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不管喜歡也好，憎惡也罷，儒家作為正統思想，統治了中華民族兩千多年，它的理念已經浸潤到這個民族的血液和骨子裡去了。我們可能沒有讀過孔孟，但是孔孟卻在不知不覺間左右著我們的生活，甚至決定著我們的命運。在清王朝倒閉之前，儒家思想還是擺在明處的規矩，總體上來說還可防可控，知道該注意些什麼。
清王朝倒了，孔家店也倒了，但是儒家思想不散，一直遊蕩在神州大地的上空。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它從明著的規則變成了難以覺察的潛規則，會讓我們無意間觸犯它和它代表的勢力。沒人和我們宣揚孔孟之道了，但是卻處處暗地裡用孔孟之道來衡量我們，要求我們，這就是我們學習儒家文化的初衷。
舉兩個例子，一個是少正卯，一個是信。
先說少正卯，孔子代理了魯國的大司寇，位子還沒坐熱，就急著殺了少正卯。至於為什麼殺他？不是因為少正卯犯了法，少正卯沒有犯魯國的任何一條法律，孔子殺他的理由無非兩條，一是影響力太大，二是影響太壞。單憑這兩條，少正卯的罪惡就比殺人放火還大。殺了還不解恨，還要暴屍三日。
用孔子殺少正卯的理論一橫量，相信好多人會冒出一身冷汗，因為我們有意無意之間做了一回或者幾回少正卯。
再說一個信，就是仁義禮智信，信用、信義的信。
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翻譯成白話就是人要是沒了信用，就像大車小車缺了零件一樣，怎麼能走的動呢？這話沒錯，滿滿的正能量，號稱孔孟之鄉的我們這裡，從公交車到大街小巷，都刷著孔語錄，彷彿我們山東人都是滿滿的誠信。
可是孔子又說了，“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用朱熹的註解就是對別人的承諾，要差不多符合道義，才可以去履行。這就些納悶了，凡是需要詛咒發誓的事兒，有幾個符合道義的？要是符合道義，需要詛咒發誓麼？朱熹這個解釋還算好的，還有人考證，本來複約的復和天翻地覆的“覆”是一個字，就是說，承諾要符合道義，否則可以不幹或者反過來做，這就更嚇人了。
其實呢？在《說文解字》中，信近於義的“近”字，是“附也”，附著的意思。孔子的本意是承諾是道義的附屬物，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承諾才可以去履行。可惜啊，這麼好端端一個教誨，從漢朝開始，就被各類別有用心的人給歪曲了。所以對這類把聖賢書讀歪了的正人君子，還是要防一防的。
其實這事也不能完全怪後人誤解。解讀論語，大家就知道孔子是一個善於變通的人，只要不觸及底線，不違反大原則，都可以變通。孔子帶著徒弟在衛國的蒲邑和當地人打群架，結果誰也佔不了便宜，那就盟誓不打了，條件是孔子不要到衛國都城去，向國君告發他們要謀反的計劃，孔子和他們在神前發誓了，至於有沒有歃血為盟，《史記》上沒說。孔子回頭就到衛國去告發了，還建議衛靈公趕快去攻打，因為他已經探得虛實了。衛靈公聽了，不過沒發兵。子貢問孔子這麼做好麼？孔子回答說：“要盟也，神不聽。”在孔子看來，誅殺亂臣賊子要比自己的信譽重要的多。
再比如孔子說，交朋友要交上進的，“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這裡的友諒，就是朋友要誠信的意思。但是孔子還說，“君子貞而不諒。”這裡就只能把諒解釋為“不擇是非而信”了，就是說身為君子，不能為了朋友壞了規矩，也是很有道理，很讓人感動的。但是自己不諒，怎麼就要求朋友諒呢？唯一可以解釋的，就是君子不是一般人，君子是士大夫，是當官的或者負責教化的文人。
對於那種教條式盲目式講信用的人，孔子是不贊成的。子路問士人分幾種，孔子說分三種，第三種就是“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孔子認為這種人就像茅坑裡的石頭，又臭又硬，但是不得不給人家一個君子的稱號。而歷史證明，孔子是有遠見的，就是這類君子和孔子所說前兩種君子一直在搏殺，往往把前兩種殺的血流成河。因為第三種就是靠江湖氣上位的草莽英雄，和讀書人合不來。
孔子還只是到了“君子貞而不諒”的境界，孟子就更過了，直接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這裡註解的《孟子》，只能把這個大人解釋為君主。其實在《孟子》和《易經》裡，大人就是君主，君子是國家的精英階層，人和民才是普羅大眾，民甚至更要低一些，是奴隸。各個階層的道德要求是不一樣的。明白了這個，孔孟就好懂了。
以上是我們思考的孔孟的瑕疵，對瑕疵的理解更有助於我們去聖得聖，繼往開來，其餘的於修身，對於處理好人和人的關係，對於學業和事業，還都是有積極的指導意義的，畢竟流傳了幾千年的東西，裡面還是精華多。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熟悉孔孟之道，駕馭孔孟之道，改造孔孟之道，讓它為新時代，為我們和我們的孩子服務，傳播這種文化，民族溫良恭儉讓的風氣，無論對個人還是社會都是有好處的。
--2020年5月28日 15:4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