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作者：楊伯江，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歷史進程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加速,日本、中日關係與國際體系、國際秩序一道經歷著深刻變動與調整。2020年8月底,安倍晉三宣佈因健康原因將辭去首相職務,“安倍時代”落下帷幕。“後安倍時代”,日本政壇能否保持穩定,抑或重現“十年九相”之亂象?中日關係能否延續2017年以來的改善向好勢頭,進而帶動區域合作逆勢向前,抑或陷入“漂流”甚至再度面臨動盪起伏?為深入剖析日本政權交接及其深刻外溢影響,本刊特邀相關領域八位知名專家分別從政治、經濟、外交、安全及中日關係角度展開分析,以精闢觀點分享廣大讀者,同時推動相關問題的進一步深入研究。
日本政治領域,張伯玉在《後安倍時代的開啟:自民黨總裁選舉的政治學分析》中指出,安倍的支持是菅義偉人氣飆升的關鍵,安倍對日本未來政局仍將保持很大影響力。徐萬勝在《安倍之後:日本政局走向的不確定性增加》中指出,雖然目前難以斷言“安倍之後”的日本必將出現內閣更迭頻繁的狀況,但在制度規定、政治生態及政策路線層面上,誘發內閣再次更迭的各種潛在因素滋長,從而導致日本政局走向的不確定性增加。
日本經濟領域,徐梅在《安倍首相辭職與日本經濟》中指出,在日本國內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經濟處於低迷的情況下,日本宏觀經濟政策的大方向不會改變,安倍的繼任者將繼續實施寬鬆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賀平在《後安倍時代的日本經濟外交》中指出,相比安倍執政時期引人注目的進展和成績,後安倍時代的日本經濟外交具有諸多變化發展的可能性。
日本外交與安全領域,呂耀東在《後安倍時代的日本外交:變數及走向》中指出,菅義偉是頗具過渡色彩的人物,以“俯瞰地球儀外交”“積極和平主義”為代表的安倍對外政策與理念,將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繼續為日本政府所沿用。吳懷中在《後安倍時代的日本安全保障戰略》中認為,日本政府在安保政策上的兩大政策指向,即軍事安全的“正常化”與“攻擊轉型”、經濟安全的“政治化”與“戰略化”,即便形式與程度可能有所調整變化,但在新政權下得以繼承和延續將是大概率事件。
關於中日關係,劉江永在《後安倍時代的中日關係面臨新考驗》中指出,菅內閣或許是“沒有安倍的安倍內閣”,其對華政策仍將帶有兩面性。在中日釣魚島主權爭議上,菅內閣很可能繼續採取安倍內閣的對華強硬立場,但同時也必須給自身穩定執政留有政策迴旋餘地。盧昊在《後安倍時代的中美日三邊關係》中指出,菅政府在穩固權力基礎之後,會在繼承“安倍路線”的同時逐漸體現自身政策特色,包括:在中美之間做選擇的時候,可能表現出較以往稍強的平衡感與務實度,並有重點地進一步拓展周邊外交;對華關係上,將維持協調基調,但在溝通中將“積極表達日本主張”。
後安倍時代的開啟:自民黨總裁選舉的政治學分析
作者：張伯玉，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再次以身體健康問題突然辭職,長期執政的安倍政府落下帷幕,日本政治進入安倍影響力將長期存在的後安倍時代。由此出現的安倍繼任者之爭,很快形成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明顯佔優的趨勢。從形式上看,“繼承安倍政治”是菅義偉獲得壓倒性支持的大義名分,實際上這是自民黨內以細田派和麻生派等為代表的主流派不希望在國民中擁有高知名度的反安倍“鬥士”、自民黨前幹事長石破茂成為安倍繼任者,以“摧毀石破”為第一要義進行應對的結果。菅義偉政府到底是過渡性質的,還是會在2021年9月的黨總裁選舉中再贏得一個任期,存在不確定性。
一、圍繞自民黨繼任總裁選舉方式存在爭議
2020年8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宣佈辭職,卸任自民黨總裁。鑑於新冠肺炎疫情,以二階俊博幹事長為代表的自民黨執行部主張採取緊急狀態下實施的臨時選舉方式。根據自民黨黨章第二章第一節第六條第2款和第3款的規定,“在任期中間總裁出現空缺的情況下,原則上要根據總裁公開選舉規則的規定舉行選舉。但是,緊急情況下可以由兩院議員大會選舉繼任總裁。選舉人由兩院議員和都道府縣各支部聯合會派三名代表組成。”根據該規定,選舉人由394名自民黨議員和47個都道府縣支部聯合會代表141人組成,總計535人。該選舉方式便於黨內派系勢力在繼任總裁人選的決定中掌握主導權,對黨內支持基礎雄厚的候選人有利。
與此相對,除自民黨前幹事長石破茂外,以環境大臣小泉進次郎、自民黨青年局局長小林史明為代表的年輕議員則要求採取“全規格”選舉方式。所謂“全規格”選舉方式,是自民黨總裁任期屆滿舉行的選舉方式。《自民黨總裁選舉規程》規定:“總裁由自民黨所屬國會議員、黨員、自由國民會議會員以及國民政治協會會員投票公開選舉產生,即由議員投票和黨員投票產生。”按照該規定,國會議員票和黨員黨友折算票是對等的,即自民黨有多少國會議員,黨員黨友投票後折算出來的黨員“折算票”就是多少。在“全規格”選舉方式下,自民黨國會議員票為394張,所以黨員“折算票”也是394張,這意味著黨員黨友票在總裁選舉中的比重大幅提高。該選舉方式對黨內支持基礎薄弱,但在國民中有高知名度的候選人有利。自民黨現任及歷任青年局局長於8月31日在自民黨總部向二階俊博幹事長提出要求實施黨員投票的請願書,包括選舉對策委員會委員長下村博文在內的145名國會議員和22個都府縣地方議員等400人在請願書上署名。9月1日,堅持“廣泛聽取意見是民主應有姿態”的小泉進次郎甚至闖進正在討論決定選舉方式的自民黨總務會會議室,明確表達自己的主張。但是,自民黨總務會最終還是決定採取臨時選舉的總裁選出方式。
二、無派系候選人菅義偉擁有壓倒性優勢
8月29日,一直堅持“完全沒考慮競選總裁”的菅義偉向二階俊博表明將出馬競選總裁的意向,並獲得二階派支持。之後,麻生派以及自民黨內最大派系細田派等主要派系相繼表示支持跟進。截至8月31日,包括20名無派系議員在內,支持菅義偉的國會議員已經達到國會議員數的一半以上。
總裁選舉在菅義偉、岸田文雄和石破茂三人之間進行。9月1日,細田派有意參加總裁競選的下村博文、經濟再生擔當大臣西村康稔以及幹事長代理稻田朋美宣佈放棄競選,無派系的前總務大臣野田聖子也決定不參加競選。7隨後,屬於麻生派的防衛大臣河野太郎和竹下派會長代行、外務大臣茂木敏充也放棄競選。
自民黨議員派系歸屬情況如下:細田派98人、麻生派54人、竹下派54人、二階派47人、岸田派47人、石破派19人、石原派11人。此外,還有無派系64人,其中有各種“組”,如前幹事長谷垣禎一的“谷垣組”,菅義偉也有自己的“菅組”。9月1日,竹下派和石原派也確定支持菅義偉。至此,除石破派和岸田派外,自民黨七派系中有五派支持菅義偉,加上菅義偉自己的“菅組”,七成以上的國會議員支持菅義偉。換言之,僅從國會議員票來看,菅義偉所獲支持就已經超過包括141張都道府縣支部票在內的全部選票(535票)的過半數8,菅義偉就任日本下屆首相已無懸念。
安倍的支持是關鍵。為阻止批判安倍政府的石破茂上臺執政,安倍一直有意讓岸田文雄成為自己的繼任者。2019年12月29日,安倍在接受電視臺採訪時首次公開明確談及繼任總裁人選。在採訪中,安倍不僅再次否認“四選”的可能性,還以岸田文雄、茂木敏充、菅義偉和厚生勞動大臣加藤勝信的順序提及繼任總裁人選。但是,自民黨內外對岸田繼任總裁的期待一直不高,各種輿論調查統計數據顯示其在國民中的支持度遠遠低於石破。尤其是岸田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表現,讓安倍對岸田是否能戰勝石破產生了疑慮。8月28日安倍宣佈辭職後對身邊的人明確表示“接下來想交給菅”,該意向最遲在8月29日傳達給了菅義偉。實際上,安倍在辭職之前就曾表示,“要是能夠戰勝(石破),菅也可以”。安倍對菅義偉的支持是自民黨內各派系對菅義偉形成“雪崩式”支持的關鍵。
安倍今後仍將對日本政治保持很大影響力。日本新聞網(JNN)於9月5日和6日進行的輿論調查結果顯示,安倍內閣支持率比8月提高了27個百分點(62.4%),不支持率則降低了26個百分點(36.2%),安倍內閣末期支持率甚至超過了小泉內閣末期支持率(61.9%)0.5個百分點。關於安倍辭職時機的選擇,認為“妥當”的受訪者佔比為51%;對執政七年零八個月的安倍政府的實際功績,給予“高度評價”和“某種程度評價”的受訪者總計達71%;自民黨支持率也提高了11個百分點(43.2%),創安倍再次執政以來的最高紀錄。總之,日本國民對長期執政的安倍政府的總體評價是肯定的,這無疑有助於安倍繼續在自民黨內保持影響力。
三、石破和岸田的“第二位”之爭
石破茂和岸田文雄雙方都關心總裁選舉的排名,如果在選舉中屈居末位,則再次挑戰總裁選舉將處於不利之地。從國會議員票來看,支持石破的國會議員主要是石破派和無派系議員,總計約有25人;支持岸田的國會議員主要是岸田派和谷垣組的部分議員,大約有55人。雙方都在地方票中尋找出路,試圖通過“地方票來體現存在感”。尤其是對第四次競選總裁的石破茂來說,“這次如果地方票沒有增加而成為第三位的話,有可能是最後一次競選總裁”。因為在前兩次總裁選舉中,石破茂在地方票的競爭中表現都很出色。而對曾被安倍視為“中意繼任者”的岸田文雄來說,不可否認的是“即使被安倍拋棄,如果地方票只能拿到個位數而成為第三位的話,也很難東山再起”。出於這個原因,岸田派竭盡所能地通過對無派系的“浮動票”和支持菅義偉陣營的國會議員做工作,無論如何也想確保80票以上。47個都道府縣聯合會(簡稱“縣聯”)中,有44個都府縣聯舉行了預選;此外,秋田縣聯決定將三票都投給菅義偉,北海道和新潟縣分別實施黨員意向調查和問卷調查,北海道聯根據黨員意向調查結果採取“勝者全得”的方式來分配選票,新潟縣聯決定以調查結果為基礎、由縣聯幹部決定選票的分配。44個舉行預選的都府縣中,有7個都縣採取“勝者全得”的方式分配選票,36個府縣採取頓特式分配方法,奈良縣則採取給第一位候選人2票、第二位候選人1票的方式。在菅義偉國會議員票和地方票均優勢顯著以及各派系加強對所屬議員控制的情況下仍若隱若現的“反對菅義偉的票”的去向,成為石破和岸田陣營關注和爭取的焦點。
四、草根出身的菅義偉能否給日本政治注入獨特、新鮮的內涵?
對安倍超長期執政的業績,有不同的評價,褒貶不一。但無可爭議的是,安倍不僅打破了日本憲政史上桂太郎前首相保持的合計執政時間最長的紀錄,還打破了佐藤榮作前首相保持的連續執政時間最長的紀錄,而且這一紀錄未來也可能很難被超越。從戰後日本政治史來看,長期政權之後迎來的或是短期政權,或是自民黨下野,如佐藤之後自民黨內激烈的權力鬥爭與兩年一換的政權,中曾根康弘卸任六年後迎來自民黨下野,小泉純一郎卸任三年後自民黨再次失去執政權。安倍長期執政之後,是否也難以擺脫這種趨勢?在全球化與逆全球化博弈及中美兩大國博弈等激變的國際環境中,在父子首相、祖孫首相頻出的世襲政治成為常態的日本政治生態中,日本將再次迎來草根出身的平民首相。田中角榮前首相“數字即力量”的政治哲學給日本政治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菅義偉將給日趨保守的日本政治注入獨特的、新鮮的內涵,還是隻能在大的執政方向上繼續沿襲安倍鋪就的內政外交路線而難以拓展其獨特性?或許後者的可能性更大。
安倍之後:日本政局走向的不確定性增加
作者：徐萬勝，戰略支援部隊信息工程大學教授
2020年8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宣佈由於健康原因將辭去首相職務,自2012年12月以來連續長期執政的安倍內閣即將終止。這意味著日本政局正進入“安倍之後”的新發展階段。
從歷史經驗來看,在日本戰後政治史上,從未有過兩個長期執政內閣相互連接的情況,在某內閣長期執政結束之後,日本政局演變均表現為進入內閣更迭頻繁階段。雖然目前尚難以斷言“安倍之後”的日本必將出現內閣更迭頻繁的狀況,但在制度規定、政治生態及政策路線層面上,誘發內閣再次更迭的各種潛在因素“滋長”,從而導致日本政局走向的不確定性增加。
一、繼任首相將面臨多重選舉考驗
在安倍宣佈辭職後,執政的自民黨決定通過黨總裁選舉的方式來確定繼任首相人選,將於9月14日召開參眾兩院議員總會進行黨總裁選舉投票。隨後,新的黨總裁將被執政黨佔據多數議席的國會指名為首相。但是,對繼任首相而言,此次黨總裁選舉僅僅是其面臨多重選舉考驗的一個開端。
在未來兩年裡,繼任首相將面臨密集的多重選舉考驗,且均事關其去留。首先,繼任首相將面臨日期待定的眾議院選舉的考驗。根據日本憲法相關規定,眾議院選舉結果將直接決定內閣的進退,且首相可決定提前解散眾議院舉行選舉。由於本屆眾議院議員任期至2021年10月屆滿,這意味著繼任首相將面臨或任期屆滿、或提前解散眾議院進行選舉的考驗。其次,繼任首相將面臨2021年9月再次進行黨總裁選舉的考驗。由於執政的自民黨實行“黨總裁首相一體制”,繼任首相作為自民黨總裁,其任期為安倍總裁任期的剩餘部分,至2021年9月期滿,僅僅一年時間。屆時,自民黨將再次通過黨總裁選舉來確定首相人選。最後,繼任首相將面臨2022年7月參議院選舉的考驗。與眾議院選舉不同,參議院選舉雖在憲法層面上不“直接”決定內閣的進退,但其投票結果仍對自民黨政權的穩定性產生重大影響。在自民黨的執政實踐中,黨內已形成了總裁(即首相)應承擔參議院選舉慘敗的責任而辭職的慣例。
在上述各種選舉中,自民黨總裁選舉與參議院選舉的日期是確定的,唯有眾議院選舉尚有賴於繼任首相的政治決斷。在日本,由於2021年上半年例行國會需要完成年度預算案等國會立法,加之考慮到舉辦夏季奧運會與實施9月自民黨總裁選舉等政治議程,繼任首相在2020年下半年選擇有利時機提前解散眾議院並舉行選舉,將是大概率事件。對執政黨而言,這或許是日本舉行眾議院選舉的“時間窗口”與機遇期,不僅符合以往通常在下半年舉行眾議院選舉的政治慣例,也可有效利用廣大選民對繼任首相剛上臺的“政策期待”,趁重組的在野黨勢力尚立足未穩之際,力爭取得更好的選舉業績。自民黨的眾議院選舉業績如何,將對繼任內閣執政的穩定性產生直接影響。
二、黨內權力鬥爭與朝野抗爭均將加劇
在自民黨內部,安倍的辭職是“安倍一強”支配體制的徹底終結,預示著黨內權力結構正在重構。為爭奪首相位置,在官房長官菅義偉、政調會長岸田文雄與前幹事長石破茂三人之間展開了自民黨總裁爭奪戰。其中,菅義偉在宣佈參加競選後,迅速獲得了自民黨內七個派系中五個的支持,事實上已早早鎖定“勝局”。顯然,這是自民黨內各派系相互妥協與平衡的結果。在當選後,如何分配黨內及內閣中的重要職位並避免權力紛爭,同樣需要菅表現出更加高超的派系平衡技巧。
而且,黨總裁與首相的位置由現年65歲的安倍傳給71歲的菅,導致自民黨內年輕一代實力政治家繼續“積壓”,並未能在世代交替的意義上實現真正的權力“交接班”。毋庸置疑,從安倍時期就已“積壓”多年的年輕一代實力政治家,為了“輪流坐莊”以實現個人的首相任職志向,必將合縱連橫而展開新一輪權力鬥爭。並且,與歸屬或統率某一派系的岸田文雄、石破茂等實力政治家相比,菅此前在自民黨內屬於無派系,因此在缺乏自身所屬派系強力支持的背景下,菅作為黨總裁對黨內權力鬥爭的掌控是頗為困難的。
在自民黨外部,以實現“政權交替”為目標,在野黨勢力也正在重新集結。就在自民黨展開黨總裁競選之際,兩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與國民民主黨計劃於9月10日進行投票,決定合併後的新黨黨名與黨首人選。新組建的政黨作為第一大在野黨,將致力於通過國政選舉來不斷擴充黨勢,以期重現類似2009年自民黨下臺、民主黨上臺的“政權交替”願景。儘管在朝野政黨之間能否實現“政權交替”的願景尚無法預測,但隨著在野黨勢力的重新集結與安倍的辭職,自民黨與在野黨勢力對比的“一強多弱”政黨格局恐將發生改變,朝野政黨在國會立法層面上的抗爭力度亦將不斷加大。
三、安倍路線的繼承及其限度
在安倍內閣執政時期,作為官房長官的菅義偉是安倍的“大管家”。在安倍辭職後,作為首相候選者的菅又以安倍路線的“繼承者”自居。
在長期執政過程中,安倍內閣形成了以“安倍經濟學”、“印太構想”、安保法制建設、積極主張修憲以及官邸主導決策等為核心內涵的所謂“安倍路線”。在安倍卸任首相之際,如何認知安倍路線的功與過,在自民黨政權內部存有分歧。例如,在黨總裁選舉過程中,菅表現出對安倍路線的全面繼承姿態,岸田傾向於進行局部調整,而石破則採取了一種批判立場,他們也分別代表了三種不同的認知。顯然,如若石破當選,安倍內閣的許多政策都將改弦易轍。
應當承認,菅義偉提前鎖定“勝出”,與其作為安倍路線繼承者的政治姿態密切相關。對於以安倍為首的自民黨高層而言,將總裁之位穩妥地傳給菅,是為了最大限度地保護安倍內閣的政治遺產。對於菅個人而言,只要其強調繼承安倍路線,就可暫時獲得安倍系的黨內勢力支持。保持政策的連續性,既是菅贏得選票的“招牌措施”,也有利於消除黨內外在權力交接過程中可能出現的不安感。
問題的關鍵在於,僅僅依靠繼承安倍路線,是否就能滿足日本國家發展及自民黨執政的戰略需求 2020年初以來,日本政府對內面臨著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與恢復經濟增長的困境,對外面臨著中美戰略博弈與國際秩序重構的課題挑戰,恐難以完全依賴安倍路線進行應對。並且,根據最近的輿論調查,日本國內半數以上受訪者均主張修正“安倍經濟學”,且認為沒必要繼承積極修憲姿態。因此,若菅在競選中勝出,隨著身份定位由內閣的“大管家”轉為“首腦”,他必須在施政過程中提出自身的政策主張,完成從“安倍路線”向“菅路線”的轉變,否則難以維繫執政地位。某種程度上講,“繼承”或許只是一種謀求權力平穩交接的策略,而“調整”則將是菅執政後的必然選擇。
總之,關於“安倍之後”,由於上述制度規定、政治生態及政策路線層面上的動盪誘因相互疊加,繼任內閣的執政難度加大,政局走向的不確定性增強。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內閣組建之初將調整內外政策,加之2020年下半年日本國內或將舉行眾議院選舉,以及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黨內政見分歧等因素相互交織,這可能對通過領導人訪日來進一步穩定中日關係發展的“時間窗口”造成牽制性影響。
安倍首相辭職與日本經濟
作者：徐梅，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一、日本經濟陷入衰退,當前復甦勢頭微弱
2020年9月8日,日本內閣府發佈第二季度經濟速報修正值,4—6月份日本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環比下降7.9%,換算成年率是-28.1%,為二戰後以來的最大跌幅,自2019年10月提高消費稅率後日本經濟已連續三個季度呈現負增長。其中,民間消費支出、企業設備投資分別下降7.9%和4.7%,出口下降18.5%,內需外需雙雙下滑。據日本政府的最新預測,2020年度日本實際GDP增長預期為-4.5%;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於6月下旬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也將2020年日本實際GDP增長預期下調為-5.8%。這意味著,安倍政府提出的“2020年名義GDP達到600萬億日元”的目標無法如期實現。
在新冠肺炎疫情擴散並廣泛影響生產和消費的情況下,日本企業收益普遍下降,豐田、索尼、日本航空等大企業紛紛下調2020年度營收預期,國內破產企業及失業人員數量明顯增加,家庭收入減少,民間消費萎縮。2020年5月,日本的失業率從1月的2.4%上升到2.9%,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降至-0.2%,通縮加劇。
由於疫情導致國際貿易環境惡化,2020年上半年,日本對外貨物貿易出口額下降了14%,進口額下降了10%,觀光旅遊等服務貿易遭受重創。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對華貿易明顯好於總體狀況,上半年對華貨物出口額和進口額在日本對外出口和進口中所佔的比重分別為21.0%和24.5%,中國繼續保持日本最大貿易伙伴的地位,在日本對外貿易總額中的佔比有所上升,表明中國也將是日本擺脫蕭條、促進疫後經濟復甦難以忽視的龐大市場。
隨著2020年5月25日日本全面解除緊急狀態、復工復產擴大以及政府為應對疫情而實施的經濟政策逐漸顯現效果,日本經濟出現觸底回升跡象。6月,日本國內零售額同比降幅收窄,環比增長13.1%,工礦業生產指數環比上升1.9%,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失業率開始止跌趨穩,但勢頭較弱。8月25日,日本經濟再生大臣西村康稔表示,希望在2022年3月之前使日本經濟恢復到疫前水平。可見,日本經濟的疫後復甦會是一個緩慢過程。
二、經濟衰退和安倍辭職,並不意味“安倍經濟學”失敗
隨著2020年8月28日安倍晉三首相因健康問題而宣佈辭職,“安倍經濟學”的成敗再次成為廣泛熱議的話題,質疑和批評安倍及“安倍經濟學”的聲音不斷。誠然,安倍政府設定的GDP、通脹率、財政重建等政策目標屢次延遲,至今未能實現,國民對日本經濟增長缺少“實感”,國內通縮狀況持續,政府債務有增無減,但是如果以此全面否定安倍及“安倍經濟學”,未免偏頗。
回顧自安倍2012年底執政以來七年多的發展變化,日本經濟保持了近六年(71個月)的持續增長,2013—2019年,日本實際GDP年均增長率約為1.1%,明顯好於20世紀90年代初泡沫經濟崩潰後至2012年的年均增幅。安倍政府推行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釋放出大量流動性,助推了日元走低,從而促進企業出口和收益擴大,降低法人稅率則直接減輕了企業負擔。在各項政策措施的影響下,日本股市向好,到2019年,日經平均股價從安倍執政前的不到10000點上升到23000點以上;全國企業破產8383件,為泡沫經濟崩潰後的第二低點;失業率從超過4%降至2.3%,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由負轉正。另外,結構改革是“安倍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七年多來,安倍政府在促進勞動市場開放、女性就業、農產品貿易以及經濟夥伴關係協定(EPA)戰略、擴展和深化對外經貿關係等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提升了日本在國際經貿關係中的主動性。
橫向比較其他發達國家的經濟現狀,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發和蔓延,導致世界經濟陷入衰退,眾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出現負增長,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集體下滑。以2020年第二季度數據為例,英國經濟下跌20.4%,創下1955年有該記錄以來的最大跌幅;歐盟經濟下降11.7%,美國下降9.5%。在這種大環境下,日本經濟的降幅明顯好於歐美。
三、首相易人但政策方向暫不會轉變,未來經濟難題眾多
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安倍政府採取了取消年購債規模限制、擴大公司債額度、降低金融機構貸款門檻等措施,以保持充裕的流動性,營造易於增加企業融資的環境。鑑於日本經濟前景不確定,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表示,必要時將採取進一步的寬鬆政策。同時,安倍政府還推出了約117萬億日元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
在國內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經濟處於蕭條的情況下,日本宏觀經濟政策的大方向不會改變,安倍的繼任者將繼續實施寬鬆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除非日本國內通縮、失業及經濟狀況有了明顯改善。至於安倍政府積極推動的結構改革,也將是新內閣促進日本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重要抓手,有可能改變的僅僅是提法、細節內容和形式。目前來看,最有可能接替安倍擔任日本首相的是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他已明確表示,如果當選將延續安倍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努力促進日本經濟復甦。作為疫情下的一項經濟對策,菅義偉積極推動“Go To Travel”旅遊項目,希望通過旅遊業帶動交通運輸、酒店餐飲、零售以及製造業的恢復。
從當前形勢來看,無論誰繼任首相,新內閣在發展經濟上都會面臨諸多難題。首先,要控制國內疫情反彈,防止疫情給日本經濟帶來進一步下行的風險,同時大力促進國內就業及社會經濟活動的恢復,做好舉辦2021年東京奧運會的相關準備。其次,在2021年9月秋季大選之前,新首相組建的內閣很可能是一個過渡政府,政權不穩定會弱化投資者在日投資信心,其他國家和地區也會顧慮對日外交意向的可持續性。再次,外部市場的恢復還需要一些時間,加上日本嚴峻的少子老齡化形勢、居高不下的財政赤字、有限的宏觀調控餘地,以及中美博弈的長期化、籠罩國際金融市場和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均將考驗新內閣的執政能力。
後安倍時代的日本經濟外交
作者：賀平，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經濟外交是安倍晉三第二次執政時期最大的亮點之一,在經濟夥伴關係協定(EPA)和自由貿易協定(FTA)網絡構建、區域經濟合作和一體化倡議、對外基礎設施投資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比較令人矚目的階段性成就。這是安倍政府強勢政權和“官邸主導型”決策體系在對外經濟政策領域的重要表現。也恰因如此,在後安倍時代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格局和國內政局中,日本經濟外交有可能產生較大的反差和變化。從短期、中期、長期來看,大致可能呈現三個階段的演變趨勢。
首先,在短期內,繼任政府將大體繼承安倍政府的政策主張,推進部分尚未落實的前期動議。已勝券在握的菅義偉“蕭規曹隨”固然是意料之舉,後任的自民黨政權在經濟外交上也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已有的政策動能和機制慣性,基本延續安倍時期的政策路徑,只是節奏和速率會略有變化。
這其中,原定於2020年8月底結束主體談判、2021年1月1日生效的《日英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是近期最主要的一個議題,也有望率先取得成果,其象徵意義和後續的外溢效應不應低估。此外,在2020年底前結束“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談判、啟動“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的擴容等,均存在較大可能。這些議題的推進,有可能使菅義偉政府享受安倍政府留下的紅利,對日本經濟的復甦也有所助益。
其次,在中期內,日本的經濟外交有可能相對收縮。經濟外交與國內政治須臾交織,民主黨執政時期在經濟外交方面也不乏激動人心的政策主張,但基本停留於理念和口號,難以真正落實,已是明證。從進入21世紀之後日本歷屆政府的執政歷程來看,經濟外交的重大成績主要是在小泉純一郎和安倍晉三等相對長期政權下取得的。
高調的經濟外交是“安倍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側面,也得益於強勢政權的大量戰略資源投入,承擔了可觀的潛在成本。同時,這也是“官邸主導型”決策體系在對外經濟領域的集中體現,使其有能力補償某些受損的利益團體,甚至在必要時予以壓制。後安倍時代的日本領導人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協調各方,動態平衡和有效整合來自利益集團、社會團體、政官之間的不同聲音,這一點尚存疑問。但可以想象的是,如無法維持相對長期和穩定的執政基礎,其在經濟外交上的戰略意願和資源投入也將相應地有所減少。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背景下,力爭在恢復經濟和有效防疫之間取得平衡,是後安倍政權的重中之重。日本民眾對於安倍政府抗疫措施的正面評價只有30%左右,隨著疫情常態化的發展以及階段性的反覆,日本國內的不滿情緒可能不斷加劇。如果在秋冬季出現疫情大規模復發且應對不力,或日本經濟進一步低迷,在野黨和民眾的反對聲音有可能使菅義偉政府疲於應付,甚至得咎下臺。
遏制經濟衰退的頹勢、紓困中小企業、提振國民信心將是後安倍政權的當務之急。2020年第二季度日本經濟增長暴跌28.1%,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最低的一個季度。根據日本政府測算,東京奧運會延期帶來的經濟損失高達29萬億日元。而奧運會最終能否如期舉行、將以何種方式舉行,都仍是未定之數,其最壞結果所產生的經濟損失可能更為驚人。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安倍政府在針對個人的補貼、面向企業的就業調整補貼、聚焦中小企業的金融機構無息無擔保融資等方面投入了鉅額政府支出,在疫情未有根本性轉變的情況下,為維持政權穩定,這些政策在後安倍政權的初期極有可能繼續維持,甚至加碼。部分自民黨領導人提出的調整所得分配不公、重視地方經濟均衡發展等理念和倡議,也都需要大量的財政支持。這些議題都不是純粹的、孤立的國內經濟議題,既能夠與對外經濟政策形成有益的互動,也有可能在客觀上侵佔經濟外交的資源和投入。
最後,從長期來看,日本經濟外交的調適勢在必行。這既與經濟全球化進入一個深度調整期、中美對立態勢的複雜變化有關,也是日本在全球生產鏈、價值鏈中所處地位的必然要求,迫使日本重新思考自身的比較優勢和在國際經濟舞臺中的最佳角色。這一調適的目的在於趨利避害,即便無法實現利益最大化,也要力爭損失最小化。
一方面,“安倍經濟學”留下的一些後遺症,特別是“大膽的金融緩和”和“積極的財政政策”等所導致的長期負效應,需要後安倍時代的日本政府去承擔和消化。另一方面,在中美經貿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從口罩到汽車,日本在各條全球供應鏈上所面臨的風險有目共睹。因此,在維持乃至深化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同時,有效緩解現有生產佈局的風險、增強生產鏈的多元化和強韌性,將是日本對外經濟政策的重大課題。
日本經濟產業省為鼓勵本國企業產業迴流、轉移生產基地提供補助金,只是一時的刺激措施和嘗試之舉,但其背後所反映的趨勢值得關注。對日本而言,中國是近在咫尺的巨大市場和成熟的生產基地,美國是全球最重要的經濟體和戰略伙伴,這些基本事實在中短期內不會有根本變化。因此,如何在不同的國際經濟集團、利益框架、議題領域中長袖善舞,極大地考驗後安倍時代的日本領導人。超越靜態的橋樑作用,扮演起更為動態的鉸鏈和軸承作用,固然是理想的狀態,但在現實中也面臨諸多掣肘,需要反覆地試探乃至試錯。在數字經濟規則制定等近年來日本用力甚勤的若干重要議題方面,後安倍時代的日本領導人能否推陳出新,繼續在區域乃至全球起引領作用,也值得期待。
上述短期、中期、長期的三種演變趨勢並非首尾接續,而是重疊交錯、相互影響。同時,後安倍時代的日本經濟外交自然也非日本自身能夠完全左右,極大地受到美國政局、中美競爭等域外因素以及其他非經濟因素的影響。特別是擬議中的“經濟安保”將以怎樣的形式呈現,具有何種價值判斷和利益指向,深刻關係到日本經濟外交和中日經濟關係的走向。相比安倍執政時期引人注目的進展和成績,後安倍時代的日本經濟外交提供了諸多變化發展的可能性。
後安倍時代的日本外交:變數及走向
作者：呂耀東，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2020年9月,安倍晉三內閣的官房長官菅義偉提前鎖定自民黨總裁選舉“勝出”,將繼任日本新任首相,“後安倍時代”的大幕徐徐拉開。面對日本政壇突如其來的變動,國際社會開始對後安倍時代的日本國內外政策展開諸多猜測。在安倍的政治同僚中,也不乏標新立異、謀求勝選之人,但安倍為何對菅義偉格外看重,顯然是覺得將內政外交大權交給自己的“大內總管”更加放心。就外交領域而言,菅義偉是頗具過渡色彩的首位“後安倍時代”首相,很難在為期一年的短暫任期內為日本外交設定新航線。換言之,儘管“菅內閣”會根據國際局勢適當調整對外關係,但以“俯瞰地球儀外交”“積極和平主義”為代表的安倍對外政策與理念,將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繼續為日本政府所沿用。
一、安倍外交理念註定會影響“菅內閣”的對外關係
9月2日,菅義偉正式表示自己將參加定於14日舉行的執政黨自由民主黨總裁選舉,並表示“將竭盡全力去繼承安倍首相在任時全力推進的各項政策”,展現出“繼承安倍路線與方針”的姿態。具體到外交領域,菅義偉在自民黨總裁競選演講中就明確表示,要堅持安倍的“積極和平主義”外交政策與理念。
安倍在第二次執政時期提出了“俯瞰地球儀外交”、“積極和平主義”、“戰後日本外交總決算”、“價值觀外交”以及“戰略性外交”等諸多新名詞,足見其在外交領域是何等煞費苦心。從其外交遺產看,雖然安倍未能實現與俄羅斯簽署和平條約、解決朝鮮綁架日本人問題等“夙願”,與近鄰韓國的關係也齟齬不斷,但是,以穩固的日美同盟關係為前提,安倍通過構築同部分大國領導人間的良好個人關係及簽訂一系列雙邊、多邊經貿、防務協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日本的外交自主性。
尤為值得強調的是,安倍第二次執政時期在對華政策上出現了較為明顯的變化與反覆。即,從上任初期的對華遏制,到2018年前後努力改善兩國關係,再到近來就新冠肺炎疫情、5G、“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東海、臺海、南海及“五眼聯盟”等技術、安全領域問題批評、打壓中國。其主要原因是,身為日本新一代鷹派政治家的安倍,在外交領域始終帶有濃厚的實用主義色彩。他既可以按照“政經分離”的固有認知在政治、安保、技術等領域追隨美國遏制中國,也能夠順應國內外形勢變化使用派遣特使、視頻拜年等手段改善對華關係,以便維持兩國基本的雙邊貿易往來與人文交流。每當遇到諸如“森友學園醜聞”“加計學園醜聞”等國內政治危機時,安倍又非常習慣於通過實施出訪等外交活動來應對與排解。或許對安倍而言,熟悉的外交領域在某種程度上只是其挽救政治危機、實現長期執政的便捷工具而已。
菅義偉之所以能夠獲得自民黨內七大派系中的五派支持,顯然,安倍是背後推手。“繼位”的菅義偉,雖然強調自己參與了許多重大外交決策,有能力應對外交事務,但這些“打下手”的外交經歷,不足以為其提供應對當前複雜國際形勢的現實外交經驗,恐怕在短時間內難以徹底消除外界對其缺乏外交經驗的指責。為了彌補日本朝野上下的擔憂,菅義偉很有可能會留任安倍政府的“老班底”、外務大臣茂木敏充,啟用富有外交經驗的安倍側近出任要職,延續安倍的外交政策理念及路線。這也是報答安倍的最佳選擇之一。
二、“菅內閣”時期日本外交的“變與不變”
早年菅義偉與安倍就在處理“朝鮮綁架日本人問題”上相知相惜,如果說菅義偉不善外交,只是說他一直在官房長官的位置上給安倍外交事務“打下手”,如今他將走上前臺延續安倍既定外交路線,大有“蕭規曹隨”之意,亦不排除適度微調。
日本外交戰略既定的基本路線是:在日美同盟框架內強調不斷提高外交自主性,在地區甚至全球範圍內奪取主導權。鑑於此,即便後安倍時代的菅義偉首相能夠在妥善處理好國內事務的同時兼顧外交領域,也很可能仍延續安倍基於上述日本既定外交戰略的基本外交路線方針。
首先,以美國為基軸的外交傳統不會改變,若有變也只是加強與深化。站在菅義偉“看守內閣”的微觀視角,安倍留下的是以比肩“羅納德—康弘”關係的“唐納德—晉三”關係為表徵、被特朗普譽為“有史以來最好”的日美同盟關係。在2020年11月特朗普尚有望實現連任的情況下,菅義偉沒有必要也無餘力對日美兩國關係做出巨大調整。更何況,在8月31日舉行的日美首腦電話會談中,已經決定辭去首相職務的安倍依然同特朗普就未來構築導彈防禦體系等進一步深化日美同盟的具體問題交換了意見,這足以證明日本繼續鞏固日美同盟的決心。若站在更為宏觀的歷史視角,也不難發現,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不論出於自身政治生命考量,還是著眼於日本國家利益,絕大多數日本內閣首腦都將鞏固日美同盟關係作為處理對外關係的根本前提而少有逾越。新一屆日本內閣打破這一歷史慣性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不可忽視的是,新內閣從自身利益出發討好美國,可能會做出損害地區及周邊共同安全利益之舉動。
其次,為國內保守強硬路線服務的基本功能不會改變。在8月28日的辭職講話中,安倍用“斷腸之痛”形容其未能實現包括修改和平憲法在內的諸多政治目標的遺憾心情。的確,帶有右翼底色的安倍在任內一直致力於修改和平憲法,以便從根本上消除其對日本軍力發展的限制。在這一過程中,修憲與外交已經形成了互為表裡、相互促進的互動關係。就外交而言,修憲的作用在於為日本謀求國家利益最大化增添訴諸武力、進行軍事威懾的籌碼;就修憲而言,外交的作用則體現為對內渲染周邊威脅,為修憲尋找藉口,向外獲取國際理解,為修憲鋪平道路。可以預見,只要將修憲作為基本方針的自民黨繼續執掌日本政權,日本外交就會在其帶領下,堅定不移地為修憲這一國內保守強硬路線的主要目標服務。
最後,對於具體大國及周邊國家的既定方針不會出現大幅變化,只可能微調而已。既然已經決定繼續將日美同盟關係作為外交基軸,那麼日本同其他大國及周邊國家間關係勢必只能在這一框架內展開。具體而言,中日關係層面,固有的結構性矛盾加上中美關係的持續惡化,很可能導致新一屆政府延續安倍執政末期為迎合美國而回歸對華遏制的趨勢。日俄關係層面,以領土要求為底線的日本在締結和平條約問題上顯然難以做出讓步,兩國關係破局不易。日韓關係層面,日本既不會在“慰安婦”、島嶼爭端等歷史遺留問題上有所妥協,也不會在取悅美國等現實問題上出現鬆懈,兩國關係的未來歲月仍將在摩擦中度過。日朝關係層面,根深蒂固的上位心態、攫取利益的歷史傳統、被綁架問題與美國因素束縛的政策空間,共同決定了日朝關係難以在短期內實現突破。雖然菅義偉表明將繼續推進安倍的“戰後外交總決算”,但反思安倍內閣外交“成敗”,謀求依靠外務省官僚處理對外關係的微調已現端倪。
總之,在後安倍時代,日本外交將很難在短時間內打破安倍外交遺留的藩籬。這不僅印證了安倍歷史性超長期執政對日本造成的深刻影響,也意味著在未來一段時間的中日關係發展進程中,應當依然對安倍因素予以充分關注。
後安倍時代的日本安全保障戰略
作者：吳懷中，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進入2020年,日本在籌謀國家安全戰略方面顯示出新的動向。6月,安倍政府決定著手修改2013年制定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安全保障會議(NSC)負責具體推進討論和規劃,討論方向有三:代替陸基“宙斯盾”的導彈防禦系統;強化經濟安全保障,防止先進技術外流等;新冠肺炎疫情結束後的“後疫情”形勢對策。15安倍政府急於謀劃新安全戰略,動因是其認為依靠原有的“專守”方式和手段,已無法應對包括“導彈威脅”在內的周邊險惡環境;同時,新冠肺炎疫情重新定義了國家安全的內容和性質,凸顯出經濟安全的重要性。新安全戰略整合外交、安全、經濟等領域,具有國家戰略即大戰略特性。從種種動向研判,此次修改顯露的兩大政策指向——軍事安全的“正常化”與“攻擊轉型”、經濟安全的“政治化”與“戰略化”,即便形式與程度可能有所調整變化,在安倍辭職後的新政權時代得到繼承和延續將是大概率事件。
一、安全防衛政策的轉型與升級
安倍政府在2020年春夏之交開始著手修改2013年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中的傳統內容部分,對外表示將於9月前後拿出文本併力爭年內完工。日本急於調整安全防衛政策方向,理由是近年中國、朝鮮的導彈技術已取得大幅進步或突破,光靠“專守”及導彈防禦系統,已不足以保障日本的安全。這也是保守政治勢力和防衛族議員的共識。在當今複雜國際形勢下,日本此舉可能帶來系列重要影響。從種種動向研判,日本將謀求軍事安全政策的“正常化”與“攻擊轉型”。
2020年6月,日本防衛大臣河野太郎代表政府宣佈,因技術問題取消部署美國兩套陸基“宙斯盾”導彈防禦系統的計劃。隨後,安倍迅速宣佈有意修改日本的國家安全戰略及防衛指導方針,據此,日本NSC將就新的導彈防禦方式等領域進行重點討論。安倍政府推動戰略修訂的具體指向是,以陸基“宙斯盾”系統部署計劃停止為由,考慮擁有攻擊敵方基地能力即遠程打擊力量。其思路是,建立強大的常規威懾武力,以攻代守,以高效的進攻性手段達成新形勢下的有效威懾和反擊軍力。近年,日本政府要人及安倍本人已在多個場合表達了這種願望。實際上,日本自衛隊已擁有相當的打擊力量及精銳攻勢作戰能力,安倍二次執政以來在防衛領域不但大力解禁或鬆綁“軟件”,還大膽發展高精尖武器裝備等“硬件”。日本2018年版《防衛計劃大綱》提出“多域聯合作戰能力”構想,打造陸海空天電網“跨域作戰”,其追求目標已接近於“正常大國”水準。在此基礎上謀求更上一層的“攻擊能力”,其可能選項將有三種:巡航導彈、對地戰術彈道導彈、中遠程轟炸機加精確制導炸彈等。其中,巡航導彈(例如引進美國陸基版“戰斧”、空射版聯合防區外空地導彈等)的實現可能性較大,到位時間也可能較快。
可以看到,在軍事安全方面,正在討論的新戰略意圖實現重要禁忌事項的明文化、政策化與“正常”化,正面突破“專守防衛”國策。在美國對華戰略競爭與打壓持續發力背景下,美國可能會允許日本超越日美同盟框架下的常規防禦角色,包括討論獲得先發制人打擊能力的可能性。為了鞏固這一發展方向、敦促新政府就此進行推動,安倍在8月底宣佈辭職後即對外流露有意發佈“安保談話”的預告,有可能主張將擁有“對敵基地攻擊能力”以及陸基“宙斯盾”替代方案等納入新的安全防衛方針。截至9月上旬,在安倍接班人競爭中明顯處於優勢的是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其在多個場合已表示要繼承安倍“衣缽”。所以,以上安倍路線的延續具有很大的現實性。
二、經濟安全保障的強化與走實
此次疫情,某種程度上確實重新定義了國家安全的範圍和意義,日本認識到,國家安全和經濟利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經濟問題在國家安全思維中也極為重要。在疫情導致部分供應鏈紊亂和醫療衛生商品短缺的刺激下,日本內部加速展開關於減少對中國經濟依賴的政策辯論。儘管近年來日本與中國的關係逐步改善,但安倍政府仍認為需要“進一步採取措施,增強我們供應鏈的堅固性和韌性”。同時,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的背景、應對中美“脫鉤”的長遠考慮也是重要的刺激因素。2020年5月,特朗普政府出臺了一系列對華消極政策和措施,對日本國內的政策辯論走向也產生了重大影響:東京仍需與華盛頓站在同一陣線,將新的綜合安全戰略重點放在與中國的經濟競爭上。從當前的動向看,在經濟安保方面,需要注意日本有調整戰略並將經貿事務戰略化、政治化與安全化的傾向。
2020年春夏之交,日本NSC開始討論新的國家安全戰略,其中的重頭戲就是經濟安全戰略,具體由國家安保局下設的“經濟班”負責制定,目標是整合對外戰略中的各種經濟舉措,以確保國家經濟安全施策的一致性、統籌性和最大效力。安倍政府設想的經濟安全戰略五大支柱是:發展科學技術和保護敏感信息、保護領海和專屬經濟區的海洋權益、消除5G等下一代電信標準的潛在威脅以及打擊網絡襲擊、外商在日投資的出口管制制度和措施、開展基礎設施建設合作。16當今的大國競爭是一種綜合博弈,其中最重要的是經濟與科技領域,因為國家安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經濟成功和科技領先。許多國家已經意識到,需要改進政府治理能力,實施更明智的經濟治國之道,其中,日本可能是工業化國家中第一個實際改變其核心安全決策部門機能、使其專門關注經濟安全戰略和政策協調的國家。
日本政府在這方面已展示了很多的具體政策舉措。僅以2020年8月為例,就有:自民黨稅制調查會會長甘利明擔任本部長的政策小組“新國際秩序創造戰略本部”向政府建議,應強化對經濟、科技、教育的相關職能,加強與美英的情報交換;文部科學省意圖在國立大學設置管理出口的專業部門,以防止可用於軍事的尖端技術外洩;等等。除了政策文件修訂外,日本政府還加快修法以配合這一戰略調整進程,如2020年6月7日《外匯與外貿法》修正案生效,旨在進一步構建圍繞外國投資的經濟安全措施。同時,日本政府也正在繼續推進生產鏈、供應鏈迴歸國內,並逐步降低對華經濟依賴度,確保經濟上的戰略“自立性”。
9月5日,菅義偉在表明有意參選自民黨總裁後接受採訪時表示,“要重新認識依存於特定國家的產業鏈體制”,17強調他本人一直參與決策的經濟安全保障將保持現狀,以國家安全保障局為中心繼續研究對策。這也意味著,獲勝概率較大的菅如果當選,將繼承安倍政府推進包括產業鏈重組、對外技術管控等在內的經濟安保強化路線。
三、影響評估與趨勢前瞻
9月8日,日本自民黨發表總裁選舉公告,菅義偉、自民黨前幹事長石破茂和政策調查會會長岸田文雄三人正式提交參選申請。日本各界普遍認為,菅已得到五大派系的支持承諾,有望斬獲70%左右的選票。如果菅當選,其更多的是對安倍的繼承和延續,日本將總體呈現一種“沒有安倍的安倍時代”。當然,在內外因素作用下,其執政也不排除一些特色和新意,對安倍路線採取總體繼承、部分修正的做法。
菅如果當選執政,正如其本人所稱,將更加重視經濟安全。除產業鏈重組外,未來日本將可能在高科技領域追隨美國加強對中國的牽制,在涉及“國家安全”保障基礎的技術領域將採取嚴格管控政策。為此,日本政府未來可能出臺更具體、更嚴苛的相關政策與法律措施。實際上,作為全球主要經濟體,日本自2019年秋以來一直在加強經濟安全保障措施,例如對電力、軍事裝備、軟件等關鍵領域的投資與合作進行審查制度等,疫情則促使其進一步加大相關資源投入。這種新定義的安保及限制措施,揭示了日本在疫情大流行下對商業貿易的一種態度,容易使正常經貿交流產生障礙和挫敗感,也可能成為其他國家的負面仿效模板。其中,對華高科技的部分脫鉤、戰略產業轉移及供應鏈重組、規則和標準的競爭,也將持續影響中日經貿合作關係。當然,菅已表示要構築穩定的中日關係,對中日一般性的經濟合作、互利互惠的經貿往來持積極贊成態度。對以恢復經濟為要務的新政府而言,恐怕只能在經濟的自我安全保障與對外正常往來之間取得一定平衡,而不是走得過遠。
在美國日益強硬的要求及自身需求的推動下,後安倍時代的日本安全防衛政策進一步發生重大改變,應該是可以預見的結果。結合近期的動向看,日本安全防衛戰略調整的特徵將表現為進一步加強“自主防衛”18、強化日美同盟、施行安保站位“西移”(例如意圖加入“五眼聯盟”等)、組建中等強國和夥伴國合作網等,具體操作方向則體現在發展遠程打擊力量、高新邊疆安保能力建設、推動“中導”入日、積極介入地區安全事務(包括印太沿線、南海周邊)、夯實東海前沿戰場營設與部署要塞化等方面。當然,其實施進程並不會一馬平川,安倍所稱2020年底前確定新安全防衛戰略方略的目標未必能如期實現,這主要取決於形勢變化和兩種政治勢力的博弈結果。一方面,無論下任首相是誰,其面臨的最重要課題是控制新冠肺炎疫情和恢復經濟,再加上自民黨執政盟友公明黨的牽制,在安全防衛領域提出過於大膽突進的新方針的政治條件並不成熟;另一方面,如果菅上臺,由於其在黨內缺乏強力固定的支持基礎,為選舉或執政,向急於變更政策的少壯鷹派及保守勢力做出讓步或無法“按住”這股勢力的圖謀及作祟,也不是沒有可能。因而,綜合而言,新政府對待上述安倍路線,進行一種折中或部分實施的可能性更大一些。19
後安倍時代的中日關係面臨新考驗
作者：劉江永，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教授
2020年9月,隨著安倍晉三因病辭去日本首相職務,日本政局迎來重大變動。這與其說是“後安倍時代”的到來,不如說是日本“幕後安倍時代”的開啟。安倍保留了國會議員身份,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臺。在這一背景下,中日關係未來的發展再度引人矚目。這裡僅從以下幾個重要因素做一觀察和分析。
第一,安倍時代對華政策調整與中日關係現狀。安倍的對華政策充滿內在矛盾。從2006年起,安倍兩度執政,其對華策略調整經歷了四個不同的階段。第一階段,安倍2006年首次上任後沒有參拜靖國神社而是迅速實現訪華,改變了小泉純一郎任內因參拜靖國神社導致中日領導人交往中斷的局面。第二階段,安倍2012年底再度執政後於2013年底參拜靖國神社,使野田佳彥內閣“購島”事件後惡化的中日關係如雪上加霜。第三階段,從2014年起,中日雙方達成四點原則共識,安倍不再前往參拜靖國神社,兩國努力謀求釣魚島海空危機管控,通過多邊國際會議恢復了首腦接觸。2017年以來,特朗普執政之初中美關係呈現改善趨勢,在中日雙方努力下,以中日兩國領導人互訪為標誌,中日關係重返正常發展軌道;2019年6月,習近平主席出席20國集團大阪峰會,似乎是這一階段中日關係恢復的頂點。第四階段,2020年3月以來,伴隨中美關係趨於惡化,日本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安倍對華政策緊隨美國,開始倒退。同年5月,美國發表對華戰略方針報告,系統提出美國“全政府”(WOG)對華打壓戰略,安倍內閣也開始同中國拉開距離。日方邀請習近平主席2020年4月訪日因疫情影響而延期,日本自民黨內藉口釣魚島問題、香港問題等出現反對中國領導人訪日的不和諧聲音,原安倍內閣防衛大臣河野太郎甚至公然把中國稱為“威脅”,直至安倍辭職前中日兩國領導人之間未通電話,中日關係明顯“從溫到涼”。
毋庸諱言,菅義偉執政前後的中日關係出現了濃重的陰影。在政治關係方面, 2020年以來,日本一直積極協助臺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出席世界衛生大會(WHA);李登輝去世後,安倍首相委託前首相森喜朗率團赴臺弔唁;“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出臺後,菅義偉曾表示擔憂。在安全戰略方面,安倍積極推動“日美澳印四國聯盟”,形成對華地緣戰略牽制。在中美競爭加劇的情況下,日本進一步強化日美同盟,並放風稱願加入“五眼聯盟”。在中國同印度發生邊界衝突後,日印締結《物資與勞務互換協定》。在經貿合作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導致中日貿易一度大幅下滑,中國赴日遊客急劇減少;日本政府效仿美國,禁用華為5G產品,並斥資鼓勵部分日本企業從中國撤資。在人文交流方面,安倍內閣擬定的“2020綜合創新戰略草案”提出,強化赴日留學生和研究人員審查,限制外國科研人員訪問日本有關敏感大學及科研機構。這些做法均屬前所罕見,必定會對中日關係產生消極影響。
第二,後繼內閣或許是“沒有安倍的安倍內閣”,其對華政策仍將帶有兩面性。首相繼任者熱門人選菅義偉在自民黨內屬於無派系政治家,曾是安倍內閣忠實的“大管家”,其之所以有望成為自民黨總裁和日本首相,離不開自民黨內最大派系“細田博之派”即安倍派和安倍本人的青睞與支持,未來其決策註定受到無形制約。菅義偉本人曾是安倍內閣內外決策的直接參與者,堅持安倍的修憲路線;他宣佈將貫徹安倍內閣的政策,並非是所謂不得已之舉,而是具有高度的“自覺性”,他是安倍信得過的人。
在歷史問題上,儘管菅義偉本人未必會參拜靖國神社,但其內閣成員有可能前往參拜。在中日之間釣魚島主權歸屬認知爭議上,菅義偉內閣很可能繼續採取安倍內閣的對華強硬立場。與此同時,菅義偉也必須給自身穩定執政留有政策迴旋餘地。例如,在對外政策方面,菅義偉表示,要在堅持日美同盟的基礎上,穩定同中國、俄羅斯的關係。這是因為,菅義偉雖獲自民黨各大派支持極有可能登上首相之位並暫時穩坐江山,但若他在2021年9月自民黨總裁選舉之前內外政策出現重大失誤,也可能被換馬。
第三,2020年11月美國大選後的中美關係可能對中日關係產生新影響。儘管中美矛盾對中美關係的影響是長遠的,但兩國之間仍有共同利益,美國不同領導人也會採取不盡相同的內外政策。無論安倍晉三還是菅義偉,都不能不密切關注美國大選結果並努力建立日美高層之間的良好個人關係。如果特朗普連選連任,菅義偉在安倍原有政策軌道上推行對外戰略和對華政策的可能性較大。日本決策層認為,中美關係惡化將迫使中國更加重視日本,日本沒必要對華做出讓步或主動謀求改善關係,反而可以從中漁利。相反,如果拜登獲勝,近期內中美關係可能出現調整,對日本來說不確定因素將增多,估計日本領導人將首先要求拜登表示釣魚島適用於《日美安全條約》第五條,從而塑造對日本有利的中美日三邊關係戰略格局。
無論特朗普能否連選連任,都可執政到2021年1月20日,在特朗普任內,菅義偉內閣將繼續同美國加強戰略合作及對華政策協調。其中,可能對未來中日關係產生重要影響的主要因素包括:(1)菅義偉內閣是否批准在日本部署美國中導系統?(2)日本是否加入以美國為首的“五眼聯盟”情報系統?(3)日本是否繼續與美國加強軍事合作,與中國爭奪釣魚島?(4)菅義偉是否繼續推進對抗中國的“美日澳印四國聯盟”?(5)菅義偉是否通過安倍渠道與蔡英文當局加深關係?(6)日本是否繼續夥同美國干預南海,推進所謂“印太構想”?
第四,中國的發展與外交努力對中日關係也具有重要影響。中國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社會主義發展中大國,推進和發展中日兩國世代友好是中國的既定外交方針。中國是仁愛之邦,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針對日本政府、民間和地方友好城市向中國提供的捐贈防疫物資,中國媒體都給予了積極報道;當日本疫情蔓延時,中國政府、民間、在日華人華僑又以各種方式向日方捐贈了更多數量的防疫物資。中國是法治國家,堅持根據《聯合國憲章》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等一系列國際法規則處理兩國的關係。中國希望中日兩國共同遵守四個政治文件確立的兩國關係各項原則,推進與新時代相契合的中日關係。
中國是第一個走出新冠肺炎疫情陰霾並恢復經濟增長的國家,這將為中日經貿回升創造有利條件。據日本財務省統計顯示,2020年5月日本出口總額同比減少28.3%,其中對美出口減少50.6%,而對華出口僅減少1.9%。如果菅義偉內閣真正把本國的防疫和經濟回升放在首位,爭取2021年辦好東京奧運會,同中國加強合作就是符合邏輯的政策選擇。只有疫情早日緩解,中日才便於實現首腦互訪。中國是多邊主義的倡導國。中日兩國作為聯合國成員國,應積極支持聯合國等多邊國際組織和國際機制發揮作用,共同維護開放的自由貿易體制,在防止氣候變暖、促進世界可持續發展與可持續安全方面發揮更大作用。中日兩國領導人可通過2020年11月由沙特主辦的20國集團峰會以及韓國主辦的中日韓領導人會議等多邊場合,進行必要的溝通與協調。
第五,中日關係的未來既需要高層引領,也需要兩國民意做基礎。近十年來中日兩國民間感情改善受到影響,其根本原因在於,日本朝野各界和廣大民眾並不真正瞭解釣魚島屬於中國的事實與法理。在這種背景下,中方公務船在釣魚島領海執法巡航常態化被日方汙衊為“入侵日本領海”,必然會引起日本民眾對中國的強烈不滿。這種強烈的民族情緒又會導致日本對華顯示強硬立場的政治人物博得較高人氣,政治選舉的結果是對華強硬勢力上臺,從而使兩國關係再度陷入結構性對立的惡性循環。要改變這種局面,促使日本對華民間感情發生根本改善,就需要中日雙方通過對話,核實問題的真相,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在這一過程中,中方對日方進行耐心細緻、有針對性的解疑釋惑尤其必要。那種認為實力決定一切或單方面“擱置爭議”便可萬事大吉的想法,都難以將中日關係引向健康發展的軌道。
後安倍時代的中美日三邊關係
作者：盧昊，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中美日三邊中的日本
當代國際體系中,由多個全球或區域性戰略力量組成的“三角關係”或“多角關係”並不少見,中美日三邊的影響權重日益凸顯。當前,中美日三邊關係不僅直接決定了亞太的戰略格局形勢,在全球經濟動能及大國力量博弈集聚於亞太的背景下,還很大程度上引導了全球戰略格局走勢。
現代國際關係意義上的中美日三角形成於20世紀初,到70年代初,以中日、中美關係正常化為標誌,三方間戰略互動意識及行動日益明確化。截至目前,儘管形式上並不存在一個運作明確的中美日三邊機制,但中美日各自戰略性調整及相關對外政策,無不以其他方的戰略行動或政策為參照,從而在實際上形成了具有戰略互動效果的三角關係。20無論從各方實力還是從彼此合作或競爭的戰略指向看,中美日三角總是不均衡的,但又保持著微妙的平衡;三方相互影響制約,並保持協調合作,維持著這一三角關係的總體穩定。
中美日三角中,日本的地位不斷變化,其自身能力、意志與外部國際體系的變化成為引起變化的主因。冷戰體系背景下,中美日三邊戰略互動具有共同遏制蘇聯意圖。日本經濟實力迅速崛起,但在戰略上完全成為美國附庸,與經濟薄弱但保持戰略自主的中國形成鮮明對照。冷戰結束後,中國崛起,日本經濟力量由盛而衰並被中國超越;美中實力差距縮小,中日差距卻迅速擴大。21同時,中美競爭日益取代冷戰時美蘇對抗這一“外部矛盾”,作為“內部矛盾”導致中美日三邊關係張力增強,形成“美日對中”態勢。美國利用日本遏制中國,使日本的“戰略價值”與政策空間反而增長,而日本擺脫政治不穩後,在安倍晉三“超長期執政”時期保持了內外戰略連續性,展現出對戰略自主的積極追求。日本戰略自主性的增強提升了其在中美日三邊中的角色,並使這一三角戰略互動日趨活躍。
戰後日本外交有意彰顯其國際主義、自由主義色彩,但本質仍是高度“古典現實主義”與實力取向,敏感於國家權力及地緣政治的戰略性變化,並表現出適時調整的能力。22進入21世紀,日本對美、對華兩條主線的調整不僅反映出其實用主義的多變性,亦反映出日本對中美兩國戰略心理的微妙變化。一方面,日美同盟對日本不僅構成行動規制,更製造了心理依賴,在日方看來,只要日本地緣條件和本地區力量平衡不變,日美同盟對日本的價值就不會喪失。但由於戰略自主意識增強,日本亦嘗試逐步擺脫這種規制或依賴,以工具性思路看待同盟,在日本戰略觀中,“日美同盟下的日本戰略”逐步朝“日本戰略中的日美同盟”發展。23另一方面,日本逐漸認識並接受了中日經濟力量逆轉、中國影響力不斷增大的現實,優勢心態與“安全感”主導的傳統對華心理也因此瓦解,且始終難以實現理性調適。這導致日本在重視中國因素、保持對華協調的同時,對華競爭性、防範性心理顯著增強,並保持在較高水平。
二、“安倍路線”下日本在中美間的選擇
2012年底安倍晉三再度上臺後,高調提出諸多政策理念及口號,實質上仍將“大國協調”這一“經典權謀”置於自己“戰略性外交”的核心。有日本國際政治學者指出,安倍從建立有利於己的實力均勢出發,實施了多邊制衡的“俾斯麥外交”,試圖主導大國間協調並取得地緣政治上的優勢。24
在中美間,安倍的策略調整大體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即上臺至2017年左右。此時,奧巴馬政府深化調整“亞太再平衡”,利用盟友加強對華制衡,安倍亦積極響應美方,加強對同盟“戰略性利用”以助推日本安全乃至國家總體戰略轉型,同時利用周邊外交組織“對華包圍網”。第二階段即2017年至今。特朗普的政策調整對日美關係造成衝擊,“對華包圍網”難以維持,中美關係一度改善更讓日本危機感增加。為此,安倍一方面利用首腦外交重建對美戰略溝通,並通過強調中國崛起帶來“挑戰”彰顯日本對美國的“戰略價值”,獲得了美方認同;另一方面則轉換方向,以“一帶一路”合作等為抓手,推動改善中日關係。此後,儘管中美關係再度緊張,戰略競爭態勢凸顯,安倍仍基於應對特朗普不確定性等考慮,在日美同盟與“日中協調”兩端同時發力,保持了大體平衡。
可以看到,在安倍路線下,日本在中美間不斷調整站位,爭取相對有利位置與行動空間。總體上,安倍仍將對美外交視為優先選項,“即使在特朗普施壓的最困難時刻,仍然堅定地強化日美同盟”。25但同時亦藉助對華協調合作,改善自身外交處境。另外,作為分散風險手段,日本積極在中美之外拓展戰略選擇,強化與全球“中等力量”特別是印太區域及歐洲大國的全方位合作,“在中美因矛盾而很難攜手引領新國際秩序形成的情況下,在‘美中以外的世界’探索可能性”。26作為最有可能成為安倍繼任者的菅義偉,已明確表示在外交上將繼承安倍路線,特別是對美、對華政策。日本在中美間的當前選擇,是基於以下形勢判斷:中美戰略競爭將長期化且深刻化,日本不會被“拋棄”且有條件兩面取利,但中美對抗升級情形下,日本亦有很高的“被動捲入”風險。因此對日本而言,在中美間保持相對平衡、不過度倒向任何一方仍是優選,但在中美矛盾激化且難以調和時,日本會倒向美國。事實上,這也是安倍執政中後期日益形成的判斷與對策。
目前,日本新政權亟須優先抗擊疫情並復甦經濟,外交在其總體政策中的緊迫度相對下降,但更需以“經濟實用”且“穩妥延續”的方式加以運營。在穩固權力基礎上,菅亦會在繼承安倍路線的同時逐漸體現自身政策特色。比如,在中美間可能表現出較以往稍強的平衡感與務實度,並有重點地進一步拓展周邊外交,解決“外交懸案”。對美方面,菅傾向於以朝核問題為抓手,強化日美戰略協調;在安全合作之外,還將在經貿、高科技與數字經濟等領域重點加強與美方在規則制定方面的協作。對華方面,菅將維持對華協調,但亦將在溝通中“積極表達日本主張”,在爭議問題上“堅決捍衛日本利益”。在國內經濟困難情況下,菅看重對華經濟合作的價值,但又重視高新技術及供應鏈安全,支持以上領域對華“局部脫鉤”,相關政策的防華制華色彩可能增強。在地區事務中,菅仍將利用“印太構想”並參與美日印澳四邊合作,形成對華多邊牽制,但也不期望牽頭強化對華地緣政治競爭乃至軍事對抗框架。總體上,以上施策不會大幅偏離安倍外交中大國協調、制衡與對沖的基本思路。
三、後安倍時代的中美日三邊
美國國內政治與中美戰略競爭形勢的變化,構成中美日三邊眼下最大不確定性來源。但從中長期視角看,後安倍時代的中美日三角仍將維持“不均衡下的平衡”這一總體態勢,並將表現出更強開放性,即與外部環境特別是區域秩序規則構建產生更密切的關係。三方仍將在不同程度的相互制約中,綜合利用協調與對沖,力爭保持擴大己方戰略主動。一方面,持續發展的中國將在中美日三角中漸佔優勢,但尚未建立起穩定戰略主導性;另一方面,美國體系掌控能力的相對衰退與戰略收縮已成長期趨勢,但其龐大的戰略資產以及遏制戰略對手的意志能力均不容低估。基於此,日本將在堅持日美同盟“基軸”前提下,更主動推進外交戰略多元化,積極介入並影響區域乃至國際秩序重構進程。其對華政策將保持穩定,但協調合作與競爭牽制的兩面性亦將持續存在。考慮到以上基本形勢,以及菅目前為止的政策表態,仍可謹慎期待中日關係穩定發展的可能性。
日本在中美間不斷調整站位,是國際政治現實與日本式實用主義主客觀結合的產物。日本在中美間的取向事關自身經濟與安全、國家力量與國家自主目標之間的平衡維持,這也是日本政治精英有關大戰略“新共識”欲加以解決的基本問題。27對於日本而言,中美兩國不僅是影響最大、關係最密切的大國,還日益成為己方生存所必需的兩種體系秩序的核心。有觀點指出,後冷戰時期特別是最近十年,日本外交基本上體現出兩種交錯共存的方針,即以日美同盟為中心、共享價值觀的“民主盟國”合作和以中日關係為中心的東亞地區合作。28顯然,日本將繼續在以上兩種方針間尋找平衡點。不過,基於“追隨最強者”的傳統戰略路徑,至少目前日本仍將日美同盟置於其他雙邊關係之上,甚至加深了對西方主導的規則、價值體系的依賴,這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日本外交特別是對華政策的“扭曲狀態”及結構性矛盾。但日本也意識到,在危機時刻,日本所依靠的很可能不是美歐,而是中國等東亞鄰國。29未來,隨著中美日實力對比、戰略取向及互動的流轉變化,日本的站位與取向也將持續調整,而作為三角關係中的關鍵變量,日本的戰略選擇也將對中美日三邊關係、亞太戰略格局繼續產生重要影響。
本文轉自：日本學刊. （排版定稿）網絡首發時間：2020-10-19 11:28: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