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志杰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智库交流与合作部
1990年10月3日，勃兰登堡门前的和平女神，又一次见证了国家命运。分裂了41年的德国，在强烈的民族情感和意愿下，以和平的方式完成合并，再次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冷战时期东西方对峙的前沿阵地，重新统一实现和平崛起的德国无疑是20世纪对世界发展起关键性作用的重要国家之一。
上世纪的中国，也在与世界的联系互动中向前发展。不过与德国相比，中国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更多来自于她自身的变革与发展。特别是自1978年以来中国实行对内改革与对外积极融入世界的开放政策，已经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产生深刻的影响。
作为当前世界上第二及第四经济大国，中德关系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战略性。中德两国间的互动将是大国关系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探析两德统一30年以来的中德关系发展，也对我们观察新时代下中国与其他西方大国关系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冷战时期（1949年-1990年）：在曲折中前进的中德关系
二战结束后，德国分裂为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与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民主德国建立外交关系。但由于中国与联邦德国所属两大集团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抗，两国关系带有明显的被动性。60年代末，基于国际形势缓和与自身经济实力的增长，联邦德国开始谋求独立的外交。1969年10月，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勃兰特（Willy Brandt）当选总理后提出旨在发展同苏联东欧关系的“新东方政策”，对70年代东西方关系的缓和起到重要作用。
/1972年，中德建交谈判
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联邦德国也随即调整对华政策，并于1972年与中国建交。建交以后，两国关系逐步升温，尤其是高层间的互访奠定了两国合作的基础。70年代末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也符合联邦德国企业界开拓中国市场的愿望，给中德经贸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总体来说，从1972年中德建交到1989年6月，中德关系的特点是两国之间了解不断加深，在德国民族统一问题上也互相理解和支持。虽然受美苏冷战大环境的影响，中德关系总体上还是向前发展。双方贸易额从建交时的2.7亿美元增长到近50亿美元，两国在技术、财政、文化领域均达成多项合作协议。
然而，上世纪80年代末发生在中国的政治风波却给中德关系蒙上一层阴影。事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对华实行制裁。在两德统一的风潮下，联邦德国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对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更是强硬，其国内政要相继发表谴责言论。联邦议院也随即宣布对中国的制裁措施，中断两国高级别政治往来，无限期推迟两国财政合作，重新审查对华发展援助项目，与欧共体国家和美国一同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两国关系一度坠入冰点，处于建交后最大的危机中。
二、两德统一后的科尔政府时期（1990年-1998年）：从紧张对峙到逐步正常化的中德关系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世界局势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革，中德两国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也发生巨大变化。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两德统一揭开序幕，并最终于1990年实现了政治统一。德国的统一标志着德国恢复全部主权，对外政策向“正常化”发展，整体综合实力得以提升，国际政治地位也大大提高，成为欧洲乃至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进入90年代的中国，由于苏联的解体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围堵”，但中国仍坚持对内推行改革，对外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经济实现稳步发展，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与联系也日益密切。
但彼时的中德关系，仍因“政治风波”事件处于“冰冻期”。相比中国经济的稳步向前，统一之初的德国背负着两德合并所带来的沉重财政负担，以及原东西德不同制度融合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德国积极谋求发挥大国作用，但却面临英法等国家的牵制。基于对当时国内局势和国际形势的判断，以时任德国总理科尔（Helmut Kohl）为代表的对华友好力量认识到，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对中国继续施以“高压”并不合时宜，坚持“制裁”可能使德国失去中国大市场，同时继续孤立中国甚至会破坏国际势力均衡。因此，科尔政府适时调整对华政策，逐步推动取消对华制裁措施。对于中国而言，自两国建交以来，中国一向重视发展对德关系。当中德关系陷入低谷时，中国政府同样作了大量工作，以期恢复两国之间的正常关系。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德两国逐步恢复官方往来。1991年，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与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相继应邀访问德国，与德国政界、企业界进行了广泛交流。同年，时任德国经济部长默勒曼（Jürgen Müllemann）率团到访中国，这是两德统一以后第一位正式出访中国的德国联邦政府部长。1992年3月，时任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对德国进行正式访问，科尔总理进行会见，这是“政治风波”事件后德国总理首次会见中国政府部长以上领导人。双方均表达了加强互利合作的意愿，并认为应用长远的战略眼光处理两国关系。在时任德国外长金克尔（Klaus Kinkel）于1992年10月成功访华后，德国联邦议院也于同年12月正式通过决议，宣布实现同中国关系正常化。至此，“政治风波”事件以来德国对华“制裁”完全解除，中德关系发展步入正常轨道。
伴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科尔政府审时度势，于1993年9月出台了“新亚洲政策”，决定全面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合作，并明确提出以中国为战略重心。该文件也对次年欧盟通过的“新亚洲战略”和对华长期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同年11月科尔总理正式访华，作为其推行“新亚洲政策”的重大举措。1993年之后，中德两国最高领导人及各级政要的频繁互访，为两国全面发展双边关系奠定了政治基础。1995年7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应德国联邦总统赫尔佐克（Roman Herzog）邀请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访德国。次年11月，赫尔佐克总统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次元首互访被外界视为两国关系开启新篇章的重要标志。
/德国“统一总理”科尔对上世纪90年代中德关系实现正常化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两国政治关系回暖的大背景下，两国经贸合作也得以快速发展。1998年，中德双边贸易总额接近144亿美元，是1972年两国建交时的50多倍，创历史新高。德国企业界对华投资也取得积极成效，涉及机械、汽车、化工、电子、通信、医药、环保等行业。德国在华投资项目居多为技术含量高的生产性项目，对彼时中国企业的技术改造和管理水平提升发挥了积极作用。到世纪之交，德国已成为对华技术转让最多的欧洲国家。
科尔担任总理期间的四次访华，重点围绕经贸议题展开，力求通过加强经贸合作来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经济利益成为影响德国对华政策制定的重要考量因素。这也对后续每一届德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虽然中德双边关系发展在此期间曾因1992年的对台军售问题及1996年的涉藏问题出现波折，但科尔政府务实的对华态度对稳定中德关系，推动中德关系实现正常化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三、施罗德政府时期（1998年-2005年）：实现全面发展的中德关系
1998年9月，德国联邦议院大选拉开帷幕。执政16年之久的科尔竞选连任失败，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SPD）总理候选人施罗德（Gerhard Fritz Kurt Schroder）当选为新一届联邦德国总理。德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中德关系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曾担任德国大众公司监事会成员的施罗德深知中国市场对于德国经济的重要性，其执政后基本延续了前任总理科尔“务实”的对华政策，奉行以经济外交为主、其他外交手段为辅的全方位对华政策，使中德关系继续向前发展。但在具体处理对华关系时，由于新一届“红绿联盟”（社民党与绿党联合执政）中绿党（Grünen）的意识形态色彩较浓，施罗德政府表现出与科尔政府略显不同的做法，如在人权等问题上加大了对中国的施压，使得中德关系发展受到一定负面影响。两国原本活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渐渐趋于冷淡。人权问题再度成为影响中德关系的不稳定因素。
然而，中德两国之间的徘徊期并没有持续多久。由于90年代末德国国内经济发展疲软，就业形势严峻，对外贸易也因东亚经济危机受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施罗德政府再次将目光转向拥有广阔市场的中国，希望通过扩大对华经贸往来以缓解国内经济困境。“加强对话与沟通，重视发展对华关系”逐渐成为彼时德国各主要政党之间的共识。对中国而言，发展对德关系也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事项。中国政府对德方在人权等问题上的施压作出有力回应的同时，也通过各种渠道向德方传递中方对两国关系高度重视的立场，希望施罗德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中德关系恢复正常发展。
在此背景下，中德高层互访活动再次启动。1999年3月，时任中国外长唐家璇访德期间应邀分别与德国总统、总理与外长会面，就中德经贸合作、人权、欧元、以及科索沃局势等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深入交流。1999年5月，施罗德以德国总理与欧盟轮值主席的身份首次访问中国，但其访华之时正值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事件的发生。在与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与总理朱镕基会面时，施罗德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以北约成员国名义为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向中国道歉。同时他表示，德国政府将坚持对华政策的连续性以及“一个中国”立场，支持全面发展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施罗德首次访华虽然背景特殊、时间短暂，但两国领导人就中德关系和科索沃问题进行了坦率谈话，增进了两国间互信，为中德关系继续深化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1999年11月，施罗德应中方邀请再度访华，其随行经济代表团之庞大，签署的经济合作项目价值之高在当时的西方国家中是罕见的。中德两国领导人加强了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与对话，进一步深化了彼此间信任。施罗德还表示，世界经济发展应有中国更多的参与，并重申德国政府支持中国尽快加入世贸组织的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