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雄 乒乓球国际级裁判
四进北京两次国宴，感恩生涯引路良师
1956年，18岁的周秉雄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不久入选了校代表队，虽然最后未能成为主力队员，但他却有了更多接触和琢磨裁判方面的时间。“记得当时学校请了张菊臣老师给我们讲课，通过考试我成为了三级裁判，证书及证章至今还保存着。张菊臣是我的启蒙老师，虽然在他的记忆中了不一定有我这个学生的印象，但我的裁判生涯就是在他的指引下开始的。”
1960年大学毕业，周秉雄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数学系任教，后又被借调到青海师院附中。1964年寒假期间，周秉雄没回上海探亲，他参加了省内一次乒乓球比赛的裁判工作。“那次比赛我得到了朱庆祚老师的肯定，他让我申请三级裁判，当得知我在1958年就是三级裁判时，他就有意培养,给予了我很多参赛机会，朱庆祚老师是我的引路人，他帮我打开了通向更高殿堂的大门。1964年暑假，我第一次被青海体委派往银川参加第一届西北五省少年乒乓球比赛的裁判工作，出发前被批准为乒乓球二级裁判，就在这次比赛中，第一次被评为优秀裁判员（当时称体育道德风尚奖），名字第一次上了宁夏日报，只可惜在以后的搬家中将这一份珍贵的报纸弄丢了。”
1965年,周秉雄又到银川参加了第一届全国男少年乒乓球比赛。赛后接着参加28届世乒赛载誉归来的国家乒乓球队表演赛，还有幸担任了庄则栋与周兰荪、吴小明的两场比赛的主裁判，这是他第一次为国手当裁判。“在这次比赛中，我有幸认识了两位资深裁判吴化周、宗良性老师，他们把26届世乒赛的编排资料给我借阅，当时我买了两本学生用的练习册，利用空余时间抄了整整两本，从中领悟到编排工作的许多知识，开始喜爱上编排工作，这两本手抄本至我至今还保存着。”
1971年,在乒乓外交的影响下，中国举办了第一届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需要从全国各地调裁判员和陪练运动员，青海有4名裁判名额和一名陪练，周秉雄位列其中，也是青海唯一有等级证书的裁判。这次比赛中由于工作需要，从临场裁判里抽调了5人去为抽签前做辅助工作，那是周秉雄第一次与程嘉炎老师近距离接触，第一次聆听了程嘉炎老师在抽签时严谨、精练的抽签用语，第一次目睹了程嘉炎老师的抽签艺术。
“抽签结束后，在秩序册付印前，我又被调去外文印刷厂参加校对工作。在校对过程中，我偶然发现日本运动员名单有误：前世界冠军荻村·伊智郎被译成伊智郎·荻村，当时我告诉校对组负责人闫隆启老师，他也决定不了。我们立即请示了程嘉炎老师，他赶过来后发现译名主要来自3个渠道：新华社译名组、大会接待组、陪同翻译。程老师当即拍板按新华社译名组提供的为准。于是让我继续留下与闫隆启老师从头重新把译名校对一遍。也许就是这次的机遇，让我给程老师留下了印象。在1972年第一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和1973第一届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中，我均参与了编排组的报名组工作。”
从1971年到1973年，周秉雄3年4次进北京，参加了3次国际比赛并参加了两次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国宴，这些都是他人生道路上非常难得的机遇和经历。
四届考委半斤茅台，发挥余热退而不休
1978年10月，周秉雄参加了国家级裁判考试。这是全国首次通过考试方式按成绩确定乒乓球国家级裁判；考试共进行五天：第一天规则、第二天抽签编排、第三天口试与外语、第四、五天临场。周秉雄说：”那时考前没有辅导，规则尚未与国际接轨，发的是油印本国际规则。成绩出来后，我做梦也没想到考了个第三名。抽签编排考试结束后，有人问我有一道题是怎样答的，我说了自己的理解，记得我们有四五个人的答案与大多数人不一致，最后证明我们少数是对的，而多数人的答案也不扣分。”
1979年周秉雄被任命为第四届全运会预赛徐州赛区副裁判长。“徐州赛区裁判长是孔繁令、副裁判长是我、胡培灿、贺耀钧，我们4人都是1978届的考生.在徐州赛区我作为副裁判长上临场的试点，担任了北京队与福建队的一场男团比赛，比赛结果为5:3，用时3小时50分，当时我连喝水都不敢喝，比赛下来裁判服全湿透了。我这边开了头，各台也全面实施主裁判‘一贯制’。1980年大连的全国锦标赛中，许多老裁判都纷纷请战担任主裁判，中间想换一下都表示拒绝。再后来，能不能一贯制坐下来，就成了检验能不能胜任裁判工作的一个重要标准。
1980年，周秉雄获得了国际级裁判证书。1981年，他调到了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任教。1982年在湖南桃源，周秉雄第一次担任了国家级裁判考试的考委工作。当时考委主任是程嘉炎老师，考委有刘自我、顾寇凤、戴永泉、杨兆明、张桦、张振武。在考委会讨论考题时，程老师对抽签编排部分有一个设想，希望打破以往死记硬背的考题，如第几个轮空号是多少、多少人参加单淘汰，需几轮几场比赛等等。“我当时唯一的贡献是把程老师的设想编了一道编排题，在一天时间内赛完，不连场，不重场。也算是一次有突破意识和创新思维的尝试。”
1984年四川省裁判员学习班在乐山举行。周秉雄因赴郑州参加全国优秀运动队文化教育工作会，走前编了一套考题，其中的抽签编排题就是他通过近几年的思考，用创新的命题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一起的一种尝试。出差结束后，他立刻赶到乐山参加阅卷工作。按考试成绩和推荐原则确定了戴天云、黄天福、张国瑛3人参加在呼尔浩特举行的国家级裁判考试。
周秉雄回忆说：“在去呼尔浩特的一路上，他们三人先把我考了一通，提了不少问题，也分析了会考到哪些问题。这次国家级考试结果，河南郑天祥摘得桂冠，黄天福、代天云、张国瑛名列二、三、四名。四川相当于拿了个“团体第一”,轰动了整个考场。在总结会上程老师说了很中肯的话：现在是信息时代，四川这方面做得较好，加上考生的努力，取得好成绩很正常。孙麒麟在考生中也说了实话：我见过四川的考题，比这还难。”
1986年国家级裁判考试在安徽休宁举行，周秉雄负责抽签编排命题。1988年国家级裁判考试在贵州贵阳举行，这是周秉雄连续四届担任考委。“当时有两件事我印象很深：一是在裁判证书上写了1982-1988年四届任考委；二是大会第一次给考委们发了酬金，好像是80元，我添了几十元，买了两瓶二两半装的茅台酒留作纪念。”
在裁判生涯的道路上周秉雄十分感恩对他启蒙、引路和栽培的几位良师。周秉雄说“如果狂妄地自诩为是一匹千里马的话，那么程嘉炎老师就是我的伯乐。”
1987年，周秉雄第一次受国家体委委派出国前往印度新德里参加第39届世乒赛裁判工作。“我是除裁委会主任级别外第一批外出执法的裁判，同去的还有山西的柴之光老师。我俩的口语一般，临场尚可，平时交谈不行。比赛结束当晚程老师电话中问我们感觉怎样，我们如实回答，总算“熬”过来了，按国际惯例，第二天早餐后费用自理，所以早餐后我们就搬到程老师住地，因临时不可能为我俩开房间，程老师就把床让给我俩睡，他自己睡沙发。在印度期间，程老师的抽签理论已经得到国际乒联的重视，他还让我做好准备，有可能去国际乒联配合他进行抽签演示，但后来因故未能进行。”
1979年周秉雄第一次参加第四届全运会的裁判工作，后陆续参加了第五、六、七、九届全运会。1983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全运会上被评为优秀裁判员。“第五届全运会比赛期间有一个趣事：当时男团决赛是解放军对四川，女团决赛是解放军对上海。我认为决赛不会有我的任务了，结果下午通知我参加女团决赛的执裁，当时我提出这么多女裁判不上，为什么让我一个男裁判上，是不是考虑换一个。裁判长张云庆说，谁规定女团不能上男裁判，结果当晚的女团决赛场上除了我都是女裁判。”
周秉雄1998年退休，但对裁判工作是退而不休。至今仍从事一些协会、行业系统、乒超联赛、甲级联赛、省、区的老年比赛的裁判工作。2002年中国乒乓球队成立50周年，他受到表彰，获得贡献奖。在2000-2011年的乒超联赛中，他于2010年被评为“优秀赛场经理”。“我热爱乒乓，痴迷乒乓，对乒乓理论和实际喜欢钻研、探索和研究。我参加过世乒赛、世界杯赛，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没有参加北京奥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