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伎樂》:詩與史的精神對話

《二十四伎樂》:詩與史的精神對話

彭志強近些年一直在嘗試做一件事,那就是用新詩演繹古代歷史和文化。前幾年詩集《金沙物語》出版後,詩壇就有評價說彭志強的創作使“詩歌又多了一種功能:讓過去的歷史重新說話”,這是很有見地的觀點。確切地說,在彭志強這裡,過去的歷史“重新說話”,用的是新詩這種特定的“說話”方式,並且歷史也不是在自說自話,而是與當下現實、當代人進行持續的精神對話。詩人最近創作的《二十四伎樂》,即是他在詩與史之間展開文本交流與精神對話的最新成果。

詩集《二十四伎樂》由長詩《將軍令》、組詩《風吹永陵》和《二十四伎樂》三個部分構成,在這三個部分中,詩人分別對蜀皇帝王建傳奇一生、中國首個地上皇陵永陵以及唐末五代前蜀宮廷樂舞進行了解密,既展示了古代歷史中獨具詩性特色的一面,又讓人在遠逝的過往裡窺探到曾經歲月的芳華,咀嚼歷史煙雲的餘韻,並啟迪人們用歷史來映照當下,從而獲得更為豐富而新鮮的現實認知。

用新詩這種現代文體來演繹古代歷史,並非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因為新詩的現代性指涉與古代歷史攜帶的古典性精神特質之間,有著不小的牴牾與隔閡。不過,歷史總是多義性的,這意味著歷史與現代之間並非勢不兩立,而是存在著溝通和對話的極大可能。為了成功實現詩與史的精神對話,彭志強合理採用了幾種行之有效的表達策略,首先是以現代人的眼光和思維解讀古代歷史。如前述蜀皇帝王建少時“盜驢”事:“暗疾,來自一次盜驢。/月亮是他的作案工具。//聽說有人在白天指鹿為馬,/他就偏偏在夜晚讀鹿成驢。//賊,這個字,他並不認識,/更離心臟很遠。//有黑夜這件寬大的外衣掩護,/順手牽驢,心虛,卻不虛空。//英雄多是自尋出路。/日出之前,他得完成正常的心跳。//因為一日三餐,鍋裡碗裡瓢裡/全靠這隻驢來拯救失眠的鹽。//偷別人的驢,讓別人無驢可吃。/他用鹽的無辜發明另一個無賴。”(《盜驢》)詩人將王建小時的無賴成性解釋成“讀鹿成驢”,解釋成並不認識“賊”這個字,還說他“偷別人的驢,讓別人無驢可吃”,這些都是現代人的機智與幽默在解讀歷史時的靈活體現,生動折射著詩人審視歷史時的現代眼光與思維。在《二十四伎樂》這部詩集裡,體現現代人機智與幽默的詞彙與詩句比比皆是,幾乎可以說,以現代機智和幽默重述古代歷史,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彭志強詩歌詩意生成的某種內在機制,這種內在機制,也處處凸顯了詩人解讀歷史時的現代視野、現代眼光和現代思維。

意大利美學家、歷史學家克羅齊有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在古代歷史中尋找和發現當代意義,也構成了彭志強在《二十四伎樂》中重釋歷史、進行詩史對話時的基本著力點和重要思維指向。在《近水》中,詩人寫道:“近朱者赤,就在於近。/赤紅捷徑,是硃砂繁衍的近水。//近墨者黑,也在於近。/黑夜這個大硯臺,是墨汁磨出的近水。”這就是對一段史實的感嘆,也是對一個成語的現代賦意,同時也警醒人們:要與那些是是非非的東西保持適當的距離,否則就將受其浸染,汙毀自身。

《二十四伎樂》是對歷史的詩意讀解,但詩人述說歷史時的時間設置,並不是簡單的、一維的,不是將時間維度一味拘限於古代,而是多維的、立體的,是在古代與現代的雙重時間維度中隨意穿梭,自由往來。歷史與現實由此產生了頻繁對話和交互作用,詩歌的意義空間和人文景深也得到了全方位拓展。在我看來,詩人對時間所作的如此設計,是不乏深意的。我們知道,歷史總在不斷流變,歷史劇中的人物也如走馬燈般地在不停更換,但有些東西是不變的,比如人類喜怒哀樂的情感經驗、人類被慾望和期待所糾纏的心靈世界,這些總是在歷史的風雲變幻中一以貫之的。《二十四伎樂》中,詩人有意要在古今交互的雙重時間維度中來重述歷史,正是為了藉助古與今的多把尺子,立體地丈量人類情感的幅域和人類心靈的深廣度,有力地塑造人類精神空間。如《琵琶伎》《吹葉伎》《吹笛伎》《吹簫伎》《吹貝伎》等詩,詩人既述這些伎樂工原有的工作情貌,又想象他們曾經的宮廷生活,同時也描繪他們留給今人的歷史陳跡,顯得格外豐富而立體。在古今的互照與互釋之中,藉助對古代宮廷的伎樂群像所作的精彩演繹,詩歌對人類情感世界與人類心靈空間加以藝術的呈現。餘音繞樑,蘊意深遠,給人不盡的咀嚼和回味。(文/張德明 作者系文學博士,嶺南師範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副院長、教授,南方詩歌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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