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疫情蔓延，經濟全球化的“回頭浪”席捲世界。
15年前，托馬斯·弗裡德曼出版《世界是平的：二十一世紀簡史》，描繪了激動人心的全球化的歷程。15年間，科技和互聯網加速了全球供應鏈的形成，世界確實越來越平。
同樣是弗裡德曼，新冠疫情暴發後，在《紐約時報》專欄上發表最新文章《全新的歷史分界線：新冠肺炎元年前與後》，再次談到了全球化。但這一次，他表達的是對全球化的擔憂。互聯工具使得世界互相連接，這極大地推動了經濟增長，但同時也意味著互相依存：當一個地方遭遇到麻煩時，這個麻煩會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傳播到更遠的距離、更深的層次。
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發佈最新數據顯示，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已超過240萬例。全球範圍內的頻繁人員往來等成為病毒快速傳播的重要原因，全球延伸的產業鏈也使疫情對經濟的衝擊很容易波及許多國家。
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呼籲美國企業回遷，日本撥款2435億日元幫助企業實現供應鏈的多元化……
在國家安全、資本流動以及民意等多方利益博弈之下，全球化進程將走向何方？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永年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一、回到上世紀80年代以前的全球化
新冠肺炎疫情之後，各國都會想方設法收回更多經濟主權，全球化方向會發生變化，即變為“有限的全球化”。
具體來看，這次疫情中，美國歐洲等發達經濟體，雖然具有最發達的醫療系統、公共衛生系統，但疫情發生後情況依然很慘烈，一個重要原因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球產業轉移，使得口罩、洗手液、呼吸機等醫療物資產業鏈大量轉移到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歐美國家自身的生產能力大幅降低。
中國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之所以能在短期內取得巨大成效，不僅緣於全國統一行動的制度優勢，也因為醫療物資產能相對充裕的經濟優勢。雖然剛開始醫療物資也曾出現短缺，但是隨著產能快速提升，目前供應已經基本緩解。因此，疫情之後，各國無論從國民生命安全還是經濟安全考慮，都會更多地把經濟主權掌握在自己手裡，全球化將轉變為“有限的全球化”。
事實上，從歷史上看，上世紀80年代以前的全球化也是有限的全球化，即每個國家都掌握自己的經濟主權，並在此基礎上進行貿易和投資。80年代後的全球化是更深層次的全球化，生產要素在全球市場進行優化配置。但此次疫情之後，全球化會出現回落，部分產業鏈將遷回西方發達國家。
二、中國將從“有限的全球化”中獲益
我不同意有人認為這是“去中國化”。“去中國化”是指美國等國家將其在中國的企業遷到越南、印度等其他國家。
實際上，美國等國家主要把境外企業遷回本土，遷出的區域不僅包括中國也包括其他國家。一些國家想投資分散化，即避免投資過度集中在一個國家，這也是正常的經濟考量。同時要看到， 歐美不會把所有企業都搬回本國，而是主要集中於兩個領域：第一，與國家安全有關的企業，這在中美貿易摩擦中已經體現出來；第二，與公共衛生醫療物資相關的企業。
從短期看，“有限的全球化”會對中國經濟產生較大沖擊。近年來，外貿佔中國GDP的比重都在30%以上，外資、外商在中國經濟中也佔有重要位置。此次疫情對中國 企業的影響至少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中國很多地方的企業復工之後，由於歐美國家的訂單減少乃至消失，無法恢復正常生產；其二，疫情結束後，隨著美國、日本等國家的企業遷出，將給中國帶來比較大的產業調整成本。
但從長期看，中國將從“有限的全球化”中獲益。一方面，西方產業不可能全部撤離；另一方面，西方企業撤離後讓出的國內市場空間，中國企業可以迅速佔領。目前中國是世界上產業鏈最齊全的國家，而且國內市場廣闊，“有限的全球化”對中國企業來說也可以是很好的機會， 不僅可以佔領西方企業留下的產業鏈空間，還可以向產業鏈中的高附加值環節發展。
“有限的全球化”下，美國、日本等國家即使將企業遷回本國，也是一個較長的過程，不可能在一年半載完成，對中國，比如具體到對廣東來說，會有一個緩衝期。要看到，外資企業來到中國的主要原因就是看中了中國市場，這些企業遷出後，就為中國企業騰出市場空間。特別是，珠三角是外向企業最集中的地區之一，在新的全球化格局下，可以藉機發展內需市場。
三、我們要提前思考企業未來的經濟佈局
疫情之後會是新的全球化階段，各國都會強化自己的“主權經濟體”，恐怕要回到80年代以前“有限全球化”的階段。這意味著，我們有一些產業鏈條可能要轉移出去，一些產品也可能要將主要目光轉向國內市場，這同時意味著製造業企業要在產業鏈上向上爬升、提高技術含量。
而在拉動經濟增長上，目前國內的思路大多還是圍繞著“GDP經濟”進行：一個是投資新基建、二是發放消費券、第三部分則是促進生產要素自由流動。
但從新基建目前的體量來看，很難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有力增長點。
現在有些人有一種“技術烏托邦主義”，認為通過技術就能夠解決一切問題。這種想法很不成熟。全球每個國家都在投入研發技術，但真正佔領技術高地的有多少？大量投入卻沒有技術產出的國家不在少數。這也是為什麼國內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火車頭”還是在老基建上的原因，新基建最多隻能作為一個發力點。
在我看來，中國這一輪發力的關鍵應當在於“軟基建”：通過發展醫療、公共衛生、教育、公共住房、醫院、老人院、都市停車場等等，增強社會軟實力。不解決“醫療、教育和住房”這三座新大山，窮人很難真正脫離貧困，中產階層就沒有制度基礎。
我們總是講拉動經濟要靠“三駕馬車”，但現在三駕馬車裡面，外貿因為疫情衝擊還沒站穩腳跟，基建在經歷過去多年的大規模投資後已經出現邊際作用遞減。要拉動經濟，只能靠消費拉動，這就意味著要進一步減少貧困人口、壯大中產階級，使得消費力得到完善的釋放。
事實上，中國為什麼在國際上強大？中國的強大體現在龐大的消費市場，美國的強大也是建立在它龐大的消費市場之上。
此外，東南亞有很多國家，面積、人口和經濟體量上比較小，疫情之後，關乎國計民生的產業可能會放在本國，但是不可能把所有的產業鏈遷回。就像我常說的“一個世界，兩個市場”，即世界上存在分別以中國、美國為中心的兩個巨大市場，東南亞不會放棄美國市場，但從產業關聯上與中國會更加緊密。
總結
疫情在全球持續蔓延，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正在受到波及，全球化有迴歸“經濟主權”時代的態勢；
疫情促使歐美更強調自身的“經濟主權”，全球化將受到抑制，可能會迴歸到上世紀80年代之前的國際貿易形式，部分產業將向本國迴流；
從短期看，這將為中國帶來較大的產業調整成本；但從長期看，部分產業回遷將在客觀上讓出市場空間，有利於中國企業補充替代，進而向產業鏈上的高附加值環節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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