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经野与徐继儒
引言李经野和徐继儒，曾经是清末民初时期声名显赫的曹南大儒，虽然他们离世不过百年，但如今已识者了了。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有句云“人生富贵驹过隙，唯有荣名寿金石”。正如先生所说，人生的富贵荣华皆如云烟，就像白驹过隙一样转瞬即逝，但那些曾经为乡邦故国、为华夏文明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贤者，他们的美名却能够像金石一样寿延千古。无疑，本文要讲述的李经野和徐继儒二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诗社结曹南
清朝末年和民国初期，在鲁西南大平原上产生过一个著名的旧体诗诗歌社团——曹南诗社。曹南诗社以今天菏泽地区的曹县为中心，辐射菏泽一州十县，就连当时河南的考城、商丘、滑县、宁陵以及江苏丰县也有社员积极参与诗歌创作活动。菏泽古称曹州，因其境内有曹南山，春秋鲁僖公十九年，在曹南山曾发生过宋、曹、邾三国会盟事件，所以后来的文人就用曹南来代指曹州。比如，唐朝天宝十二年，诗仙李白从大梁再一次来到今天的曹县游历，他的好友、文学家独孤及就写下《送李白之曹南序》为其壮行，“是日也，出车桐门，将驾于曹，仙药满囊，道书盈箧，异乎庄舄之辞越、仲尼之去鲁矣”。李白在曹南寓居数载，留下许多赞美鲁西南的诗歌。当他即将离开曹南到江南远游的时候，曹南诸好友为其设宴饯行，李白抚今追昔，感慨万端，挥笔写下了著名的《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
我昔钓白龙，放龙溪水傍。道成本欲去，挥手凌苍苍。时来不关人，谈笑游轩皇。献纳少成事，归休辞建章。十年罢西笑，览镜如秋霜。闭剑琉璃匣，炼丹紫翠房。身佩豁落图，腰垂虎鞶囊。仙人驾彩凤，志在穷遐荒。恋子四五人，裴回未翱翔。东流送白日，骤歌兰蕙芳。仙宫两无从，人间久摧藏。范蠡说句践，屈平去怀王。飘飘紫霞心，流浪忆江乡。愁为万里别，复此一衔觞。淮水帝王州，金陵绕丹阳。楼台照海色，衣马摇川光。及此北望君，相思泪成行。朝云落梦渚，瑶草空高堂。帝子隔洞庭，青枫满潇湘。怀君路绵邈，览古情凄凉。登岳眺百川，杳然万恨长。知恋峨眉去，弄景偶骑羊。
李白用“愁为万里别”、“相思泪成行”的诗句，真诚表达了对曹南这片热土的依依惜别之情。
清末民初，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一时神州大地兵荒马乱、国难多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又是什么人非要成立一个诗社呢？说到曹南诗社，那么就必须要提到两个人，就是清末民初的曹南名儒李经野和徐继儒二位先生。
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太平天国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就在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多灾多难的中华大地上又发生了一场水灾，那就是黄河在今河南省兰考县北部铜瓦厢决口改道，此后的数年间，正好地处黄河下游的曹县全境遭灾，就在这个黄水漫漶、饥荒遍野的艰难时期，李经野就出生于今天曹县境内的苏集镇土地庙村。当时的土地庙村虽然地处曹县境内，但是它却归属于菏泽县绥宁都，是菏泽县在曹县的一块扣地，李家的户籍应归属菏泽县。所以李经野考中进士后，官方在进士碑上就刻下“荷泽李经野”[1]，李经野在以后的书法题跋落款中，多属"菏泽李经野"，其原因就在于此。
李经野出生于清贫农家，天资聪颖，敏而好学，虽身处偏僻乡野而胸怀凌云之志，经过十年寒窗苦读，终于光绪五年（1879年），二十四岁时考中举人，光绪九年（1883年）参加会试，荣登三甲第九十一名进士。
就在李经野出生三年后的1858年，徐继孺出生于曹县县城西南的徐楼村。徐家本是书香门第，祖父徐祈，秀才出身。父亲徐本荣亦是拔贡，家设教馆三十余年，生徒遍及曹南。据史载，徐继儒天资聪颖，过目成诵。6岁能辨四声，11岁就考中了秀才，而且还是被优选为廪生。15岁的时候，因为学业优秀，又被选为拔贡。随后，徐继儒曾到济南著名的泺源书院学习，在同窗中，虽然他的年龄最小，可是每次考试却都名列前茅，据说深得书院主讲、胶州的匡鹤泉先生的嘉许，认定其必成大器。不久即以拔贡身份参加朝考，选为山东黄县担任训导一职，这在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风华正茂的徐继儒相继参加会试和殿试，登进士第，高中二甲第四名。经过三年散馆学习，成绩优异，被授为翰林。
李经野中进士后，被留用户部，次年就任户部主事。清光绪三十二年，任户部贵州司员外郎，同年又升为福建司郎中兼财政处提调内仓监督。此间，李经野一直在京中做官，前后长达25年。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8年，李经野因为主张宪政，被朝中同僚排挤，李经野被贬到偏僻的廉州担任知府。廉州地处广西边陲，瘴海万里，贫穷闭塞。李经野慨然赴任，到任后，宵衣旰食，与民同忧，政绩显著，三年后，被朝廷委任湖北造币厂总办。在普通人的眼里，造币厂可是个肥缺，同僚歆羡不已。此时，李经野已经年近花甲，半生宦海沉浮，神州大地依然国弊民穷，他自知在官场不可久留，就向朝廷称称病，坚辞湖北造币厂总办一职，毅然回到故里。第二年，辛亥革命就在湖北武昌爆发，胶州显宦、大学者柯劭忞由中赞佩李经野，认为他早就看出了大清就要灭亡的征兆，柯劭忞感佩地说道：
宣统二年，君以广东知府擢道员，董湖北造币厂，固辞不就。明年辛亥湖北兵事起，国祚遂微，人始服君知几之早，去就之衷于义也。[2]
广西合浦李经野捐修“惠爱桥”遗迹
与李经野长期担任京官不同，徐继儒殿试成绩优异，入翰林院。三年散馆，被钦点翰林院编修，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徐继儒被朝廷委任陕西乡试副主考，从此便开始了他在地方任职的经历。清光绪二十年又出任河南省学政，尽管当时清朝已大厦将倾，国事日艰，但徐继儒依然坚信“大厦谁能支，梁栋方待汝”，他把国家中兴的希望都寄托在后世俊学之身，全力为朝廷选拔地方优秀人才。据曹县志记载，徐继儒仅在光绪二十三年“一年就选拔贡、优贡126人，皆饱学之士，一时称极盛。”[3]从光绪二十四年起，徐继儒开启了在山西省的政治生涯。他先被被任命为山西省清源局总办，专司清理库银。徐继儒严查藩库历年积弊，上任仅半年，就将全省款项整理的井然有序，致使“奸吏咋舌，莫敢支吾”，徐继孺因此声名大振。后调任汾州知府，光绪二十六年（1900）冬，徐继孺又转任山西潞安州知府。是年五月，帝国主义列强英、法、德、俄、奥、美、意、日等八国联军悍然侵略中国，意欲瓜分华夏，全国上下掀起一股抵抗西方列强的爱国热潮。时义和拳兴起，一味愚忠的山西巡抚毓贤[4]力撑义和拳运动，徐继儒面对洋人的欺凌，也热血沸腾，他积极响应毓贤的号召，要“扶教灭洋”。当时，在中国的西方教会中有部分不良传教士在治外法权“宽容”下，公然藐视清朝政府，欺压当地百姓，造成许多命案。当时潞安州境内某天主教神甫为扩建教堂，无视法律，强占民宅。徐继孺刚接到状子后，该教堂神甫即来威逼要挟。传教士的飞扬跋扈使徐继儒满腔义愤，当即要按大清律来处理此案。可是他的下属却惧怕洋人势利，规劝说：皇上尚且畏惧，地方更无能为力了。彼时，徐继孺却大义凛然，他慷慨激昂地说：
洋人目无法纪，嚣张至极，欺压百姓，当杀无赦。既为知府，怎能不为百姓伸张正义？当备文请示巡抚，即行办理。[5]
河南苏门山
当天夜里，徐继儒精心布置，安排手下截杀了涉案的德国传教士7人。虽然此事一时人心大快，但清廷无能，已自身难保，屈服于德国等列强的压力，敕责徐继孺“戴罪”终身戍边。对于这个处理结果，洋人却极度不满，威逼清廷必须严惩“凶手”，意欲诛杀徐继儒。徐继儒得到消息后，被逼出走邻省河南，藏身于辉县的苏门山中，从此隐名埋姓，以读书治学自娱，并自号苏门山人。苏门山其名不显，晋代著名隐士孙登，长年隐居此山，并自号“苏门先生”。传孙登博才多识，熟读《易经》《老子》《庄子》。善弹一弦琴，常弹琴自娱，尤喜长啸。据说，竹林七贤之阮籍和嵇康都曾求教于他。1975年，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先生跟随中央文史馆考察河南，当时就曾来到苏门山参观，伯驹先生即兴赋诗：
苏门山里白云深，泉水音和啼鸟音。
齐庆丰收歌更舞，弹来何用一弦琴。
诗后有注：“到新乡后，下午即去百泉，百泉后苏门山，即晋县孙登隐居处，登弹一弦琴，作长啸。今农民欢庆丰收，载歌载舞，不须其一弦琴了。”如今，拥有“中州颐和园”之称的苏门山作为新乡名胜，逐渐被国人了解。
徐继儒隐居三年后，清廷内忧外患，自身难保，所以对他的缉捕渐迟。看到形势见缓，徐继儒就托人向上伪报死亡，然后偷偷潜归山东曹县故里，从此深居简出，以殚心整理乡帮文献为乐。
李经野与徐继儒原为表兄弟，后来二人又结为儿女亲家，可谓亲上加亲。但从目前史料来看，二人早期接触并不频繁，留下事迹不多，这主要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各自为功名苦读，考取进士后，又各自为仕途奔忙。直到1910年，李经野决心辞官归隐，回到曹县定居，此时，徐继儒业已回到故乡避难近八个年头。就这样，两位年过半百的曹南赤子，又回到故乡重新聚首，并共同为繁盛清末民初的曹南文化拉开了序幕。
1911年初春，鲁西南大地上春柳刚刚吐出嫩芽，被霜雪囚禁了一个寒冬的喜鹊突然就成群结队的聚集在杨柳枝头，叽叽喳喳的欢叫着争抢最好的地段，准备衔枝筑巢，哺育后代了。李经野辞官从广西廉州回到故乡已有数月，他热热闹闹地在故乡过了一个团圆年。数月以来门生故旧、地方官绅摩肩接踵的拜访，使李经野忙的几乎无暇他顾。眼看年也过去了，春耕在即，来访的客人明显减少，李经野数十年为朝廷效力，走南闯北，从不得片刻消停，突然清闲下来，身边再也没有公务处理，很难一下子适应下来。这时他想到徐埴曾多次写信邀约他到直隶黉山小住，所以决定先到黉山小住数月，一来修身养性，二来也好沉下心思读读书。说到徐埴邀约李经野到黉山养疴，那么徐埴又是谁呢？黉山又在何处？
（未完待续）
[1]明清进士碑林立于北京孔庙，笔者曾多次去考察，碑上所刻原文为“荷泽李经野”，把“菏泽”误写为“荷泽”。
[2]山东文献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山东文献集成第三集·曹南诗社唱和集十二卷》.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540.
[3]山东省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曹县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626.
[4]山西教案，无能的朝廷推诿责任，山西巡抚毓贤首当其冲，他先是被撤职查办，后被判流放新疆，刚走到甘肃兰州，就又被朝廷改判为斩首，旋即横尸兰州。毓贤（1842—1901），满族，是清末著名的酷吏。他曾在光绪十五年属任曹州知府，在任期间，他以治盗为名，对普通百姓大肆逮捕，并设立惨无人道的“站笼”制度，利用恐怖手段进行残忍统治，他以扫黑除恶为名残酷镇压曹州百姓，3个月内就杀掉2000多人。因治理曹州“有功”，被朝廷擢升为山东巡抚，后又转任山西巡抚。可以说，毓贤用曹州百姓的鲜血染红了他的顶戴花翎。清末学者、金石学家刘鹗在《老残游记》一书中曾这样评价毓贤一类的官员，说他们均是"清官若自以为是、危害比贪污严重"的代表。
[5]山东省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曹县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6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