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衛生組織譚德賽警告道：“如果發生重大疫情，不僅是健康問題，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也會隨之而來 。”
過去數週以來，特朗普曾在言論中先後數次將防疫不力的矛頭指向了世界衛生組織（WHO）。4月15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暫停資助世界衛生組織。拋開特朗普在不斷轉移美國民眾對其代表的政府抗疫不力的注意力外，瞭解美國此次撤資對WHO的影響，先得從瞭解WHO的基本經費構成，以及WHO總幹事譚德賽的個人特質開始。
WHO經費佔比概覽
對於許多外界的觀察人士來說，最重要的是WHO目前每年25億美元的預算是否會增加。這些預算中絕大部分不是各成員國分攤的會費，而是各國或其他捐助方的捐款。
這些捐助者經常將自己的捐款專門用於特定項目，例如，消除小兒麻痺症——這就限制了WHO設定自己的優先事項的能力。
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還承認了依賴一些大捐助者的風險：“如果有捐助者拒絕繼續提供資金，WHO可能會受到嚴重衝擊。”
迄今為止，各國一直拒絕大幅提高分攤會費的計劃 。
阿希什•賈（AshishJha）是哈佛陳曾熙公共衛生學院的全球健康研究人員，他表示：“我非常清楚已經發生的變化，但我也想知道為什麼這並沒有轉化為更多的資金和支持。”
譚德塞指出，WHO剛剛制定了一項“投資計劃”以吸引新的捐助者，而且捐助也有一些小幅增長。
資料來源：Science
在2019年12月與《科學》的對話中，譚德塞強調疾病的暴發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焦點。他警告道：“如果發生重大疫情，不僅是健康問題，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也會隨之而來。”
當時的他還不知道自己職業生涯中最大的緊急情況已經在醞釀。
安靜又堅定的譚德賽
2019年，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幫助拯救了剛果民主共和國的一名重傷醫務人員
2019年1月2日，譚德塞面臨著一個生死攸關的決定。這位世界衛生組織（WHO）總幹事在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布尼亞度過了除夕夜，以提高工作人員的士氣——他們正對抗著有史以來第二大的埃博拉疫情。
在譚德塞登上飛往烏干達的直升機，去跟烏干達常駐聯合國代表魯貢達•魯哈卡納（Ruhakana Rugunda）會面之前，他還必須要做一個決定——是否帶走一個名叫查爾斯•盧旺加-基韋瓦（Charles Lwanga-Kikwaya）的剛果小夥子。
出發的前一天，埃博拉疫苗接種員遭到一群年輕人的襲擊。WHO的工作人員曾遭受過多次襲擊，而這一次，盧旺加-基韋瓦的頭部被一塊大石頭砸中。陪同譚德塞的傑里米•法拉（Jeremy Farrar）是維康信託基金會的負責人，也曾接受過神經科醫生的專業訓練。
他查看了傷者的情況，發現傷勢嚴重。“我們很快決定，必須帶著他撤離，否則他就要死了。”法拉說道。
但是飛行員拒絕繞行至衝突地區。協議規定，譚德塞必須首先進行國事訪問。
在與譚德塞進行了緊張的交涉，打了幾個電話之後，飛行員做出了讓步，同意將盧旺加-基韋瓦和3名國際訪客送往最近的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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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突發衛生事件計劃的負責人邁克•瑞安（Mike Ryan）也是那次事件的親歷者。他說道：“觀察譚德塞的風格是很有趣的。他會安靜而又堅定地說，‘不，我們必須和這個男人一起離開。’就是那種展現出堅持但又尊重別人的能力。他固執，不會讓步，但有時候，一個領袖就需要這種特質。”
盧旺加-基韋瓦最後活了下來，幾周後又重新上班。譚德塞表示，自己在這一次考驗中親眼見到了對峙和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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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WHO的第一個非洲領袖說道：“如果你不在乎一個可憐的人死在你面前，你就不會在乎數百萬的人。”
”
如今，他面臨著更大的挑戰：一種致命的病毒，以驚人的速度在世界各地傳播。
譚德塞於2019年6月在剛果民主共和國嚮應對埃博拉疫情的工作人員打招呼——他們使用“肘部撞擊”代替握手，以減少感染的風險
譚德塞於2017年7月1日上任，他有一個雄心勃勃的任務清單：
改革WHO，加強循證決策，強調氣候變化對健康的影響，將醫療保險的覆蓋面再擴增10億人。
阿希什•賈認為，隨著2月11日WHO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引發的疾病正式命名COVID-19，這個超級流行病將譚德塞任務清單上的所有優先項都壓到了後面。譚德塞處理危機的方式會在他的功過錄上寫下重要章節，還會影響WHO的未來。
賈接著補充道：“現在是最關鍵的時刻！未來幾周和幾個月的情況將最終影響世界對WHO的重視程度。”
WHO正經受著來自內部和外部的諸多挑戰，而此次疫情成為現階段最大的挑戰。如果我們瞧一瞧擺在WHO面前的那一攤子問題，就可以清晰地看到：
它的預算跟不上任務需求；
關於疫苗的錯誤信息正如野火般蔓延；
一些國家的領導人仍然否認氣候變化可能對公共健康產生深遠影響等。
美國喬治城大學奧尼爾國家和全球健康法律研究所所長勞倫斯•戈斯汀（Lawrence Gostin）說道：“全球趨勢幾乎都與WHO的宗旨背道而馳，2020年的他們正蹲坐在一場颶風之中。”
埃塞俄比亞的衛生部長
譚德塞對WHO的最初記憶來自一個充滿希望的時期。
他成長於阿斯馬拉，這個地方當時屬於埃塞俄比亞，而現在成為厄立特里亞的首都。他長大後看到了宣傳WHO消滅全球天花運動的海報，該運動是1980年完成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公共衛生壯舉。在研究生物學並從事公共衛生工作後，譚德塞獲得了WHO獎學金，在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學院學習。
他獲得了博士學位之後，回到埃塞俄比亞，並領導一所地區衛生局，然後升任埃塞俄比亞衛生部長。
在2005年至2012年的任期內，他在農村地區建立了由4萬多名女性衛生工作者組成的網絡，這些人分發瘧疾藥物，為兒童接種疫苗，並照料孕婦。艾滋病、瘧疾和肺結核造成的死亡人數下降了5成以上。在擔任埃塞俄比亞外交部長4年後，譚德塞在非洲聯盟（AU）的支持下，於2017年競選WHO總幹事。
譚德塞將全民醫保作為競選活動的核心。他於1988年在丹麥學習4個月時所得到的醫療保險，在埃塞俄比亞是一種買不到的奢侈品。但他認為資源匱乏的國家也可以提供全民保險，即使他們只能負擔基本醫療服務。
譚德塞說道：“全世界有一半的人口無法獲得基本的醫療服務，我無法接受這一點。”在最後一輪投票中，譚德塞獲得了186個成員國中133個的支持，擊敗了英國的大衛•納巴羅（David Nabarro）。
在第一個5年任期中，他在WHO總部7樓寬敞的辦公室裡工作。來訪貴賓的禮物在此展出：來自阿富汗的傳統白帽子，來自圖瓦盧的微型木船，來自馬爾代夫的小燈塔。但當《科學》雜誌於2019年12月訪問他時，譚德塞描述了一個更黑暗的世界：
剛果民主共和國的暴力行為激增，此前幾乎已經被控制住的埃博拉病毒再次蔓延，衛生工作者仍受到襲擊……
與此同時，另一種“病毒”也開始糾纏他：有關疫苗的虛假信息通過社交媒體瘋狂傳播。
在採訪前的一天，WHO發佈了2018年麻疹（市場上已有針對這種疾病的廉價且有效的疫苗）造成的死亡人數：14.4萬人，比2017年增加了14％。
他表示：“這已經是危機水平，臉書、推特以及其他社交媒體應該真正理解這一點。”譚德塞已要求社交媒體巨頭做更多的工作來打擊虛假信息。（近期，WHO已開始與社交媒體公司合作，標記有關COVID-19的錯誤信息和謠言，並將用戶直接引導至WHO的網站。）
到目前為止，譚德塞在任職期間一直樂於冒險——不僅是數次親赴埃博拉戰場。
他的第一個冒險舉動是嘗試任命津巴布韋的長期獨裁者羅伯特•穆加貝（Robert Mugabe）為WHO的“親善大使”。他表示，非洲國家的一些人仍然崇拜穆加貝（他於2019年9月去世），把他視為反殖民英雄，而穆加貝能被提及的也只有這一項榮譽了。在遭到強烈反對後，譚德塞撤回了穆加貝的名字。
譚德塞最親密的助手之一、加拿大衛生研究員彼得•辛格（Peter Singer）說：“他立即糾正了這一點，這就是領導才能。”
抵制疫情只是WHO的任務之一，他們主要是協調其他組織和機構的工作。
2013—2016年對西非埃博拉疫情的不及時反應引發了人們的不滿，WHO開始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但如果要實現其既定的使命——“人人享有儘可能高的健康水平”，WHO的主要工作就得是制定成員國可以執行的“規範和標準”，例如，瘧疾治療指南、產婦保健工作者培訓材料或使用阿片類藥物的政策。
他正致力於WHO機構改革
作為組織改革計劃的一部分（譚德塞所說的最重要的任務），他任命了更多的女性，使高層隊伍更加多樣化，並組建了新部門，其中包括一個針對“健康人群”的部門。
譚德塞內閣負責人伯恩哈德•施瓦特蘭德（Bernhard Schwartländer）表示，譚德塞曾擔任過衛生部長，對成員國的實際需求有著敏銳的洞察力，諸如更新WHO的基本藥物清單這一事項成為優先考慮事項，其他的一些事項，例如“管理核與放射性突發事件的社會心理後果的政策框架”則被擱置。
譚德塞說道：“我們正在改變這個機構本身的DNA。”不過，擁有72年曆史的WHO結構複雜，他們的6個地區辦事處的負責人各自擁有相當大的權力。施瓦特蘭德表示：“它就像一艘大型油輪，你無法輕易地扭轉局面。”
對許多人來說，轉型似乎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戈斯汀說：“譚德塞讓WHO的核心使命強力升級了，但他做不到長久地把機構的工作人員和合作夥伴拉攏在身邊，有時動盪會發生。”譚德塞也承認他面臨內部的阻力：“當人們看到你做如此重大的議程改變時，他們會感到緊張。”
WHO一個獲得普遍讚譽的舉措是設立首席科學家職位。
日內瓦國際關係與發展研究院的全球衛生專家伊洛娜•基克佈施（Ilona Kickbusch）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號。”
正擔任這一角色的印度兒科醫生蘇瑪•斯瓦米納坦（Soumya Swaminathan）表示：“科學是我們在這裡所做一切的基石。”她的部門將致力於尋找研究領域的空白，她還成立了委員會，研究醫學和公共衛生領域的基因編輯與人工智能倫理。
COVID-19前的WHO和中國
疫情在武漢暴發後不久，WHO進入全面危機模式。譚德塞和他最得力助手每天開會，討論嚴峻的事態發展。通常在他親自主持的每日新聞發佈會上，來自世界各地的新聞工作者都會對其進行質疑。
他有一次表示，與埃博拉的鬥爭教會了他一個明確的策略：從源頭上抗擊該疾病，並設法阻止它在其他地方站穩腳跟。“聚焦震中，如果產生了多個震中，那就太混亂了。”他說道。
但是震中在中國這一事實使這項任務變得複雜。譚德塞與中國素來關係友好。2020年1月28日，他飛往北京與習近平會面，並稱贊中國政府為抗擊COVID-19所做的努力。
譚德塞說，他對中國的訪問達成了3個重要協議：
在病毒源頭上與之抗爭；共享數據；讓WHO的一個專家團訪問中國——數天後，他在日內瓦機場送別前往中國的先遣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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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譚德塞為中國的行動舉措進行了辯護：“我們感謝他們採取的干預措施。他們這樣做不僅是為自己的國家，也是為世界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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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他也表示，後面將評估中國的行動是否是基於證據的且合理的。他補充道：“我們不想現在就去責備，我們只能建議他們，採取的行動應該針對眼下的問題，這也是他們向我們保證的事情。”
之後，一份要求譚德塞辭職的在線請願書，獲得了30多萬個簽名。賈對此發表反對意見：“
那些想當然地參與中國疫情的做法，甚至以某種干預性的方式參與，我不知道是否會有所幫助。但我認為譚德塞非常明白該怎樣與中國打交道。”法拉爾認為，到目前為止，中國在面對如此困難的情況下做得還算不錯，但希望他們迅速發佈更多的基本流行病學數據和病毒序列，這能夠幫助大家跟蹤疫情的流行情況。
譚德塞敦促大家耐心，因為中國人滿為患。“我們得到了一些信息，我們可能沒有得到其他信息，它們可能不完整，但我們應該理解這一切。”
不過，COVID-19疫情清楚地表明瞭WHO影響力的侷限性。
2020年1月31日，WHO將疫情列為PHEIC，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此次發佈被媒體廣泛報道，並被視為重要的一步（儘管評論員們說來不及了），它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象徵意義。
PHEIC允許WHO建議支持或反對旅行限制，進而各國應仿效，但是，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忽略了譚德塞提出的禁止旅行限制的建議，並拒絕來自中國的旅行者入境。
阿希什•賈說道：“一個PHEIC賦予WHO更多的道德權威，但他們沒有執行權力。”
一個感情豐沛的人
2018年10月，在德國柏林召開的世界衛生峰會上，譚德塞被問及聯合國2030年的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的第3個：“確保並提升所有年齡段的人的健康與快樂。”
他向聽眾講述了一個有關哈薩布•卡里姆（Hassab al Karim）的故事。哈薩布是他幾天前在蘇丹喀土穆（Khartoum）一家心臟病診所認識的男孩，而該診所會提供免費護理，男孩剛接受過風溼性心臟病手術。譚
德塞說道：“這個13歲的男孩本來活不過幾年，但現在，我認為他很有希望健康地活到成年，並生活下去。”當他描述哈薩布如何對他微笑時，他的聲音在顫抖，他停了片刻，接著一邊掖著眼淚一邊說道：“所以對我來說，哈薩布•卡里姆就是那第3個目標。”
這不是譚德塞第一次公開落淚。
有些人嘲笑他的感性表現；在另一些人看來，這就是他的力量——即使在成為一個可以接觸數十億人生命的國際組織的負責人後，他依然會敏銳地去感受個體的呼吸；他輕鬆地與醫學生、醫護人員以及患者交談。
譚德塞經常提到他的弟弟，他認為麻疹是弟弟早逝的原因。失去弟弟的情感體驗讓他在閱讀一個驚人的死亡統計數據時，聽見每個個體生命的呼吸。
“共情是譚德塞身上一個非常重要的能力。他是一個感情豐富的人，”基克佈施說道，現在判斷他的任期還為時過早，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全心全意地融入其中。”
-本文作者凱 •庫普費施密特（Kai Kupferschmidt）是《科學》雜誌駐德國柏林的特約記者。-
本文選自《世界科學》雜誌2020年第3期“科學家在工作”欄目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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