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先生平易近人，熱情好客，從來不擺大學者、名教授的架子，所以他家常常是“高朋滿座”。吳先生的為人處世，凡與他相識的人，一般都認為他正直、誠實、善良、天真，特重友誼，樂於助人。特別是他與吳芳吉、陳寅恪之間忠實、真摯的情誼，更是廣為人道。
一
潘光旦先生不是社會學科班出身，但他因家學淵源，從小就養成好讀書的習慣。不獨中文底子很好，外文（主要是英文）也學得特別出色。英文寫作詞彙豐富，文采風流，深為師友所讚許。20歲出頭，他便博覽群書。他對中國古典文獻的鑽研既廣且深，經、史、子、集之外，小說、稗官野史、方誌、族譜，無不涉獵。不獨14歲進清華學校前如此，1913—1922年在清華學校讀書期間，他還利用自習時間和寒暑假繼續閱讀這些線裝書，赴美國留學還帶有一本《十三經索引》。他從少年時代起，就對性知識感興趣。大約在10至23歲這14年間，他讀了大量中外性心理學方面的書籍，包括英國著名性心理學家靄理士（Havelock Ellis）的七卷本《性心理學》（Psychology of Sex）和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某些著作。他這方面的閱讀與他父親的寬容甚至鼓勵是分不開的。其父潘鴻鼎曾是清末翰林院編修，也曾任職於京師大學堂，思想較開明，赴日考察歸來時，帶有一位日本醫生寫的有關性衛生的書。當時光旦先生只有12歲。當他父親瞭解到他閱讀此書時，不僅不責怪他，還說這是一本青年應該讀、童年不妨讀的書。潘先生為了方便閱讀，大量買書藏書。留美期間，他購買了大量西方典籍，回國時口袋裡只剩下一元錢。他買書是為了認真閱讀，甚至將《英漢綜合大詞典》背得很熟，不獨能說出其中每個詞的各種詞義，還能說出其詞源和有關掌故。
潘先生不僅博覽群書，而且讀書有得。在清華學校9年，他總是考第一。1922年選讀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課程時所寫讀書報告《馮小青考》，深得梁氏讚賞，批雲：“以吾弟頭腦之瑩澈，可以為科學家；以吾弟情緒之深刻，可以為文學家。望將趣味集中，務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氾濫無歸耳！”在美國讀大學本科時，他按照常規插入三年級（清華學校畢業生學術水平相當於美國大學二年級肄業生），半年後因成績特別優秀，所在大學教務長寫信向他道歉，說他是應當插入四年級的。
潘先生平易近人，熱情好客，從來不擺大學者、名教授的架子，所以他家常常是“高朋滿座”。他住在城內青蓮街學士巷時，我獨自去拜訪過。他遷到市西郊大河埂居住時，我和張宗穎一同去過幾次，每次都能喝到潘夫人自制的清甜的豆腐腦，一次遇見過後來蜚聲國際的大數學家陳省身及其夫人，一次遇見過後來聞名遐邇的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還有一件事很能說明潘先生這種平易近人的性格。昆明府甬道有個清華人宿舍，其中十幾位住戶常在客廳深夜打麻將，既擾鄰居，還引來小偷，有人告到潘先生那裡，他寫信給那些麻將客說：“聽說你們近來常打麻將到深夜，這不好，希望你們剎住。”但他話鋒一轉，又說：“其實這種困難時期打打麻將也沒什麼不好，娛樂一下也不錯，我也偶爾打打，只是應該找合適的時間。”接著話鋒再一轉：“如果各位有興趣，不妨找個星期天，到舍下打幾圈，如何？”從此以後，府甬道清華宿舍再也不聞麻將聲了。
潘光旦
潘先生幽默風趣，喜歡開玩笑和自我調侃。1937年，清華大學在長沙嶽麓山建新校舍，其旁有一農業學校，其蠶室佔清華新址一角，洽讓成功。同年11月1日，清華與北大、南開聯合組成長沙臨時大學開學後，擬以此蠶室作為土木工程系教師宿舍。一次，潘先生和馮友蘭、陳岱孫、施嘉煬（土木工程系主任）三教授前去查看，潘先生笑問施先生：“公等何日可下蠶室？”（中國古時受宮刑者的牢房稱為蠶室）馮先生聽後嘆道：“真是文章誤我，我誤妻房。”
有一次，潘先生在清華園雪地裡架拐行走，一個小男孩發現其留下的印跡，以為是什麼小動物留下的，追蹤到他時對他說：“我幾次發現這種印跡，以為是小狗小貓留下的，原來是你。”潘先生覺得好玩，回到家裡笑嘻嘻地把這件事告訴了家人。1957年後，潘先生目力日弱，有人開玩笑說：“你這人眼力不行，立場、觀點都有問題。”他答道：“我不僅立場、觀點有問題，方法也有問題，因為我架的是兩條美國的柺杖。”
潘先生還有妙語三則：一、清華社會學系畢業生周榮德和馮榮女士結婚時，潘先生贈一橫幅，上書“一德共榮”四字；二、清華女同學黎憲初在校時，與歐陽采薇等四女生被稱為“四喜元子”，她選在1月15日結婚，宴客於“三和酒家”。潘先生贈喜聯雲：三和四喜元夜雙星；三、趙訪熊教授結婚日大雨，有客說：“天公太不作美。”潘先生卻說：“既雲且雨，天地交泰之象，是天公為新夫婦現身說法，大可賀也。”
潘先生有幾件逸事很值得一提。1936年，潘先生住在清華園新南院11號。他家種的一株葫蘆藤上結出一對並蒂葫蘆，非常對稱。有關專家告訴他，出現這種情況的概率大約是億兆分之一。他非常珍視這對並蒂葫蘆，將其書房命名為“葫蘆連理之齋”，並請其舅父書匾掛在齋前。七七事變後，他把這並蒂葫蘆帶到了西南聯大。1946年清華北返時，又將之攜回清華園，慎重地藏在一個特製的三角形葫蘆櫃裡。1966年時，紅衛兵抄家，把他珍玩30年的這對並蒂葫蘆隨便丟棄在他家後門外。鄰居費孝通先生實在不忍，撿回藏在自己家中。後來又經過一些波折，直到1989年，這對葫蘆才回到潘先生大女兒手中。另一件事，1939年，潘先生為了證實老鼠肉究竟是不能吃還是人們不願意吃，說服家人做了個試驗。昆明的老鼠又肥又大，他一次捕殺了幾隻，將肉洗淨，用香油辣椒拌炒，請來客人共餐，先不說明，等客人吃了以後讚美時才揭秘。這件事經媒體曝光，一時震動了整個昆明。後來聽說有位教授夫人因其丈夫吃了潘家老鼠肉，威脅要離婚，不知確否。不過，當我問潘先生小女兒鼠肉味道如何時，她卻說：“很好吃，又香又脆。”
二
關於吳先生的為人處世，凡與他相識的人，一般都認為他正直、誠實、善良、天真，特重友誼，樂於助人。特別是他與清華同學吳芳吉、亦師亦友的陳寅恪之間忠實、真摯而堅貞的情誼，更是廣為人所樂道。但是，由於他一方面信仰孔子、釋迦牟尼、蘇格拉底和耶穌基督，一方面又深受西方浪漫文學，特別是19世紀英國浪漫詩人的影響，他的一生又充滿了奇特和矛盾。季羨林先生在為《回憶吳宓先生》一書寫的序中說：“雨僧先生是一個奇特的人，身上也有不少的矛盾。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樣，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裡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樣，所以奇特。別人寫白話文，寫新詩；他偏寫古文，寫舊詩，所以奇特。他反對白話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話寫成的《紅樓夢》，所以矛盾。他看似嚴肅、古板，但又頗有一些戀愛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學生來往，但又凜然、儼然，所以矛盾。”
其實，吳宓一生的奇特和矛盾，還不只季先生說的這些。比如他非常反對說謊，但他投考清華學校時年已17歲，超過了規定的最高年齡15歲，他就瞞了兩歲。比如他有時很謙虛，認為自己不夠資格任清華國學研究院院長，只能做個相當於“執行秘書”的主任，但在籌辦及出版《學衡》雜誌時，卻不顧同人的反對，硬是自任總編輯，並大言不慚地稱《學衡》非社員之私物，“乃天下中國之公器”“乃理想中最完美高尚之雜誌。”比如他一生不知戀愛多少次，朋友、學生訪談時，約定除學問愛情外，其它一切免談，但又寫詩云：“奉勸世人莫戀愛，此事無利有百害。”比如他平時外表嚴肅，彬彬有禮，但在昆明時看到有家牛肉店取名“瀟湘館”，他卻認為褻瀆了林黛玉，提著手杖去亂砸該店招牌，像蠻橫的國民黨傷兵一樣。比如他力主真誠坦率，曾當著胡適的面說想殺他，當著他苦戀的毛彥文的面談他與其他女子的戀情，但在報復友人勸他促使他與已離婚妻子陳心一復婚時，卻像《紅樓夢》裡趙姨娘一樣，偷偷地搞巫術，“於靜夜在室中焚香禱神，咒詛其人速死。”他的奇特行為，也真叫人長見識。比如一般人宣傳自己的著作，即使不誇張，也不會自損。1935年他在《大公報》上為《吳宓詩集》做廣告時卻稱：“作者自謂其詩極庸劣，無價值，但為個人數十年生活之寫照，身世經歷及思想感情之變遷……所作之詩極少刪汰，亦未修改。”一般人談戀愛，最希望能結婚。吳宓苦戀毛彥文多年，但在毛哭著要求嫁給他時，他卻狠心拒絕。
吳宓一生這樣的例子還很多，我們這裡不再一一列舉了。他的學生錢鍾書對他的評論入木三分，說“像他這種人，是偉人，也是傻瓜。……最終，他只是一個矛盾的自我，一位‘精神錯位’的悲劇英雄。在他的內心世界中，兩個自我彷彿黑夜中的敵手，衝撞著，撕扯著”；“吳宓先生的心靈似乎又處在一種缺乏秩序的混沌狀態——每一種差異在他腦海裡都成為對立。他不能享受道德與植物般平靜的樂趣，而這些是自然賜予傻瓜、笨伯與孩子的禮物。……隱藏於他心理之後的是一種新舊之間的文化衝突。”
吳宓
的確如此，吳宓出生於晚清儒臣之家，17歲以前，飽讀儒家經典。進清華學校之初，適逢辛亥革命，開始時他思想很不通，後因時代潮流和廣大同學裹挾，才暫時改而擁護革命。不過，儒學在他思想中已深深紮根，而且愛屋及烏，不分皂白地珍視深受儒學影響的幾乎一切中國傳統文化。因此，1917年1月《新青年》2卷5號發表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新文化運動揭幕後，他就很反感；留美期間，對“五四”時期的“打倒孔家店”運動尤其恨之入骨，並與少數友人梅光迪、柳詒徵等計劃回國來唱對臺戲。他不獨反對當時的學生運動，連男女同校這一新鮮事物也不能容忍，1920年4月28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乃吾國今日之喪心病狂者流，竟力主男女同校。”同年6月21日又記道：“人方依古制，履行舊典，著重於道德宗教。而我國中學生，則只知叫囂破壞，‘革命’也，‘解放’也，‘新潮’也。相形之下，吾之傷感為何如乎？”1921年6月回國時，他為了到東南大學與梅光迪等人籌辦《學衡》雜誌與《新青年》對抗，竟拒絕了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月薪300元的主任教授職務，就任東南大學月薪160元教授。他無視儒學中精華與糟粕並存的事實，一味尊崇孔子及其學說，欲將孔子作為道德理想之寄託與人格理想之體現，以孔子的道德人格改造世道人心。1927年6月，他在王國維靈前行跪拜禮。同年9月22日，他在《大公報》發表的《孔子之價值及孔教的精義》一文中說：“（孔子）常為吾國人之儀型師表，尊若神明，自天子以至庶人，立言行事，悉以遵依孔子、模仿孔子為職志。又借隆盛之禮節，以著其敬仰之誠心。廟宇遍於全國，祭祀綿及百代，加贈封號，比於王者；入塾跪拜，與祖同尊。”他這樣說，當然是勸誡人們要這樣尊崇孔子，從而也崇拜天子、王者。但是，他卻不知道，或是不承認這一鐵的事實：自鴉片戰爭以來，儒學在與西方現代文化的鬥爭中，屢戰屢敗，致使中華民族幾難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以儒學立國的清王朝崩潰了，提倡讀經、讀曾國藩家書的蔣介石政權擔負不起救亡圖存的責任，然而他還是執迷不悟。解放前我們在武漢大學是同僚，他對我這個以前的學生參加進步活動是心存不滿的。雖是鄰居，從來不和我打招呼；我雖然偶爾默默地幫助他開門（他獨居一室，往往回家來不會開鎖，進不了屋），但心裡也有些嫌這位以前的老師太頑固、保守和落後。武漢解放前夕他離開了武漢大學，顯然是不願留在解放區。
來源：各界雜誌2020年第9期
作者：口述/劉緒貽 整理/餘坦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