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圭（智慧商祖）
商祖白圭
白圭（公元前463—前385年 ）,名丹，字圭。梁（魏）惠王時在魏國為相，期間施展治水才能，解除了魏都城大梁的黃河水患，後因魏政治腐敗，遊歷了中山國和齊國，離開齊國之後，白圭曾經到過西方的強國秦國，當時正值商鞅變法之時，白圭對商鞅重農抑商的政策很是反對，於是沒有在秦國做官。白圭經過一番遊歷之後，對各諸侯國的政治局勢看得更是透徹，也對政治產生了很深的厭惡，於是他放棄從政，轉而走上經商之路，棄政從商。《漢書》中說他是經營貿易發展生產的理論鼻祖，先秦時商業經營思想家，同時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經濟謀略家和理財家。即“天下言治生者祖”，諸如“人棄我取”、“知進知守”等經商理論至今對現代理財有指導意義。他認為一個商人要具備“智、勇、仁、強四個條件，這也是他經商的要決。他深入研究經營管理的規律和辦法，使之成為一代商業大師，宋景四年，真宗皇帝封他為”商聖”。
白圭出生在商業發達的洛陽，洛陽人善經商，出生於此的白圭有極高的商業天分，很快成為戰國時期首屈一指的大商人。戰國時期，商業迅速發展，商人的隊伍非常龐大，因此也魚龍混雜，有的公平買賣，正當經營；也有很多商人囤積居奇，壟斷市場，很多大商人還兼放高利貸，牟取暴利。當時人們將商人分為兩類，一類稱為“誠賈”、“廉商”、“良商”，另一類稱為“奸賈”、“貪賈”、“佞商”，而白圭正是戰國時期良商的典型代表。戰國時期的商人大都喜歡經營珠寶生意，大商人呂不韋的父親就曾經說，經營珠玉可以獲利百倍。但是白圭卻沒有選擇這一當時最賺錢的行業，而是另闢蹊徑，把經營方向選在農副產品貿易這一領域。白圭才智出眾，獨具慧眼，他看到當時農業生產迅速發展，敏感的意識到農副產品的經營將會成為利潤豐厚的行業，提出“欲長錢，取下谷”的經營策略。白圭認為，“下谷”等生活必需品，雖然利潤較低，但是消費彈性小，成交量大，以多取勝，一樣可以獲取大利，於是他毅然選擇了農產品、農村手工業原料和產品的大宗貿易為主要經營方向。
白圭有一套獨到的經商術，他把自己的經營原則總結為八個字“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具體的做法是在收穫季節或豐年，農民大量出售穀物時，適時購進穀物，再將絲綢、漆器等生活必需品賣給這時比較寬裕的農民；而在年景不好或是青黃不接時，適時出售糧食，同時購進滯銷的手工業原料和產品。而且白圭所說的“與”，是予人實惠，當某些商品積壓滯銷時，一些奸商坐待價格跌得更低再大量購進，而白圭卻用比別家高的價格來收購；等市場糧食匱乏時，奸商們又囤積居奇，白圭卻以比別家低廉的價格及時銷售，滿足人民的需求。白圭的這種經營方法，既保證了自己能夠取得經營的主動權，獲得豐厚的利潤，又在客觀上調節了商品的供求和價格，在一定程度上保護農民、個體手工業者以及一般消費者的利益。無怪乎白圭自詡為“仁術”。白圭從不靠詭計進行欺詐。他將貨物流通與發展生產聯繫起來，既能使經營生財，又使生產有利其發展，他認為只有以足補缺，以豐收補欠收，使全國各地物資互相支援才能在輔民安民的同時為國家理財致富。具體做法是：如果一個地方盛產蠶繭，就購進這些產品，而用穀物等其他當地缺少的東西去換。如果一個地方糧食豐產，就去購進他們的糧食，然後用絲、漆等類必需品去和他們交換。這樣就使全國的貨物得到流通，既利於人民生活，又能從中賺取利潤，可謂一舉兩得，利國又利民。
白圭還很注重扶植農民的生產，以保證和擴大自己的商品來源。他曾經向農民供應優良的穀物種子，既為自己獲取了利潤，又幫助農民增加了產量，使自己掌握了更充足的貨源。白圭把自己的商業經營建立在發展農業生產的基礎之上，通過商業來促進農業生產，通過農業生產的發展來推進商業經營。這種經營理念是前所未有的，這比商鞅變法時重農抑商的政策無疑高明瞭很多。戰國時期的商業，尤其是以權貴富豪為對象的珠寶經營利潤極高。但是白圭選擇的“下谷”等生活必需品的經營，面對的卻是廣大比較清貧的平民百姓，因此白圭奉行了薄利多銷的經營原則，不提高商品的價格，而是通過加快商品流通、擴大銷售的方法來獲取更多的利潤。農副產品的經營受農業收成的制約很大，因此，把握時機，尤其是掌握年景豐歉變化的規律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白圭經商理念
白圭的自成體系的商業經營思想，對後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一直到明清，最大的商幫———徽商還保留了許多兩千年前白圭的遺風。近代著名的民族資本家榮宗敬也還恪守白圭“人棄我取”的經營原則，而南洋最著名的華僑企業家陳嘉庚所奉行的“人棄我取，人爭我避”的經營思想，而當代著名自由撰稿人，創業投資家唐永生他也提出了“人棄我取，人取我舍”的經營理念，也是對白圭經營理論的繼承和發展。著名的歷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裡就曾經高度評價白圭，並說“天下言治生祖白圭”。而白圭又被後世的商人奉為自己行業的祖師爺，他的經營思想，對今天的經營者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值得經營者用心地揣摩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