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一組數據，告訴我們今年一二季度的全國經濟形勢不容樂觀。
受疫情和全球經濟下滑影響，今年上半年我國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保就業任務尤其艱鉅。一項統計數據顯示，今年1—2月，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就業人數大幅下降至1139萬，較過去3年1368萬的均值，降幅高達16.7%，而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公佈，今年2月我國調查失業率為6.2%，為歷史新高。
工信部3月30日發佈的數據顯示，我國中小企業復工率達76％，從另一方面看，這同樣意味著至少還有接近1/4的中小企業面臨生存危機，而中小企業在我國經濟中貢獻了80%的就業。
自媒體爆款文章《疫情之後，何去何從？》中稱，“新冠致死率4%，而沒有收入，致死率100%”。此言貌似嚇人，但並非危言聳聽。
習近平總書記在4月8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強調，要堅持在常態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推進生產生活秩序全面恢復，抓緊解決復工復產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力爭把疫情造成的損失降到最低限度。
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為今後一段時間統籌協調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清晰判斷，提出了明確要求。
接下來的一個重要課題便是，如何在動態管理和統籌協調當中，精準把握“常態化”和“加快推進”二者的關係。
在今後的工作中必須堅持常態化思維，在疫情防控上保持適度壓力，堅持“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總要求，不鬆懈不麻痺不厭戰，進一步鞏固來之不易的抗疫戰果。
但同時，我們必須認識到，經濟社會是一個動態循環系統，我國的經濟社會生活不能長時間停擺，在確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復工復產“復消費”不能只做表面文章。 復工就是保就業，復產就是保經濟保民生。
民生，正是最大的政治。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分級管理、分類施策，有序有效加快推進復工復產，恢復生產生活秩序的全面恢復，已是擺在我們面前的迫在眉睫的任務。 這關係到百姓的飯碗和錢袋子，關係到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物質保障，關係到民生保障和社會穩定，關係到實現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關係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完成“十三五”規劃，關係到我國對外開放和世界經濟穩定。
根據中央的判斷，疫情防控常態化是長期趨勢，加快推進生產生活秩序全面恢復是總體要求。
二者有如一枚硬幣的兩面，並不矛盾。
我們的各級領導幹部和有關部門必須明白“統籌協調”和“動態管理”的精準要義，鬆緊適度，積極作為，不可一味在“0增長”上打轉轉、做文章，因噎廢食；不可以新的“硬核”代替舊的“硬核”、以新的一刀切代替老的一刀切；更不可只做表面文章，導致疫情防控常態化的同時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之風也“常態化”。
比如，北京市出臺了嚴格的疫情防控政策，規定自4月12日起，進京人員入住酒店，應持有7日內經當地核酸檢測呈陰性的健康證明，全國健康通行碼或北京健康寶認證為未見異常狀態，同時要按要求登記在京聯繫人，接受酒店健康管理。
北京作為首都，目前仍然是疫情防控重點地區，維持著一級應急響應，這一措施對堵住疫情防控缺口來說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外地人員來京公幹，當地醫院或檢測機構無法為個人開具核酸檢測呈陰性的健康證明，怎麼辦？那些沒有“單位”可以開介紹信和相關證明的個體企業、私營企業主，因公務原因必須來京出差，怎麼辦？新規之下，那些必須要出的差還出不出，那些必須因公離京或抵京的人怎麼辦，正常的全國性經營和商務活動怎麼搞？
還比如，復工復產人員如今正逐漸全面到崗，城市運行和防控舉措如何適應密集的人員交互？接下來中小學陸續復課之後，學校這一全新戰線的防控工作又如何有序開展？城市經濟必須繼續運轉，正常的生產生活必須要儘快恢復，而上述所有疑問，都需要在嚴格的防控措施下，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出臺更富操作性和可行性的細則加以保障配套。 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通知，要求持續解決困擾基層的形式主義問題。只有機械式規定和徒有其表的“檢查”“慰問”，缺乏實質性政策和可行性細則，最後的結果只能是像某些工廠那樣，開開電燈、工人上上班、做做樣子。
只有實質性紓困政策再多一些、常態化防控措施再靈活一些，才能破除“形式主義的復工復產”。
在疫情防控常態化的條件下加快推進生產生活秩序全面恢復，對各地和各部門來說都是一次全新的大考。
相比之前的嚴格防控，某種意義上，這場大考的難度更大，因為沒有先例可循，更沒有作業可“抄”。它不僅僅是“彈鋼琴”和“走鋼絲”那麼簡單，而是考驗著各級幹部科學治理、創新治理、精細治理的能力和敢負責、敢碰硬、敢擔當的精神，也是檢驗我們的各級幹部能否真正破除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之風的試金石。
只有優化細化完善疫情防控舉措，千方百計創造有利於復工復產的條件，實事求是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才能讓我們的經濟社會和生產生活不但要按下“重啟鍵”，更要能夠真正重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