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梦了无痕，桃花笑清风。醉里客易主，醒时知空谈。
北宋王朝到了神宗时期，国家政治与宋初已经大不相同，无论是相信“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王安石，还是坚信“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司马光，其率领的新旧两党都在变法中不断相互攻击，国家大政轻易更弦，双方实力此消彼长，直到最后演变为君子小人之争，国家衰败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尽管双方斗个你死我活，在变法中还是出现了一大批治世能臣，今天要讲的这位，个性之强，能力之大，在整个北宋历史上，也堪称独一无二，他就是章惇。
逸事看心性，豪俊不虚言
章惇字子厚，今福建南平人，与传统的宋朝士大夫不同，章惇的出场颇具传奇，吟风颂月非他专长，咬文嚼字也不是他的嗜好，相反，他的个性，却像武侠小说中的侠客，所谓“一曲肝肠断，天涯何处觅知音”，侠客的心，文人的表，让他成为宋朝官场中的一个异类。
1.“惇豪俊，博学善文”
《宋史》中，关于章惇的第一句描述，便是“惇豪俊，博学善文”，不过这也没什么，宋朝的文人哪个不是文学大家，但是，奇就奇在，章惇虽是进士出身，他的重点，却是在“豪俊”二字身上，也是这两个字，成为他后来处理所有事情的准则。
这是一段记录在正史中的逸事：
与苏轼游南山，抵仙游潭，潭下临绝壁万仞，横木其上，惇揖轼书壁，轼惧不敢书。
惇平步过之，垂索挽树，摄衣而下，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曰：「苏轼、章惇来。」
既还，神彩不动，轼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杀人。」
惇曰：「何也？」
轼曰：「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
惇大笑。
这段堪称宋朝版的旅行游记，将苏轼章惇二人的心理，行为，个性描写的入目三分，结局更是得出章惇能杀人的结论，这在以后似乎都成为了现实。
苏轼，剧照
与正史相同，在南宋诗人陈鹄的《耆旧续闻》中，还有这样的故事：
闻报有虎，二人酒狂，勒马同往观之。去虎数十步，马惊不敢前。
子瞻曰：“马犹如此，著甚来由。”乃转去。
子厚独鞭马向前去曰：“我自有道理。”
既近，取铜沙罗于石上攧响，虎即惊窜。
归谓子瞻曰：“子定不如我。
如果说上面提到的章惇涉险泼墨是胆大包天，那么这一段章惇连老虎都不怕，就近乎魔幻小说的色彩了。
不过这两个故事虽然传奇，但是它们还是真实的表现出了章惇的个性，因为这在章惇科举生涯中也有充分体现。
2.两次考试
章惇一共参加过两次考试，并不是他第一次没有考中，而是“进士登名，耻出侄衡下，委敕而出”。他的侄子章衡排名靠前，他以为羞耻，因此他参加了下一届考试，最后名列第一甲第五名，开封府试第一名。彪悍的人生也许真的不用解释。
有人说，章惇这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吗，复习生从来都是压力山大，何况第一次已经考中进士，升官加薪马上到手，就为了面子放弃了？
说到这，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章惇的家庭环境，章家不是普通人，章惇的祖父章得象在真宗，仁宗朝做到了大理寺评事，同知枢密院事、户部侍郎，中书门下平章事，他的父亲章俞也做到了银青光禄大夫，章家可以说是官宦世家，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自幼应该是得到了非常好的教育，对于考试自然得心应手，而他的侄子章衡比他的年纪实际上还是要大几岁的，但是即使这样，章惇还是不能忍受。
3.小结
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不一定百分百正确，但是，用在章惇身上，确实是没错的，章惇豪俊，胆大，不耻于下的性格让人心生敬意，却也让人生畏，这样的人做朋友，能玩的来，做敌人，会败的很惨。
宦海浮沉
章惇出生于1035年，早年在陕西，甘肃做一些小官，后来得到当时已经官居参知政事的欧阳修赏识，准备提拔章惇，但是遭到了知制诰王陶的反对，结果章惇还是做一个县官。
为官初年的章惇，可能是性格的原因，并不受到重用，相反，关于他的名声，也并不怎么好，直到1069年，遇到王安石，他的命运开始迎来了转机。
其实开始的时候王安石对章惇是不满的，因为章惇的名声并不好，安石曰：“闻惇极无行。”承之曰： “顾其才可用耳。公诚与语，自当爱之。”安石见惇，惇素辩，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
王安石画像
王安石因为章惇名声不好不愿结交他，但是两人见面后，却对章惇十分欣赏，这里给人的感觉十分奇怪，章惇真的是有才无德吗？其实并不是，这是史书的春秋笔法，因为在《宋史》中，章惇是被写入奸臣传中的，所以关于他的描述都是皮里阳秋。
而正是得到了王安石的赏识，章惇也开始追随王安石走上了变法的道路，成为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和实践者。
1，经略西南
宋朝的时候，虽然长江以南归中央管辖，但是很多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还处于自治状态，这些人一般住在山区，和外界的接触比较少，因此，宋朝基本承认这些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
但是神宗的时候，湖南长沙以西大致位于今天的新化县，邵阳市等地一些少数民族受到峒族首领的压迫，因此想要归附宋朝。
王安石命章惇为两湖察访使，主管招降事务，在招降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遭到反对，因此，章惇恩威并施。
章惇在荆湖北路建立屯田务，“分道路甚至地里远近并附入州县图籍。令县邑城寨，常切开广，于新城地买官田，及许庶民置田。”章惇鼓励外地居民迁入蛮地，并将官田分给他们耕种，与此同时，“峒丁皆计口给田，多寡阔狭，疆畔井台，擅鬻者有禁，私易者有罚。”分给当地少数民族土地，并不允许他们随意买卖土地，此举正是保证不发生兼并的现象，保障少数民族脱离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回归到农耕经济上来。
另外开设开设博易场，采取“给牛贷种使开垦，植桑植稻输缗钱”的鼓励政策，这些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开垦荒田，展开贸易，极大的发展了当地的生存状态。
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对于反抗的蛮族首领，章惇果断调兵，将下溪的彭师晏，懿州、南江州峒的田氏等尽皆招降。
此举从熙宁初年，一直到熙宁九年，湖北湖南得到极大开发，章惇设立四府四十州，将宋朝对地方的统治权进一步加强。在治理湖南的同时，章惇还大力发展广西，在今天的柳州一带，修通道路，增设州县，使宋朝将广西西部也拥有了直接的管辖能力。
2.党派之争
1075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新党以吕惠卿为首继续变法，但是吕惠卿在朝中早就有小人之名，不断受到攻击，章惇在平定两湖之后，不断升迁，最后官拜三司使，不过由于新旧两党斗争不断，这一时期吕惠卿也被贬谪，章惇也被贬谪到杭州。
元丰三年，即1085年，章惇被神宗重新启用，担任参知政事，不过好景不长，就发生了章惇父亲私占农田的事情，章惇因此被弹劾，《宋史》：惇父冒占民沈立田，立遮诉惇，惇系之开封。坐二罪，罢知蔡州，又历陈、定二州。
不过一年之后，章惇又被神宗重新召回，直到1085年，神宗驾崩，章惇以门下侍郎的官职留在开封，并辅佐哲宗继位。
这一阶段正是新旧两党水火不容的局面，两派相互攻击，因此章惇多次被贬出京，但是又很快被召回，直到宋神宗死后，宋哲宗继位之初，两党的斗争到达白热化的地步之后，章惇的官场之路变得更加离奇曲折。
元祐更化
作为主导改革的宋神宗一死，两党斗争终于到达白热化，此时宋哲宗年纪很小，以高太后为首的旧党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此时是哲宗元祐年间，在1086~1093年，发生了一些列新党被打压的事件，被统称为“元祐更化”。
元祐更化的起点是司马光被召回担任门下侍郎，但是司马光是保守派，一回到开封，便立即上书否定王安石：“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接着全面否定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
1.车盖亭诗案
如此之下，新党开始遭到弹劾，其中新党首领蔡确第一个受到攻击，蔡确此时被贬为安州知州，在这里，蔡确心情郁闷，于是到当地的车盖亭游览，触景生情之下写了10首绝句，其中有诗“
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有人上书认为这是蔡确以唐朝时期郝处俊以唐高宗传位武则天的事情，来讽刺当朝的高太后。此案一出，蔡确被贬到岭南，这就是著名的“车盖亭诗案”。
然而“车盖亭诗案”的影响颇大，它使整个元祐更化的导火索，蔡确、章惇和韩缜斥为“三奸”，而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誉为“三贤”，继蔡确被贬之后，新党章惇、韩缜、李清臣，张商英等早已被贬官员加以重贬，在朝新党李德刍、蒲宗孟等也被降职，同时，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一批旧党被重新启用，王安石新法的条令也宣布全面废除。
可以说，车盖亭诗案的影响不仅是将旧党一网打尽，更是将已经实行多年的新法全面废除，因此，它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乌台诗案”。
苏轼先后得罪新旧两党，不断遭到贬谪
2.章惇被贬
章惇在元祐年间，与司马光等人有过激烈的辩论，当时蔡确被贬，司马光决定废除新法，但是章惇对其进行了反驳：如保甲、保马一日不罢，有一日害。若役法则熙宁之初遽改免役，后遂有弊。今复为差役，当议论尽善，然后行之，不宜遽改，以贻后悔。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章惇对新法中的一些是否定的，但是他并不同意全面废除，而且废除过快容易产生问题。
但是吕公著说：「惇所论固有可取，然专意求胜，不顾朝廷大体。」光议既行，暴愤恚争辨帘前，其语甚悖。
也就是说吕公著同意章惇的话，但是又指责他在辩论中一味求胜，失去了朝廷礼仪。最后：
宣仁后怒，刘挚、苏辙、王觌、朱光庭、王岩叟、孙升交章击之，黜知汝州。七八年间，数为言者弹治。
吕公著等人明显是辩论不过章惇的，只好纠集言官，弹劾章惇，并且在之后的七八年之间，多次进行弹劾，这里明显有一个打不过，就群起而攻之的行为，最后，章惇也被贬到岭南。
出人意料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凡事都有两面性，这让我们更加辩证的看待一切问题，章惇被贬岭南原以为是官场的结束，可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出现了，他将带领宋朝走过最后一段辉煌之路，他就是宋哲宗。
宋哲宗是一个天性敏感的孩子，他的一生大都追随其父神宗的脚步，因此，在高太后去世后，1093年，宋哲宗重新启用新党，章惇也由此回到了权力中枢开封城，自此开始了他独相7年的时间。
1.重启新法，疯狂报复
章惇虽是能臣，但绝不是善良之辈。在他独相后，开始了疯狂的报复行动。第一条，便是重新启用新法，但是，章惇并不是一味按照熙宁年间的新法，而是对新法进行了改动，做到除去弊端，完善的地步。
他在1094年，改差役法为雇役法，同时恢复免役法和保甲法，并在1095年，恢复青苗法，并禁止硬摊派，1097年，设立市易法，可以看到，章惇对新法不仅做到有条不紊的恢复，不是盲目急促，并且对其进行更改，可见其能力。
司马光画像
在恢复新法的同时，章惇不忘报复旧党，史称
“协谋朋奸，报复仇怨，小大之臣，无一得免，死者祸及其孥。”章惇对旧党可谓毫不手软，甚至连高太后也不放过，说她：谓元祐之初，老奸擅国。最后他甚至要挖开司马光的坟：又请发司马光、吕公著冢，斫其棺。但此事终究不可，哲宗没有允许。2.降服西夏
西夏一直是北宋的巨大威胁，宋朝经过多场大仗也不能解决西夏问题，在元祐时期，旧党为了稳定边事，将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寨割让给西夏，章惇曾强烈反对，甚至大骂司马光：惇尝称司马光村夫子，无能为——《续资治通鉴长编》。
在章惇独相后，宋朝开始断给西夏的岁赐，以章楶为环庆路经略安抚使，并主动进攻西夏，在1095到1099年之间，大致经过两次平夏战役，宋军取得丰硕战果，史称“夏自平夏之败，不复能军”。
西夏名将损失殆尽，令王皆保，勃罗，仁多洗忠等被宋军擒获，在战略上，西夏天都山，会州等战略要地被宋朝占据，至此，宋夏以沙漠为界，秦州成为内地，幅员一千余里，首尾相连，共进筑城寨五十余所，无不如意。河东、 鄜延、环庆边面亦各相通，尽有横山之地。
宋朝在此战后，完全掌握了对西夏的主动权。
3.降服吐蕃
在降服西夏之后，宋军开始进攻吐蕃，重新收复熙和年间占领的河湟地区，宋朝设置鄯、湟、廓三州。至此，北宋的西北地区得到前所未有的安定局面。
4.识人之明
章惇治理国家的一把好手，在识人之上，同样出色，这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端王轻佻”这四字箴言。
事情发生于哲宗去世之后，选立新皇，当时哲宗并没有儿子，因此，要在宗室之中选择：
哲宗崩，皇太后议所立，
惇厉声曰：以礼律言之，母弟简王当立。
皇太后曰：老身无子，诸王皆是神宗庶子。
惇复曰：以长则申王当立。皇太后曰：申王病，不可立。
惇尚欲言，知枢密院事曾布叱之曰：章惇，听太后处分。
皇太后决策立端王，是为徽宗，迁惇特进，封申国公。
根据礼制，哲宗死后，章惇先后提出简王，申王当立的观点，但是都被皇太后反驳，最后，提出立端王，而章惇看到端王之后，立刻就说出了那句名言，“端王轻佻”，端王就是后来的徽宗。而曾布明显是太后一党，所以敢于呵斥已是宰相的章惇，章惇虽有识人之明，但是宋哲宗的死，也让他明白了自己已经失去了靠山，因此，端王也就顺理继位。
宋徽宗不久之后，章惇就再次被贬，终于在1105年，病逝于湖州，时年71岁。
结语
1.章惇并非奸臣
尽管章惇被列入到奸臣列传中，这让他声名狼藉，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我们对其评价还是主要看他做了什么，因为单纯以小人君子的道德层面来评价一个人，本就是有失偏颇的，何况单以忠奸而论，就会陷入二元论。章惇不是奸臣，而是能臣，是一个有能力，有胆魄的政治家。
因为他在位期间，并不只是大力排除异己，而是切实为国家做了很多贡献，对内整顿经济，富国强兵，对外，征服西夏，吐蕃。反观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还停留在遵循祖宗条例的旧观点上，对外无法抵御西夏吐蕃的进攻，对内无法提升国力。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这其实是无法与时俱进的表现，不能顺应潮流终究会被淘汰。
2.章惇是个懂得“异族”人心理的人
为何章惇执政后，能够在军事上有所作为，正是因为他了解“异族”人的心理。
虽然西夏和辽国也学习汉法，但是本质上，还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不能像汉人一样发展耕地，而是出于半游牧半农业的社会，如果不能在军事和心理上胜过他们，单纯的防守只能是坐以待毙。
在平夏战争之前，宋朝曾归还了西夏的土地，这一结果并没有让西夏人臣服，反而是西夏梁太后再次进犯宋朝，因此议和在宋夏之间并无契约精神。
而平夏战役之后，梁太后乞求辽国救援，而章惇的反应是“夏国作过未已，北方使者虽来劝和，也需要讨伐，若能服罪听命，虽北朝不来劝和，亦自当听许。”，其结果是辽国并未发兵南下，而是以一杯毒酒，赐死梁太后，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章惇对于辽国人和西夏人是有着深刻认识的。
辽国人讲和，不过是虚张声势，给西夏人一个面子，西夏人向辽国请援，正是说明自身以无计可施，只有求和一条路可以走。
当时宋朝河东路上奏：辽国人过天涧取水，已经委婉地劝走他们了，而章惇说：“这是边吏畏缩而已，若过界者，直接斩杀，他们一定不敢来。”从此，也可看出章惇对异族人的了解十分深刻。
3.不徇私情
章惇虽然位居宰辅，但是并不以权谋私，这一点让人敬佩，史称：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子连登科，他的儿子都是通过科举为官，因此，我们知道章惇这个人的私人品德，并不是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佞臣。
章惇作为王安石变法的坚定追随者，一生所为功绩显著，是能臣干吏，而宋朝士大夫之中，能够与章惇相提并论者，实在寥寥无几，至于他睚眦必报的性格，对旧党人无情的打击，确实也是让人诟病，从这一点上，他声名狼藉也不为过，不过他自己也曾被新党人贬谪到岭南，这一点，恐怕也很少人再提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