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波才 何媛媛
尊祖重孝
安康古为“三苗”和“南蛮”之地，拜神灵、敬祖先之风十分浓厚，后又受巴人“忠孝”、楚人“敬祖”和湖广移民“恋乡”的影响，使安康人养成牢固的“认祖归宗、敬祖爱族、视死如生、耕读传家”的尊祖重孝思想。
巴人不仅忠君爱国，而且孝敬先祖，其至形成了一套礼仪制度和一种社会风尚。《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其祭祀之诗曰“惟月孟春，獭祭彼崖。永言孝思，享祀孔嘉。彼黍既洁，彼牺惟泽。蒸命良辰，祖考来格。”《隋书·地理志》记载：“‘巴蛮’之人始死，置尸馆舍，邻里少年，各持弓箭，绕尸而歌，以扣弓箭为节，其歌词说平生之乐事，以至终卒，大抵亦犹今之挽歌也。”
楚人尊崇祖先，奉祀唯谨，为不可突破之底线。他们把先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奋斗精神和肇基丹阳、创业荆山、定都郢城等丰功伟绩铭记于心，并代代相传，以先祖精神教育后代。《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记载：“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斗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
湖广移民，一般迫于生计“从窄乡移到宽乡”，故土难离，除在当地修宗族祠、祭先祖灵外，还设立会馆，以便大家在其内可以操乡音、叙乡情、敦乡谊、叙桑梓。特别是至今在安康境内还现存2000余座明清时期墓碑楼，每座墓碑均追溯族属渊源，缅怀先祖恩德；每座碑楼都造型别致，雕刻精美，甚至僭越礼制，崇孝思想无以复加。
信巫重祀
受楚人巫祀之风和蜀人神灵思想的影响，以及迭遭兵燹和灾害，安康先民不断寻求生命真谛和精神慰藉，驱鬼降神、参禅悟道、求仙拜佛蔚然成风，后来成为道教的重要策源地和佛教重要的传播地。《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中，楚分也……信巫鬼，重淫祀。而汉中淫佚枝柱，与巴蜀俗同。”《华阳国志·汉中志》记载：西城（今安康）“土地险隘，其人半楚，风俗略与荆州、沔中同。”
西汉初期，安康已出现早期道教，并诞生了西城王君等得道仙人，以及道教第三洞天——西城洞天。王莽时期，城固人唐公房在西城任郡吏期间，遇仙人赐神药，后得道羽化成仙，成为较早有文字记载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东汉时期，“五斗米道”虽诞生蜀郡，但在安康定型和壮大，成为道教早期的重要流派。东晋时期，著名道教理论家葛洪在今丹凤商山与旬阳仙河一带修炼。南北朝时期，道教在安康十分活跃，出现了从多神宅仙地、神灵传说和隐士宗师。唐宋时期，道教与禅宗渐至合流，紫阳真人张伯端等创立了金丹大道之说。明清时期，武当山成为全国最大的皇家道场，一批武当山云游道士来安康传道，大肆在巴山山脉西岱顶、天池山、鲤鱼山、凤凰山等地修建宫观庵堂，发展龙门、华山、茅山等教派，盛极一时，影响广泛。
佛教至迟晋代传入安康，首先在宁陕、石泉、汉阴县出现。明弘治八年(1495)《重建云雾山天台寺碑》记载：“云雾仙山乃宁(陕)、汉(阴)、石(泉)三界之地，历来古刹，自晋朝法祚祖师创立以来，前辈首士经理补修，创基立业，尚有可观”。至唐代，安康佛教盛行，形成了双溪寺、万春寺、新罗寺、天圣寺 “四大丛林”。其中，至迟永微年间，新罗僧人到安康，并在“兴安州西六里” ，即今三桥头，修建了新罗寺，宋熙宁年间李复为此作诗《新罗寺唐有新罗僧咒草愈疾卵塔今在閒来因题》：“断石传遗事，唐年刻永徽。庭荒灵草尽，塔坏礼僧稀。古殿含凉气，空堂照夕晖。独来人不问，行听暮钟归。”唐仪凤二年（677），佛教禅宗高僧怀让在金州安康出生，先后驻锡万春寺、新罗寺。怀让自幼聪慧，雅好读书，名闻遐迩，被誉为“国之法器”，开创南岳一系。光绪年间，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印光受戒于双溪寺，后在金堂寺书写戒律。印光法师终生致于佛教振兴，居功至伟，弘一大师拜其为师，被誉为"清末民初四大高僧"。
除道、佛二教之外，安康还有许多生产和生活禁忌，特别是生活禁忌最为丰富，从生儿育女、婚丧嫁娶到饮食服务、礼仪举止，都有一套完整的禁忌链环，甚至形成“有病信巫不信医”之习俗。
总之，安康地域文化的多元性，导致其人文特征亦复杂多样，除上述以外，还有“尚乐好逸”、“精敏鬼黠”、“阿党斗讼”、“易怒轻法”、“虚表寡积”等等。它们既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作为今日之安康，既要继承其精华，又要抛弃其糟粕，在不断淬取和升华中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正能量”和“核心力”。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