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中國內蒙古的14歲姑娘塞尼婭(Sainiya)，怎麼能應付歐洲寄宿學校的生活?愛爾蘭一所名校負責招生工作的一位女士提出的這個問題，讓塞尼婭的父親、身在北京的出版商賀雄飛感到難以置信。
“從3歲開始，她就在寄宿學校上學了，”他說，似乎這一點能回答上面的問題。但事實是這樣嗎?
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中國家長為孩子選擇海外的教育，希望他們在健康的環境中，以自由和民主的價值觀為基礎，學習世界級的技能。賀雄飛便是其中之一。
他也是將孩子送去“託兒所”的數百萬家長之一。這種傳統始於1949年的共產黨革命，只有3歲大(有時甚至是2歲)的孩子一週都待在學校裡，有時會回家過週末，但並非總是如此。
在聖哥倫比亞學院(St. Columba’s College)的那一年裡，除了不喜歡那裡的食物，塞尼婭似乎適應得很好。但這個結論恐怕並不明確，因為比起對水煮蔬菜的厭惡，情感創傷更難察覺。
在中國，新一代受過西方教育的年輕精神分析學家擔心，幼年與父母或主要看護人分開的做法，給數百萬中國人造成了深刻而隱秘的創傷。在這裡，一代又一代人都認為，這樣做是正常的。
這些專家認為，早年與家人分離作為一種有文獻記錄的心理學現象，在成年後造成了情感問題，他們可能無法形成健康的家庭關係。覺得幼時遭到拋棄的他們，會深深地覺得自己沒有價值，感到沮喪。
下個月，國際精神分析協會(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認證的分析師劉翼靈、北京大學的鐘傑博士和倫敦塔維斯托克中心(Tavistock Center)的王虓博士將在北京大學舉辦兩場公開講座，以及一場名為“精神分析中的早期分離”的研討會，研討會將持續四天時間。他們試圖以此幫助修復中國的心靈。這些活動面向的是那些希望更深入地瞭解自己，以及考慮以精神分析為職業的人。
那場革命結束後，為了給家長，尤其是母親們騰出時間，讓他們能離開家門去工作，中國修建了許多“託兒所”。讓母親們走出家門是解放女性這個官方目標的一部分，但實際上是為了滿足共產黨的需要。
在1958年到1962年的大躍進時期，這種現象達到了頂峰。當時，毛澤東下令中國實行農業合作化和加大工業生產，從而超越美國和英國，於是許多孩子被送去了寄宿學校。
在《毛澤東的大饑荒》(Mao’s Great Famine)一書中，歷史學家馮客(Frank Dik?tter)記錄了當時幼兒園駭人聽聞的情況。飢餓、疾病和翫忽職守的現象相當普遍。
如今，把孩子留給祖父母撫養，好讓承受著巨大經濟壓力的父母長時間工作的做法，在文化上也被人普遍接受。但劉翼靈稱，這種做法可能也會造成分離創傷。
“所有人都說爺爺奶奶帶孩子沒問題，”她說。“但患者告訴我的情況卻不是這樣。他們和我說，當時真的很想爸爸媽媽。”
中國的家庭不再會因為政治運動而分居多地，但現在的託兒所會產生什麼影響呢?在網上，家長們問道：“我工作太忙了，南京或上海哪兒有託兒所?收費是多少?”
中國約有5500萬名兒童被進城打工的父母留給了農村的親戚，興許一年只能和父母見一次面。他們的情況又如何呢?
無論是在農村，還是在城市的中產階級家庭，祖父母把孩子交還給父母時，孩子可能已經認不得父母了，這又是一種分離。“這真的是個大問題，”劉翼靈說。
在愛爾蘭那所學校，塞尼婭的變化很大，儘管她只待了一年。她瘦了，並且似乎很受同學歡迎。但她父親有些擔心。“你覺不覺得她談戀愛了?”他問。我不知道，我猜想塞尼婭也不會告訴他。
當先進的儀器已能成功地對人的大腦中的毛細血管施行手術時，人類心靈的疾病卻變得日趨複雜和嚴重起來，死亡的恐懼，情感的荒蕪，慾望的迷亂，無處不在的孤獨，被命運棄絕的焦慮......所有這一切心靈之患，如今正像瘟疫一般在現代社會的人群中蔓延開來。
事實上，不管承不承認，我們絕大多數人都不同程度地有過精神障礙和心理疑症，都需要尋找心靈的慰籍和支撐。因此，當心理治療已成為人們的一種熱門職業和日常需要時，用不著驚異，人類正在探尋著自己的救心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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