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消費潛力巨大，農村市場不可忽視。這已經成為當下刺激或拉動消費的共識，也成為政策的新著力點。
不久前，國務院常務會議在確定支持新業態新模式加快發展帶動新型消費的5項措施時，明確指出，要“加強農商互聯農產品供應鏈建設”“加快農村商貿流通數字化升級”。“農產品供應鏈建設”放在五項措施之首的“推動新型消費擴容提質”中，足見其重要性；“農村商貿流通數字化升級”則作為“加快新型消費基礎設施建設”的內容之一，被置於五項措施之二，也表明這項基礎設施建設對拉動農村新型消費的重要性。
農村新型消費被高度重視，並非無緣無故。
數據顯示，2019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021元，增長9.6%，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6.2%；而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359元，增長7.9%，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5.0%，農村居民高出城鎮居民1.2個百分點，而從過去幾年情況看，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一直高於城鎮居民。比如，2014年至2018年，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比城鎮平均高1.4個百分點，最高為2.9%，最低為0.79%。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倍差一直呈現縮小趨勢。從邊際消費傾向來看，2010年以來，農村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總體大於城鎮居民，也就是說相較於城市居民，農村居民更願意把新增收入更多地用於消費支出。
在相當長時間裡，拉動農村消費，有關方面一直採取的是增加農民收入的方式，比如政府給予農民補貼或者實施家電下鄉、汽車下鄉等政策，就是通過變相增加農村居民收入的方式，提升農村居民購買力。不過，隨著農村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后，再使用家電、汽車下鄉等刺激政策，邊際作用將會下降。因此，轉換思路，尋找能更好挖掘農村消費升級潛力的新著力點，變得格外迫切。而此次緊隨全民數字化時代的消費新趨勢、新路徑，從新型消費切入，無疑可以讓農村消費潛力得到更好釋放。
眾所周知，新型消費是相較於傳統消費而湧現出來的新消費浪潮，也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居民消費升級後才出現的新現象。如果說傳統消費是以滿足基本生活需求為主，那麼，新型消費則主要是為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追求的需求。
正因為如此，新型消費不僅消費對象新，80後與90後已經成長為如今農村的消費主力人群，他們的消費追求、消費理念都與老一輩農村居民有著天壤之別，他們在消費過程中更注重展現個人價值追求，而非簡單滿足生活需要；消費方式新，注重消費過程中的互動，喜歡定製消費等；消費模式新，喜歡線上消費，消費領域從原有的實物消費加速向服務消費延伸。此次疫情防控期間，在線教育、在線醫療、遠程辦公、在線金融等新興服務全面暴發，非接觸式消費受到青睞，就是這一消費模式的充分體現。
雖然農村居民消費與城鎮居民消費並不完全相同，但隨著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續增長，新型消費需求也在快速增長。有些領域消費需求的釋放，甚至可以用“井噴”來形容。然而，與城鎮居民擁有較為完備的新型消費基礎設施不同，農村居民的新型消費需求難以充分釋放，更多是因為“堵點”沒有打通。
為了打通“堵點”，此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不僅提出，要“加強農商互聯農產品供應鏈建設”，還要“加快農村商貿流通數字化升級”，目的就是，一方面，要通過農商互聯農產品供應鏈建設，解決“農”是“農”、“商”是“商”的割斷格局，通過農商互聯，從根本上解決產與銷脫節問題，讓農民生產出來的農產品能順暢銷售出去，讓農民手中的農產品能更快變現，讓農民手中有錢可以消費，同時通過農商互聯，也可以讓商超裡的商品更加琳琅滿目，銷售的農產品品種更加豐富、品質更加優良，從而更好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對高品質農產品的消費追求；另一方面，要通過“加快農村商貿流通數字化升級”，不斷完善農村新型消費的基礎設施環境，既讓農村商貿流通的網絡在更大範圍內互聯互通，也可以通過大數據庫的建立，在大數據分析基礎上，實現商貿流通更加及時、快速，配送更加順暢、精準的目標，減少因為商貿流通信息不暢而造成的農產品庫存積壓變質或流通損壞，在數字化升級對農村商貿的賦能下，讓農村新型消費人群的消費需求能得到更好滿足，體驗更加良好，從而極大釋放農村新型消費潛力。
當前，我國正在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要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就意味著要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生產、分配、流通、消費更多要依託國內市場。顯然，要讓大循環更加順暢，就必須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特別是供給體系和國內需求要更加適配，而“加強農商互聯農產品供應鏈建設”“加快農村商貿流通數字化升級”，無疑可以通過打通“堵點”，讓農產品的供給和需求更加適配，通過完備的供應鏈和更高水平的數字化，帶動農村新型消費需求釋放，助力國內大循環格局更好更快地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