環境是有益的”。
郝銘鑑曾辦一份內部贈閱的小報，專挑出版物文字差錯，寫作、編輯、排版、校對全都出自一人之手。當時，上海文藝出版總社的編輯幾乎人手一份。上海師範大學教授、曾任《咬文嚼字》編委的何偉漁說，那份小報，就是《咬文嚼字》的雛形。
籌備之下，《咬文嚼字》於1995年正式問世。刊名是一個貶義成語，郝銘鑑曾公開說這體現了編者的自信，“代表一種字斟句酌、治學嚴謹的態度。”
草創之際，這份32開、48面的月刊並不被人看好。王敏說，那時持懷疑態度的人很多：糾錯的東西能有多少？糾錯之後又如何？甚至有人預言，雜誌出不了三期編輯部就要關門。
雜誌徵訂狀況最初也很糟糕，全國只有五百多本。有人建議郝銘鑑改變市場定位，做中小學教輔讀物，郝銘鑑不為所動。
缺人手是另一個難題，整個編輯部只有兩個編輯。為了網羅人才，郝銘鑑花了不少工夫。王瑞祥與他相識於1993年的一個書展，當時王瑞祥已是業內有名的校讀專家，《咬文嚼字》創刊後，王瑞祥被“拉攏”過來擔任校讀，直到2000年初。
編輯部定期召開選題會，大家各抒己見，討論很激烈。何偉漁回憶，每到最後，大家都期待郝銘鑑的總結髮言。“他很聰明，常常有新的觀點和想法。”在郝銘鑑的策劃之下，《咬文嚼字》不時有驚人之舉。
創刊號上，他們讓讀者給雜誌挑錯，挑出錯誤獎勵100至1000元；他們批評漫畫家華君武畫作中的錯字；2000年，又“咬”了以王蒙為首的十二位作家。此外，他們還給春晚、《人民日報》等著名刊物挑錯，每年公佈“年度十大流行語”。
郝銘鑑也主辦過其他刊物，但在何偉漁看來，他在《咬文嚼字》上傾注的心血最多。他給雜誌擬定了一條廣告：“咬書咬報咬刊，咬天下該咬之錯；嚼字嚼詞嚼句，嚼世上耐嚼之文。”
他也曾公開說，“如果語言是條大河，《咬文嚼字》就該是河堤的守護者。”
郝銘鑑在《咬文嚼字》開闢的專欄原計劃更新100期，如今只更新到第6期。
工作狂
郝銘鑑在上海師範學院中文系讀書時，何偉漁是中文系教師。雖然沒教過郝銘鑑，但何偉漁已聽說過他，“他那時成績很好，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學霸’。”
兩人第一次見面是在“改革開放”初期。那時郝銘鑑已是著名的編輯，上海出版部門組織一個青年編輯進修班，何偉漁給學員們上現代漢語課，郝銘鑑教編輯出版學，兩人成為“同事”。
第一天上課時，何偉漁走進教室，發現郝銘鑑坐在後面旁聽。郝銘鑑說,大學期間學的語法知識“忘得差不多”，想借這個機會補一補。後來，每星期何偉漁的課，郝銘鑑風雨無阻，一課不落。
郝銘鑑曾被老領導評價“文武雙全”。何偉漁說，“文”指的是寫作能力，“武”則是口才。
每次給學生上課，郝銘鑑都不看講稿，侃侃而談，何偉漁說，“沒有一句廢話”。已經退休的《咬文嚼字》編輯韓秀鳳也記得，一般領導講話，下邊總有人喜歡開小差，可郝銘鑑幾句話，就能讓聽眾頃刻“入戲”。
“他的身上，有一種對語言、文字的天生敏感。”何偉漁說。
何偉漁曾去郝銘鑑家裡拜訪，幾乎每一次，郝銘鑑都在伏案工作。他的妻子說，郝銘鑑工作起來不分白天黑夜，“把書房當作辦公室”。
這個師友眼中的“工作狂”，待人謙遜恭敬。
儘管比王瑞祥大9歲，但郝銘鑑一直稱呼王瑞祥“王老師”。
相識幾十年，郝銘鑑多次邀請王瑞祥給年輕編輯講課。每一次郝銘鑑都在場，從頭聽到尾。王瑞祥十分感慨：“我去過不少學校講座，校領導中途離開是常有的事。只有他，每次都和觀眾坐在一起，從頭聽到尾，這是知識分子的真誠。”
王瑞祥十分佩服郝銘鑑的組織能力。他說，《咬文嚼字》創刊之時，編委都是有名的語言文字專家，每人擅長領域不同，郝銘鑑能人盡其才。後來成立上海出版物編校質量檢測中心，郝銘鑑手底下亦云集一批專家學者，為上海新聞出版局檢測上海市每年出版物的文字編校質量。
在王瑞祥看來，郝銘鑑召集了一批願意和他共事的專家，這是他能做出成績的一個關鍵原因。“郝老師有人格魅力，大家都願意和他相處。”
郝銘鑑生前照片。 受訪者供圖
引路人
在編輯出版界沉潛一生，郝銘鑑培養了一批業界人才。“這在編審界十分少見。”何偉漁說。
《咬文嚼字》現任主編黃安靖1999年來到這家雜誌社，從校對幹起，後來進入編輯部。他說自己一路走來，每次進步都與郝銘鑑有關，“我是他手把手教導出來的。”
嚴格要求、時常敲打，是郝銘鑑培養年輕編輯的方法。一旦出錯，他會不留情面地指出，這讓黃安靖在剛進《咬文嚼字》之時，一度自我懷疑。
早年，郝銘鑑交給他一部書稿讓他校對，黃安靖指出書中“漢桓帝”的“桓”寫成了“恆”。幾年後有一次，黃安靖拿著拿稿子給郝銘鑑，郝銘鑑讀稿子時，看到差錯，臉色忽然一黑，“我緊張得手抖，其實最初我是有些怕他的。”
郝銘鑑察覺到了他的情緒，轉而寬慰他別緊張，還提起了他之前改正“恆”字的事。
“我沒想到這樣一件小事他會記得。他後來告訴我，對我們年輕編輯比一般人嚴格，是因為我們是《咬文嚼字》的接班人。”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劉志基撰文回憶，當年他為《咬文嚼字》撰稿、改稿、組稿時，郝銘鑑通常在晚上打來電話，“所說的無非稿件，對我組的每一篇稿子的剖析，都能鞭辟入裡，甚至比我看得還細。”
劉志基寫道，郝銘鑑對稿子要求嚴格，可謂錙銖必較，甚至“吹毛求疵”。他往往要求一些成名的老師將稿子左改右改，甚至直接拿掉。
在黃安靖看來，郝銘鑑對團隊要求嚴格，專業上一絲不苟、不講情面。他的口頭禪是“不斷超越自己”，他要求編輯部不斷創新，做的內容不能和以前不一樣。
早年他招進《咬文嚼字》編輯部的三名年輕編輯，黃安靖在2013年接過他的衣缽，成為《咬文嚼字》主編；王敏如今是《咬文嚼字》公司總經理，也是上海出版物編校質量檢測中心的領導；楊林成則是《語言文字週報》的執行主編。
“這是他的天性，因為他把這當做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黃安靖說，自己如何理解編輯這個職位，如何做事，都是郝銘鑑言傳身教。“他塑造了我的職業觀念，是我編輯生涯的引路人。”
2019年春節期間，郝銘鑑勉勵王瑞祥，“正是風華正茂的時候，大有可為。”受訪者供圖
“啄木鳥”
“這八年中，我們沒有偷懶過一天，沒有敷衍過一次，視刊物如生命，視讀者為至友，在語文規範的長途中，留下一串淺淺的足跡。”王敏記得，《咬文嚼字》創刊八週年之際，郝銘鑑在合訂本上寫下這段感言。
在何偉漁、王瑞祥等人看來，這正是郝銘鑑最突出的業績——辦了《咬文嚼字》，維護漢語言文字的規範性和純潔性。
也因此，不少人把他比作語林“啄木鳥”。
疾病來得有些突然。2018年5月，郝銘鑑確診腎癌，已至晚期，當年6月動了手術。
黃安靖等人隔段時間便去看他，一開始他“精神狀態很好”，身體顯得健朗。每次去，郝銘鑑都很高興，要坐起來和他們聊《咬文嚼字》的事。沒想到病情後來迅速惡化。
黃安靖後來從家屬處得知，因為想給編輯團隊“留下好印象”，郝銘鑑有時候“硬撐著”。所以每次編輯們去看他時，他都做好準備，不輕易顯現出病態。
去年9月，何偉漁也隨編輯們看望郝銘鑑。當時郝銘鑑氣色不好，以往鏗鏘有力的聲音變得輕細。但故人重逢，聊得最多的還是《咬文嚼字》，“他很關心這本雜誌。”
生病之後的郝銘鑑並未停止創作。
他在自己的微信公眾號“郝銘鑑語文學堂”陸續發佈文章，至2018年9月才停更。他也在微博發文，辨析字詞，咀嚼文義。
何偉漁記得，病中的郝銘鑑還出席了一個講座，“一講就是3小時，最後人都受不了，我們都勸他別講。”2018年年底，《咬文嚼字》編輯部討論“年度十大流行語”，他也要來參加。
王瑞祥備覺遺憾。因為工作繁忙，他並不知道郝銘鑑患病。2019年春節，他給郝銘鑑發去短信祝福，郝銘鑑短信勉勵他：“王老師正是風華正茂的時候，大有可為”。
“現在我才意識到，那時候他疾病纏身，勉勵我其實是有深意。”王瑞祥說，無緣最後一面，讓他覺得十分遺憾。
2019年，郝銘鑑在《咬文嚼字》上開闢的小專欄，解答讀者提問，名為《百問百答》，原計劃出100期。專欄只更新至第6期。
4月2日，76歲的郝銘鑑病逝。
微博上，他這樣介紹自己：“一個編齡不短、編書不多的老出版人。一個熱愛教師工作、缺乏教學實踐的大學兼職教授。一個熱心語文規範、未經嚴格訓練的編外語文工作者。”
新京報記者 潘聞博
編輯 康佳
校對 盧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