湄公河是一條國際河流，發源於青海省雜多縣，下游的幹流于越南的胡志明市匯入南海，在中國境內稱之為瀾滄江，流入中南半島之後人們通常稱之為湄公河。湄公河是一條地位崇高的河流，它一路向南途徑老撾、緬甸、泰國、柬埔寨和越南，是泰、老、柬、越共同的母親河。
湄公河流域
這樣的一條沿途海拔落差巨大、水深流長的河流，無疑蘊藏著巨大的水能資源。根據相關的資料，湄公河水能蘊藏量為58000 MW，可開採量為32110 MW。2018年前水電開發量僅佔水能可開採量的5%，開發潛力巨大。
中國是一個水利建設大國，又積極地向全世界推廣中國水利建設經驗，並且為有需要的國家提供水利水電建設服務（具體情況可以參閱筆者過去的這篇文章）。因此中國不僅在瀾滄江上建設了15個水電站，還參與到湄公河的水電站建設中。
但是中國通過各國正常招標參與湄公河水利工程建設，卻招致西方媒體和非政府組織的長期造謠和抹黑。
早在2017年西方學者Brian Eyler就出版了一本名為《浩蕩湄公河的最後一天》的書，書中富有想象力的將中國修建漫灣水電站之後沿途部分地區和村莊出現的葡萄減產、遊客減少、村民對搬遷補償不滿、乾旱、自來水供水不穩定、江邊垃圾堆積等問題一股腦怪罪到中國水電開發上。其主旨正如書名寓意的那樣，認為中國水壩開發者的項目正在緩慢扼殺湄公河生態系統並導致數十萬人流離失所。
類似的抹黑還在繼續，2019年10月《紐約時報》中文網發表了一篇名為《被殺死的“神”：大壩和中國力量如何威脅湄公河》的評論，針對的是中國水利水電集團在老撾承建的南烏江水電站。文章中不出意料的又將老撾徵地拆遷引發的矛盾怪罪到了中國企業的頭上，而且認為中國承建的這些水電站將會扼殺湄公河的未來。
今年2月至今湄公河流域遭遇了旱情，《紐約時報》中文網又出來渾水摸魚。4月14日該網發表了名為《研究稱中國限制湄公河上游流量，引發下游多國乾旱》的評論文章。中國外交部表示“這條世界上最豐產的河流之一正在遭受乾旱，中國也面臨這個問題”，《紐約時報》中文網竟認為這一表態“欺騙”了下游國家。文章中援引美國氣候學家的報告稱“中國根本沒有經歷同樣的困難。湄公河發源於中國的青藏高原，北京的工程師似乎通過限制其流量，直接導致了創紀錄的低水位。”
為了使文章內容顯得可信，作者一方面採訪了氣候學家、湄公河水能開發堅定地反對者美國氣象學家艾倫·貝斯特。貝斯特也敢於言之鑿鑿的宣稱“衛星數據不會說謊，西藏高原上有大量的水，儘管柬埔寨和泰國這樣的國家正被迫面臨極端的威脅”，“有大量的水被攔在了中國”。另一方面，文章還放出了一張據說是一月拍攝於泰國的照片，配的文字是“一段狹窄的水流過乾涸的湄公河河床”。
《紐約時報》中文網的配圖
西方的這些媒體和非政府組織沆瀣一氣抹黑中國並不奇怪，《紐約時報》就曾在同一天內盛讚意大利封城是“冒著風險保護歐洲”，而稱中國的封城是對“個人自由的巨大侵害”。但選擇湄公河議題發難還是有其特殊的原因，首當其衝的就是發達國家的環保觀念與發展中國家發展問題的矛盾。
實踐中西方生態主義與可持續發展理念存在矛盾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西方哲學和社會運動出現了“生態轉向”，媒體和公眾開始聚焦環境保護問題，與此同時非人類中心的生態倫理開始形成，並長期佔據西方輿論的主流。
這種觀點認為，自然界非人類甚至非生命都擁有內在的天賦價值，它們都是獨特而神聖的，這種價值不依賴於人類的評價。非人類乃至於非生命的多樣性有助於上述價值的實現，因而也具有內在價值。除非為了生存，人類無權毀滅這種多樣性。當今人類對非人類世界作了太多的干預，非人類世界的狀況正在急劇惡化。
而發展中國家普遍堅持的生態倫理是可持續發展理念，這種理念強調“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後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顯然這種觀點更強調發展，而西方的主流觀念更強調生態。從實踐來看，兩者的矛盾也很大。
而發展中國家之所以選擇後者就是因為生態主義的觀點在實踐中表現出只講情感，不講邏輯；只管局部，不管整體；只談弊端，不談益處的問題。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這些問題是難以承受的。
具體到湄公河的開發中，《浩蕩湄公河的最後一天》把中國修建水電站之後，中國及下游國家遇到的問題都算到修建水電站上，這無疑是不講邏輯，甚至某些內容還相互矛盾。比如書中說有的村莊葡萄收成下降，筆者查閱了一些葡萄種植的書籍，這種情況很可能是降雨偏多造成的。但是翻過頁去，作者就用另一個村的例子開始講水電站可能造成降雨偏少氣候乾旱，顯然從理性的角度說就與前面推論相矛盾。
《紐約時報》中文網也存在相同的問題，報道中只說了中國工人拆了當地村民的房屋，補償令當地村民很不滿意。但是有村民不滿意不能說明拆遷補償就不公平，而且中國工人參與了拆遷也不能說明這就是所謂的“中國力量”乾的。作為一個老撾政府投資，日後主要由老撾方面運營的水電站，徵地移民的主體責任當然是在老撾方面。《紐約時報》把拆遷中出現的問題歸結為“中國力量”造成的，正可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了。
中國境內的瀾滄江水電開發已經告一段落了，目前老撾是最熱衷於在湄公河上進行水電開發的國家，其規劃的水電總裝機容量將佔湄公河總裝機容量的70%。2017年老撾境內湄公河流域已建、在建及規劃水電站總數達到100座（佔流域水電站總數的73.5%），其中幹流電站9座，支流電站91座，“水電興國”已經上升為老撾的政府意志和行動戰略。
老撾發展水電避免了燃燒煤產生的空氣汙染，而且還可以出口一部分到泰國換匯，換回來的錢可以進口設備、發展經濟，發展經濟的部分紅利又可以投入到植樹造林涵養水源中去。毫無疑問，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這是可以講通的，但是從西方某些所謂“生態主義者”的角度看，這是絕對不行的。
因為西方這些生態主義者認為自然界事物的內在價值具有獨特性，不能相互替代。因此減少空氣汙染產生的價值不能和修建水壩造成的環境破壞進行計算，而綠化荒山涵養的水源主要是對植物有益，因此也不能補償修建水壩魚類蒙受的損失。生態主義者的話看似非常辯證是就事論事，但是遮掩不住的是隻論局部忽略整體的片面。
這就不得不談到生態主義最大的問題——只談弊端，不談益處。對於人類社會和大自然，某些人有一種二分法。即自然界原本存在的事物都極其美善，都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只要是人類創造的就必須高度警惕，不然很可能就是潘多拉魔盒。
事實果真如此嗎？至少對河流來說不是這樣。自然界正常的河流必然是雨季河面劇烈上漲旱季下降，而且會發生週期性的劇烈活動，至少河流周邊不可能既非常適合灌溉和農業，又非常適合人類居住。在古代，往往大一點的河流都有龍王廟或者河神廟，這種現象與其說是神的力量不如說是水的無常。
因此大河旁的大型城市不是傍著湖就是要有配套的大型水利工程，《西門豹治鄴》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成都平原也是在李冰初步修建都江堰之後才被稱之為“天府之國”的。
湄公河也不例外，歷史上老撾人民曾經把它稱之為“動盪的綠河”，但好在湄公河邊有一個神奇的洞裡薩湖。湄公河水位較高時，河水會進入這個湖，湄公河水位較低時，湖水又會返流到湄公河中去。由於湖水與江水的交換都是沿著同一條河，而且湖水和江水之間的高度差非常小，因此洞裡薩湖對湄公河的調蓄能力特別強。湖水養育了柬埔寨最大的城市，也是其首都金邊。
我們一般把起到這樣作用的人造水利工程稱之為水庫，洞裡薩湖固然非常神奇，但畢竟只有一個，而且調蓄作用也和人工興建的水庫有一定的差距。為了抵禦水旱災害，保證湄公河兩岸的農業灌溉恰恰要求興建一定的水利工程。我們不能認為洞裡薩湖是天然的，所以就是好的。水庫是人為建造的，所以就是不好的。
2016年受強厄爾尼諾現象的影響，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遭受百年一遇旱情，乾涸的三角洲比往常提早2個月出現海水入侵現象，115萬公頃冬春作物中30%受到威脅。越南向中國政府請求加大下洩流量，緩解下游的旱情。於是我景洪水電站首先開始向下遊應急調度。
景洪水電站
通過瀾滄江各級水電站的應急調度，累計為下游補水27億立方米，較同期天然來水增加94%，有力地支持了下游國家應對旱情。這一事實充分說明了在湄公河上興建水電站的好處和必要性。
某些西方媒體人本身享受了祖先興建水利的好處，現在就要反對其他國家通過有風險的工程措施合理改造利用自然。這無疑是暗含了“我行你不行”的文明歧視，而且對於發展中國家的人民來說這種觀點恐怕非常殘酷。
中國與湄公河沿岸國家精誠合作 刺傷了誰
這次《紐約時報》中文網的報道非常奇怪，如果真的是中國限制湄公河上游流量，從而引發了下游多國乾旱。那麼下游國家的外交部門應該首先進行抗議才是，而不是美媒首先提出這個問題。但是下游國家並沒有這麼做，因為任何一個實事求是的人恐怕都會承認王毅外長的話屬實：“中國也面臨這個問題。”
根據雲南省水利廳截止3月20日的統計數據，從去年冬天開始的旱情造成94.5萬人、22.7萬頭大牲畜飲水困難；農作物受災面積達234.7萬畝、缺水缺墒面積32.3萬畝。全省57條河道斷流，102座水庫乾涸、60眼機電井出水不足。雲南省預備投入10.5億元進行抗旱應急工程，以解決316萬人飲水問題，保障灌溉面積126萬畝。
那會不會是因為在湄公河上建設水利工程引起的乾旱呢？應該說可能性不大，今年湄公河沿岸地區都遭遇了旱情，但總的來說符合氣象資料觀測到的一般規律，從旱情的程度上說也沒有突破過去的正常水平。
根據巴斯特、艾倫等學者的第三方統計，修建水電工程之後包括今年湄公河的預期水平面年度變化並沒有發生顯著變化。而且打臉的是湄公河的預期水位的最高點和最低點都發生在修建水庫之前的年份中。
湄公河多年預期水平面變化
既然中國沒有控制湄公河的流量，也沒有證據證明乾旱與修建水利工程有關，為何西方媒體要不斷抹黑中國在湄公河流域擴大影響的行動呢？
筆者認為這可能是因為湄公河沿岸國家的充分合作突破了西方人的固有認知，因而反彈也就非常強烈。
湄公河的水能資源豐富，自1950年開始便有眾多國家及國際機構計劃開發下湄公河水資源的水電、導航、灌溉、防洪功能。但是從1950年開始到1994年幾十年間，眾多發達國家及專業國際機構進行實地勘察及論證後，最終都沒有實施的湄公河干流大壩項目。一方面是因為當時中南半島的局勢不允許進行這樣的水利開發，另一方面也是西方的低效率和貪婪使得沿途國家不支持西方公司主導的大型水利工程。
但是中國率先在瀾滄江上修建了漫灣水電站（1996年），而且逐步地達到了今天15級水電站的預定目標。在這個過程中，沒有發生災難性的工程事故和生態後果，使得西方打“生態牌”威脅發展中國家的理論不是這麼可信了。
現在老撾還打算在中國的技術支持下，用十幾年的時間在湄公河干線上修建9座水電站，並完成70餘個支線水電站的修建。這更是為西方環保“小將”們所不能接受的。
對於中國而言，開發湄公河並不全是為了發電，灌溉也是重要目的之一，但最重要的目的是促進和保證通航。早在2000年中老緬泰四國交通部長就正式簽署了《瀾滄江-湄公河商船通航協定》。根據協定各方的合法船舶可在中國思茅和老撾琅勃拉邦港之間自由航行。
商船能在湄公河上自由航行對中國而言意義重大，湄公河是雲南省最重要的出海水路，通過湄公河與陸路的配合，還可能直接與印度洋的貿易通道相溝通，這是第一島鏈和馬六甲海峽所控制不了的。
拋開這些戰略意義不說，發展湄公河的水運有利於促進出口，有利於延緩低端產業向東南亞進行轉移的速度，有利於雲南和貴州的經濟發展。這些也不是唱衰中國的西方媒體願意見到的。
湄公河沿岸經濟的往來，還會帶動周邊國家的發展。東南亞國家平均受教育水平在發展中國家相對較高，是最有希望借鑑中國道路、中國方案的地區。如果說越南的發展西方還可以用普選勉強解釋過去，那麼隨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發展就很難解釋了，這將促使其他發展中國家認真考慮中國道路。
正是因為這些原因，西方媒體經常抹黑中國在東南亞的行動，挑撥東南亞國家和中國的關係。這種行為是註定要失敗的，這是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和東南亞多邊機制的有效性決定的。這種能力在過去的萌芽階段，就能完美處理“10·5湄公河慘案”這樣撲朔迷離、紛繁複雜的突發事件。十年過去了，這種能力只會更加強大。
但是《紐約時報》中文網的這種抹黑還是給了我們一些啟示，首先就是要警惕極端生態主義。當極端生態主義以瑞典環保少女桑伯格這樣的形象出現時，人們普遍能認清其荒謬性。但當其以一種溫情脈脈的面孔參與到有環境風險的工程決策中時，迷惑力還是很強的，《紐約時報》在東南亞人民面前扮演的就是這樣一種角色。
《紐約時報》的這種表演，以及最近發生的中泰網友之間的“罵戰”，說明在湄公河沿岸政府合作異常火熱的大背景下，民間交流還是非常貧乏。國之交在民相親，只有民間交往也跟上去，才能讓東南亞民眾都知道是誰一直在做大發展的蛋糕，又是誰一心要動地區和諧的奶酪。
來源|觀察者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