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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秦漢時期的大量刻石、銘器來看，金石氣茂，撲面而來。所謂金石氣，即“不迴避金石書跡所特有的種種非本體的表象特徵，如殘破斑駁所造成的模糊意識以及刀痕、鑄跡，而是從中錘鍊出了一整套不同於二王正宗的新筆法。”（徐利明《中古書法風格史》）
《遊山西村》放翁詩一首 179x97cm 2020
而從秦漢文字體系來看，石刻體系的斑駁、蟲蝕等滄桑感，並非文字書寫的本來，這恐是嘉道以來碑派學者們對石刻之類文字的錯覺。從藝術的表現手段來看，他們是在歷史的誤讀中創制了一種新的審美圖式和表現力，從而成就了碑派書法的固有特徵併成為經典的範式。
《張猛龍碑》
但奇怪的是，凡是在碑派中有大成就者，往往又是汲取帖學之長而成就了自家面目，而表面上看似乎又一味抑帖揚碑。如集大成者康有為，“他們（包括包世臣）叫人家都去學碑、學魏，而自述得力所在，津津樂道的卻正是帖——見《述數篇》（慎伯）、《述學篇》（長素）那豈不是正和著俗語的所謂‘自打嘴巴’”（白蕉《書譜》1980年總第41期）。
畫論兩則 27x43cm 2020
又，“千年以來，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況兼漢分、秦篆、周籀而陶冶之哉！鄙人不敏，謬欲兼之。”（康有為題贈甘作屏《天青竹石聯》）
《北魏司馬紹墓誌》2
如此，才不至於出現徐三庚之流徒有刻石之形，李瑞清輩只注重剝蝕、蟲蛀之類的顫抖，而呈現出帖底碑面的成功樣式，外人似乎已被其尊碑的政治主張所迷惑了，”“如是，真可謂是石刻其外，墨跡其內，學北碑簡直就是徒有虛名了。”（陳振濂《中國現代書法史》）
世說新語選 34x32cm 2020
更有甚者，金農、鄭板橋在碑派書法上的創新，康氏也並不十分認同，“冬心、板橋，參用隸筆，然失則怪，此欲變而不知變者。”（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尊碑第二》）看來此“變”意味深刻，同時期的趙之謙也是如此。
因此，古賢們雖在碑、帖之流派上壁壘森嚴，實則互融。不過，秦漢篆隸在清代又得以復興是對書法的極大貢獻。
節臨《張遷碑》 243x123cm 2020
陳海良，江蘇常州人，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書法院創作部主任，博士研究生導師，文學博士，國家一級美術師，國家藝術基金評審委員，國展評委，中國書協草書委員會委員。
師從尉天池、馬士達等教授（中國唯一楷、行、草書全國一等獎獲得者）當代行草創作代表人物，專著有《亂世奇才——楊維楨》《中國書法墨法研究》《解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